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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我关于“生活儒学”的第二个论文集,收录了我最近三年所发表的相关文字。这个文集可视为我这十年来的思想探索的一次总结:从1997年到2000年的三年间,我分别对中国哲学尤其儒学、西方哲学尤其现象学进行了系统的研读思考[1];大约从1999年到2004年的五年间,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儒学”思想,有关的文字,此前都已收入了第一个论文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2];从那以后,我继续在这条思想道路上行进(其间于2005年完成了一本著作《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3]),陆续发表了若干文章,这里汇辑的就是我从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的文字。

这些文字包括以下五个部分,这里略作说明:

    一、生活儒学的阐明

    自2004年5月正式提出“生活儒学”这个名目[4]以来,我写了5篇正面阐述生活儒学的文章,都已收入文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正面阐述生活儒学的以下5篇文字:

    1.《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此文原是我于2006年4月11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一次讲座,这个正式本文是事后由我的研究生崔罡、杨生照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这个讲座意在揭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生活儒学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亦即生活的大本大源上重新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这篇文章与本文集的最后三篇文字,可以视为我对于所谓“现代性反思”的一种反应。

2.《生活与爱——生活儒学简论》:此文是我于2005年11月19日在四川宜宾学院的一次即兴讲演,这个本文是事后由我的研究生杜霞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讲座意在说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爱”的观念;此爱乃是生活的情感显现,而生活是存在、而不是存在者;是生活与爱生成了一切存在者,生成了人与物、主体与对象。当时面对的听众主要是本科生(以及少部分研究生),所以,这其实是我对生活儒学、尤其是儒家“爱”的观念进行一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宣讲的尝试。

    3.《论儒学与哲学的关系》:此文是我对任文利先生针对生活儒学的批评[5]所做的正式回应。文章意在阐明:仅仅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为出发点的思想方式,未能进入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必须首先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本源上,才能解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立是何以可能的;在这种本源上,生活儒学不仅要重建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要重建作为形而下学的知识论、伦理学。

    4.《“价值”观念是何以可能的?—— 基于“生活儒学”阐释的中国价值论》:此文原本是向“第八届全国价值哲学研讨会”暨“第一届东亚价值哲学研讨会”(北京2006年11月)提交的论文。文章意在阐明:“‘价值’观念何以可能”是今日探索价值论问题的基本的发问方式,这种追问所指向的不是任何形而上的、或者形而下的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因此,这样的发问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当代重建,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任何原教旨主义式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存在即是生活,因此,生活及其仁爱情感显现乃是一切存在者的大本大源所在,也是价值论建构的源头活水所在。

    5.《谈谈“生活儒学”以及公民道德问题》:此文是我于2005年11月四川宜宾学院举行的、由香港和内地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会议上的一个即席发言的录音整理稿。当时之所以要谈生活儒学,是应会议主持人的要求。由于是一个即席发言,对生活儒学的阐述并没有充分展开;但这个发言的意义在于:对公民道德问题的思考是生活儒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向度。

    二、生活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

    所谓“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是我在学理上进入生活儒学的一种“路数”;换句话说,正是在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当中,我才获得了“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的现象学化,恰恰相反,生活儒学的建构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对现象学的批判;生活儒学的“生活-存在”视域,乃渊源于儒家思想、中国文化的传统。我的上一个文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个文集的以下5篇文章也可以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1.《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此文最初是我于2004年2月20日在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的一次主题发言。文章意在提出一个研究纲领: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在当代思想前沿的观念上,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的重建意味着:首先回归生活感悟这个大本大源,这是历时地回归轴心时期乃至前轴心期的原始儒学,而实质上则是共时地回归我们当下的生活;然后在这样的源头活水上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2.《论“观物”与“观无”—— 儒学与现象学的一种融通》:此文其实是拙著《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附论一《汉语“观念”论》的下篇“念出于观”的改写。文章意在辨正“观念”这个词语在汉语中原有的观念,指出“观”有两层不同的意义:“观物”是有所观之观;“观无”是无所观之观。观物之所观者,或者是形而下的存在者、“万物”,或者是形而上的存在者、“道之为物”,故有所观;而观无之所观者,则是存在,也就是“无物”、“无”,故无所观。在儒家思想中,这种“无物”的存在,就是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而观无作为无所观之观,实质上是一种生活领悟。

