今天是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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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

 

黄玉顺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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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良知问题

——四川大学讲演

2003314  

黄玉顺

 

 

主持人

我是高小强副教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黄玉顺教授为大家做讲演,同时欢迎大家的光临。黄教授是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文字功底深厚,曾做《易经古歌考释》。后师从中国社科院的蒙培元先生,以一部三十余万字的专著《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结束自己的博士生涯。他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中西融贯。大家从他的讲演中可以明白我所言非虚。

    黄玉顺

    感谢高老师的介绍,欢迎大家的光临。我目前正在进行阳明心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对这个问题我很慎重,至今未发一字。但今天我好象不得不“发表”了。(笑)希望大家多提启发性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良知”一般与“良心”同义,英文有两种翻译法:conscienceintuitive knowledge 。第一种译法conscience是指的道德心,从哲学层面上看,这就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重要的本体概念放在了一个较低的道德哲学层面上,把它放在伦理学的范畴内了,这是不对的;第二种译法intuitive knowledge是指的直觉的知识,在哲学上,一方面有直觉主义的倾向,一方面把传统的良知理解为知识,代表了一种知识论的西方传统观念,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中国人在谈良知问题时,会把西方强大的知识论传统带进来,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我们要破除现今日常的关于良知的说法。

  为什么要重提“良知”问题

    我简要回顾一下儒家良知论。“良知”最早由孟子提出来,而且只有一句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以后,儒家思想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没有人专门讲良知,直至明代,才有阳明子重提良知。(王守仁因他曾在阳明洞修道,故自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这是由于自明代中叶以来,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当然也有人说中国的近代化应追溯至南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思想,是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的。阳明心学的兴盛,被满清入关所打断,政治高度专制,回到了中国的中世纪,阳明学因此衰落。再次的兴盛,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再次启动。阳明子的学术思想虽然有变化,但比较一贯的主要讲是良知。他文治武功,戎马倥偬之际,随时不忘讲学,也就是讲良知。有一个乡绅请他讲学,问他:“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用原话回答:“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认为那个时代所缺乏的就是良知。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提良知?余平教授有一句名言:“如果哲学没有意义,十年前我就卖烟去了。”(笑)哲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是极为重要的。今天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问题,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想把它们归结为两点,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两种最重要的感觉:羞耻感和敬畏感。

我的一个朋友张钊,在网上发过一个帖子《重读〈狂人日记〉》,大意是说: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狂人看书,足足看了一宿,才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来。这就是说,那个时代,虽然不乏“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但毕竟还是在暗中,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可是今天呢?过去羞于说出口的事情,现在已经大言不惭地说了,大张旗鼓地做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鲁迅先生的年代,吃人是暗中的,现在却是赤裸裸地吃人!这是个突出的现象。

以前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过去也有什么都不怕的人,但是他们怕天,怕天打五雷轰。今天的人们却完全失去了敬畏感。可以肆无忌惮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现象,一是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一是宗教信仰在某些层面有复兴的倾向。这说明了敬畏感是人的一种终极需要。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丧失敬畏感呢?有一种观点,从百姓到学者都有,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没有上帝。几年前,我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在火车上看到偏远的山区都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请一个西方的上帝来,才能解决问题?我不这样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轴心期大转型之后的走向是不同的。西方轴心期之后的上帝,类似于中国前轴心期的殷商时期的神;而轴心期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是走向世俗化、甚至无神论的。没有宗教的神学的信仰,是否就不能找到敬畏感呢?我认为能,就是良知问题。

面对当今世界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就全世界的思潮大势来看,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

1)沿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向走下去。按二十世纪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思路,似乎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今天的精神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对传统还没有解构到位,应该更加彻底地解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危机的发生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而走向了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例如,如何确定行为正当与否,其标准是在当下经验的个体好恶的判断,个体根据自己的好恶给自己定标准,这样就会导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样继续解构下去,就会走向伦理上的相对主义。所以,我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自己的主张:重建第一实体!重建绝对!