3.《论“仁”与“爱”—— 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此文与下列二文共三篇,乃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儒学与(舍勒)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系列论文(批准号SC06B017),意在根据儒学的观念,对舍勒的情感现象学观念作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此文是儒学的“仁”观念与舍勒(Max Scheler)的“爱”观念之间的比较,意在辩明:舍勒的“爱”是奠基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本源性;舍勒的“爱”是精神人格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生活情感性的;舍勒的“爱”是在者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存在性的。

    4.《论“恻隐”与“同情”—— 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此文是儒学的“恻隐”观念与舍勒的“同情”观念之间的比较,意在辩明:恻隐即爱、或爱的原初显现,而非与爱对立的“低级”情绪;恻隐并不基于认知、或“再感知”;恻隐不是“再体验”、即不是“参与”到对象的体验中;恻隐也不是“价值盲”,而是价值的源泉。

    5.《论“一体之仁”与“爱的共同体”—— 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此文是儒学的“一体之仁”观念与舍勒的“爱的共同体”观念之间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大学》“明德”的本源性与舍勒“爱”的人格性、《大学》“亲民”的差等性与舍勒“爱”的等级性、《大学》“至善”的一体性与舍勒“爱的共同体”,辩明:阳明阐释《大学》“一体之仁”的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却渊源于孔孟的本源性的生活情感观念。

    三、孔孟儒学的生活儒学诠释

    这个部分的3篇文章,是我依据生活儒学的观念而对孔孟儒学的某些方面进行的重新诠释:

    1.《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何以可能?—— 依据生活儒学的阐明》:此文讨论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其着眼点不是“孔子仁学”本身如何、甚至也不是其“现代意义”本身如何,而是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何以可能”,亦即以承认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为前提、而进一步追本溯源,揭示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得以成立的缘由:孔子是如何在生活情感本源上为自己的仁学“奠基”的,这种奠基性的观念何以可能容纳“现代性”。

    2.《“刑”与“直”:礼法与情感——孔子究竟如何看待“证父攘羊”?》:此文实质上乃是对近年来可以说是毫无结果的所谓“儒家伦理争鸣”作出的一个反应,意在指出:孔子不是反对“证父攘羊”,而是反对将其归结为“直”;按照孔子一贯的思想,在礼法问题这样的形而下的观念层级上,他同样会赞成“证父攘羊”;但这里所谈的是“直”的问题,即本源性层级的仁爱情感问题;借此攻击孔子思想的人,其实是犯了与叶公同样的错误,而与孔子思想发生了错位,这是由于人们不懂得孔子思想的观念层级性:仁爱之情之“直”乃是一切的源头活水;正是在这种大本大源上,一切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包括礼法)才得以建构起来。

    3.《恻隐之“隐”考论》:此文是一篇训诂考据性的文章,意在说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说的一种情感;恻隐之“隐”是一个假借字,本字是“慇”,其本义是伤痛的情感;恻隐并非一种单纯的情感,而是复合的情感,即是“恐惧伤痛不忍”这样一种情感转换过程;这种情感乃是儒学的整个理论建构的本源所在。

    四、现代儒学的生活儒学审视

    我对中国哲学史、儒学史的研究,一向特别注意两头:一头是原创时代的孔、孟、荀的儒学;另一头则是现代的儒学,即广义的“现代新儒学”和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这是因为:这两头正好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观念大转型。后一方面的文章包括以下4篇:

    1.《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此文是我主持的一个集体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之产生、发展与影响研究”)的最终成果、亦即我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一书[6]的导论,意在说明:目前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思想视域的问题;当代思想已经超越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视域,进入了“存在-生活”的思想视域;在这种视域下重新认识现代新儒学,其特征在于:就其产生而论,现代新儒学渊源于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样的历史境遇;就其发展而论,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处于从现代性向当代性的转折,具有一定程度的走向“当代主义”路向的可能;然而就其实际影响而论,现代新儒学毕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言说,因而毕竟错失了“生活-存在”的视域。

    2.《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此文与我的另一篇文章《“文化保守主义”评议》[7] 可以视为姐妹篇,意在阐明:“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学,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之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3.《儒教与形而上学问题——对鞠曦、陈明、蒋庆的评论》:此文原是我于2005年12月在“儒学联合论坛”上发的一个帖子,起因是鞠曦与陈明在论坛上的一场关于“儒教”问题的论辩,鞠曦质疑陈明“即用见体”的形而上学预设何在,而我这个帖子作为对陈明、蒋庆的“儒教”观念的批评,可视为对近年来“儒教”问题争论的一个回应,意在追问: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建立、建立怎样的儒教、形而上学?我追溯到作为本源的生活情感的仁爱,进而提出“情教—诗教”的问题。