因此,(2)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重建传统。我可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只能失落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失落”了羞耻感和敬畏感,就意味着那是在传统中曾经本来有过的东西。当然,我们应该“重建”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我不主张所谓“回归传统”。传统至少在两种意义上是不可“回归”的: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如果说有一个摆在那里的传统,我们去回归它,那么,它恰恰是应该被悬搁起来的超越物,所以这样的回归是不应该的;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按其本来面目确切地回归传统,其实是不可能的。首先是不应该,再者也不可能。必须重建。

  为什么要选择先验现象学

那么,如何重建传统?当代人有当代人的时代特点。我们置身于当代语境,有我们的此在。因此,我们应该站在当今时代的哲学之思的水平上来重建传统。在我看来,这就是现象学。

    为什么选择先验现象学?它与阳明心学有什么关系?阳明心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

    首先,胡塞尔和王阳明的思想都是出自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的。胡塞尔曾经是作科学的,后期又写过一本《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他认为科学的危机,哲学的危机,以及一切的危机,根本就是“欧洲人性的危机”。进一步讲,之所以会形成危机,是因为欧洲失落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古希腊的特别是雅典的传统。结果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却离这个世界作为总体的意义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陌生。王阳明也看到了学术危机,那就是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支离”破碎的学风。对万事万物分解得越来越多,却离“道”越来越远。而这根本上也是“人性的危机”,是“心中贼”作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就是他关于人性的危机意识。

第二,为什么要选择“先验哲学”来谈这个问题,因为王阳明和胡塞尔都是先验哲学。从胡塞尔的观念来看,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现实世界是有问题的,就得重建意义世界,重建安身立命的世界。但现实世界充满了危机,是有问题的,它显然就不能作为我们安身立命、重建世界的依据。所以,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心学,首先要把这个现实世界放到括弧里面,悬搁起来。既然作为超越物的现实世界及其解释不能作为依据,我们别无选择,一定要回归内在性,这就叫做“还原”,也就是儒家的“反身而诚”。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什么是“先验哲学”。我们知道,先验的东西不是个体性、经验性的东西。但是,人们在理解先验时,一般情况下却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先验。如乔姆斯基认为,孩子在学习语言时,从个别的为数不多的言语现象,竟然能够获得一般性的语法规则,这是如何可能的?他以为这是先天的。所以他写了《笛卡儿语言学》。他以为这就回到了先验。其实,这是用经验主义的观念来理解先验,是把先验放在经验的、时空的、个体发生学的背景下来解释。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当代哲学视域下的阳明心学是什么样子?孟子提出了三个概念:良心、良知、良能。阳明所谓“良知”正是在这样三层意义上使用的。我把阳明的先验哲学思想概括成三句话:1、发动良知;2、发现良心;3、发挥良能。发动良知,我讲“良知与本质直观”;发现良心,我讲“良知与纯粹先验意识”;发挥良能,我讲“良知与意象活动”。

  发动良知:良知与本质直观

    良心、良知、良能,三者不是同义词,它们三者的关系大致是:良心在传统哲学中叫做“本体”,这个本体不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讲的本体,而是中国哲学讲“体用”关系的与“用”相对的那个“体”。有其体必有其用,然后发用流行,这就是良能。有一种良能,就叫做良知,在王阳明那里,这就是狭义的良知。这种良知本身就是良能的一个环节。良知通过本质直观,发现良心,“回到事情本身”,这就是孟子讲的“先立乎其大者”——确立本心。本心被遮蔽了、失落了,要使它重新澄明,要把它找回来,只有通过良知的本质直观。

胡塞尔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对峙,其实并不是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对峙,而是纯粹先验意识的内在的意向性结构。儒家的心学也有先验的内在结构,它是本体良心的发用流行的依据。它的发用流行,这就叫良能,就是仁、义、礼、知,孟子所说的“四端”结构。良能发用到了知的环节上,就有了狭义的良知,它是一种本质直观。

通过良知发现良心,这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相是一致的。良知为什么是直观?孟子讲,猛然见孺子将落井,于是心动,并且知道自己的良心到场了。这是当下即知的,不加思虑的。为什么是本质直观?因为他直观到的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东西,是具有普适性的。为什么本质直观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呢?因为所直观到本心既不是逻辑的所予,也不是经验的所予,而是自明的、自身所予的东西。

  发现良心:良知与先验意识

我们开始时说到,良心被人们理解为道德心,这是不对的。其实,被直观到的良心,它作为本体,不仅仅是伦理性的东西,而是为一切存在者奠基的本原性的东西。

    这里我想讲讲牟宗三先生的思想,这当代新儒家哲学的最高成就,在我看来,它是至今未被超越的。但是,牟先生对儒家传统的重建不能说是成功的。人们对此已有许多议论,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根本问题就出在对良心本体的规定上。他对于儒学的一个总的概括,就是“道德形上学”。这里,他把“道德心”视为形上本体,或者说,把儒家的形上本体规定为“道德心”。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形上本体乃是“绝对”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无对待的,没有东西足以与它并列;因此,它是无规定性的,犹如黑格尔的“纯有”,就是“无”。儒家所说的心性,就是这样的绝对本体。它是无规定性的,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唯其如此,心性才足以为一切奠基,既为道德心、伦理学奠基,也为认知心、知识论奠基。而道德心却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对的,就是说,它是跟认知心相对的。它是有规定性的,为形上本体所规定。认知心也为形上本体所规定。两者在一个共同的本体基础上互相对立。