    4.《儒学与制度之关系的生活渊源——评干春松教授〈制度儒学〉》:此文是针对干春松教授的《制度儒学》[8] 所写的一篇书评,意在阐明:儒学自汉代以来的制度化及其近代以来的解体、制度的儒学化等,这些事情都渊源于生活,即渊源于生活方式的流变。

五、关于生活儒学的其它文字

    另外还有以下6篇文字,难以归入以上四类,然而在这些“非正式”的文字中,我也对生活儒学进行了一些重要的陈述,因此,我把它们作为本书的附录:

    1.《人天然是儒家——四川大学〈儒藏〉学术讲座》:这是我于2004年6月25日在四川大学的一次学术讲座,当时是即席演讲的,事后由王开队先生整理成这个文本。之所以收录于此,是因为这次讲演的主题“人天然是儒家”这个提法,后来广为流传[9],人们或赞成、或反对,但往往是基于对这个提法的意谓所存在的误解。我所谓“人天然是儒家”的提法与生活儒学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与我的另一个提法“儒家没有新的,而儒学却是常新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之所以说“儒家没有新的”,正因为“人天然是儒家”,这是与生活儒学的“生活情感”观念相对应的——人天然是爱的存在者,而惟有儒家在言说着这样的本源性的爱;然而之所以说“儒学是常新的”,则是因为儒家在进行儒学的理论建构时,总是在因应着流变着的当下的生活问题,这是与生活儒学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观念层级相对应的。

    2.儒学与现象学的分野——关于〈生活儒学导论〉的对话》:这是我2004年7月18日回复我的研究生杜霞的一封电子邮件。杜霞所提出的若干问题,是针对我关于生活儒学的第一篇正式文章《生活儒学导论》而发的(当时此文尚未刊发)。在这封信中,我对现象学进行了初步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我后来的一系列文章中陆续展开。

    3.《关于“生活儒学”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哲学系“儒学研讨会”现场录音》:这是我于2005年3月12日在四川大学哲学系“儒学研讨会”上的一次主题发言之后,与会者讨论的录音记录整理稿,文稿的内容涉及我当时对于生活儒学的一些理解与解说。

    4.《“隐士”与“后现代”—— 专访四川大学哲学系黄玉顺教授》:这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何晓鹏先生于2006年10月对我的一次专访。我的核心观点是:所谓“后现代”其实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内涵现象而已,而当今所谓“隐士”也不外乎是一种现代性生存的人的生活样态而已。这篇访谈的内容,与下一篇文章《隐逸——在历史夹缝中的逍遥》的内容相互呼应。

5.《隐逸——在历史夹缝中的逍遥》:此文是应《科技与生活·财富生活》编辑部的邀请而作,意在解释当今世界、中国社会的某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中所存在的某种“隐逸”现象。所谓“在历史夹缝中”是说的在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现代性生存,而所谓“隐逸”其实是这种现代性生存的一种表现。此文可与上一篇访谈《“隐士”与“后现代”》配合起来看。

6.《事件与自觉:生活与儒学——论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这是我在成都举行的事件与自觉:现代中国与美术现代性”学术研讨会(2007年9月9日—12日)期间的若干即席言论的录音记录,这个文本是由周瑾先生整理出来的,标题是我这次拟定的。这些言论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透过生活儒学的观念来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及“民族性”等等问题。

    这个文集的编辑完成,标志着我对儒学与生活之思考的一个阶段的完成。但这远非最终的完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是吾所以自勉。


[1] 这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蒙培元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

[2]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3]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此书的内容是我于2005年5月为四川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做的一个系列讲座。

[4] 参见《关于“生活儒学”的一场讨论》,见文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5] 任文利:《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6] 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7] 黄玉顺:《“文化保守主义”评议————回复陈明的一封电子邮件》,载《学术界》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第12期全文转载。

[8] 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干春松教授在其《制度儒学》一书的“后记”中说:“我个人十分喜欢黄玉顺的一句话‘人天然是儒家’,原因是儒家所讲的都是人之常情。”(第335页)他后来又在四川大学哲学系“儒学研讨会”(2007年9月9日)的讲座中说:“‘人天然是儒家’、‘儒学复兴运动’等等,这些说法黄玉顺教授都用得很早,现在基本上也就成为通用的名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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