由于把形上本体规定为道德心,牟宗三先生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道德心这样的本体,如何可能接纳认知心?如何可能接纳知识论?又如何可能接纳科学?为此,牟先生不得已,才设计了一个“良知自我坎陷”。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道德心为什么要谦退地让一步、接纳认知心?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一种道德至上主义。但是,且不说在实践上道德至上主义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即便在理论上,休谟早已指出过,在作为应然的道德判断和作为实然的认知判断之间是不可沟通的。

所以,被良知所直观到的良心,既不是认知心,也不是道德心,而是“无善无恶”、无真无假的“纯有”,在儒家,这就叫“至善”。道德心、认知心都是形下的层面,至善才是形上的。儒家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发挥良能:良知与意向活动

    王阳明的心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不是一种等同关系,而是一种可以对应的、可以比较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先验的,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把现实作为超越物悬搁起来,回到内在性,回到本心;然后有一个从先验到经验的展开,落实到经验世界中。如何回到经验的世界中去呢?这就是意向性活动,胡塞尔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对儒家也一样,就是发挥良能的问题。良能就相当于胡塞尔所谓“意向性”。

作为意向活动的良能发挥,也是一种本质直观。前面说过,本质直观的一个功能,就是发现良心,回到事情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良知具有认知的意义。但良知还有另一层意义:直观就是建构。即:良能的意向建构活动的方式仍然是直观。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思”。这个“思”不是说的理性思维,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直观;但它与发现良心的直观不同,它是建构性的。

本体良心的具体的发用流行、展开,就是良能。作为体的是良心,作为用的是良能。良能的意向结构,就是孟子讲的四端:仁、义、礼、知。(1)良能归根到底就是能爱,也就是“仁”。(2)仁的进一步展开就是“义”,这就是儒家正义论的最高原则。具体的伦理规范可能有冲突,象哈姆雷特就面对两个伦理原则的冲突:一则是作为儿子应该为父亲报仇,再则是作为儿子也应该爱护母亲。具体的伦理规范是变易的,而儒家有自己的更高的原则,就是义的原则,这是不变、不易的。当然,义也不是最高原则,而是由仁奠基的。孟子讲“居仁由义”,就是:从仁进一步往形下落实就是义。(3)再进一步落实就是“礼”。礼是一切具体的制度建构、规范建构的总称。仁义与礼的关系就是一和多的关系,先验和经验的关系。仁作为本体是先验的,没有进入时空,进入时空就是义、礼。义有一个具体时空中的适宜原则,故孔子讲礼有损益。(4)然后进入“智”,相当于西方的“反思”,孟子讲的“思”也是一种直观的反思。

反思什么呢?反思良心及其良能,也就是说,这种直观的反思其实就是作为本质直观的良知。这样一来,作为儒家心学的内在意向结构的四端,就是一个看起来是“循环”的结构:良知发现良心,良心发挥良能,良能发动良知。

    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就是良能的全面发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无不格矣!”首先敞现良知,让作为本体的良心到场,以它作为主宰;然后返回到事事物物,就体现为良能。从形上往形下走,其结果就是“事事物物无不格矣”,即事事物物都与良知同在,这就是重建世界。

王阳明还经常讲“知行合一”。通常按我们的日常经验,似乎应是先知后行,但这是不对的。知与行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例如老人夸小孩,说:“这孩子特别知道疼人。”而不说:“这孩子特别疼人。”他一定要加上一个“知道”。这就是说,能行必是已知,而不能行则是未知。知而后必然能行,如果一个人不能实际地做,就不是真正地知。

    最后谈谈“王门四句教法”,作为一个小结。王阳明临死前,与两个高足弟子在天泉桥上论道,给自己一生的学术实践做了一个总结。这就是有名的“王门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也可以说是阳明自己的“晚年定论”,把一切都说完了。其一,“无善无恶心之体”讲的是本体良心,是一种没有善恶之分的本然的至善的心体,纯然天理。其二,“有善有恶意之动”指意念所发之处,良知没有到场,不知善恶,这样,心体的发用可能善、可能恶。这就需要运用我们的反思能力,进行良知的本质直观,这就是其三“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自然知道善恶,这是本然固有的良能。我们有了这个“知”,当下去“行”,也就是发挥良能,重建生活世界,这就是“为善去恶是格物”。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了。谢谢!  

记录整理者:崔罡、石永之

首发:中国儒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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