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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生活儒学”以及公民道德问题

黄玉顺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关于“生活儒学”的一些基本想法。不过,生活儒学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是难以阐释清楚的,所以,我只能很简要地介绍一下。

最近几年,我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儒学的思想。我之所以提出“生活儒学”的观念,是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具体而言,是对如下三个前提性问题的关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弘扬儒学?怎样弘扬儒学?在弘扬儒学时应该警惕哪些倾向?

这些问题跟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公民道德”问题有着必然的关联。下面就简要地谈谈我的想法。

在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生存境域下,我们为什么要弘扬儒学?这是首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广大青年来讲,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2003年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场复兴儒学的运动,我称之为儒学的“一阳来复”。回顾历史,从“五四”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三分天下”的思想文化格局: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这三派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思想斗争;而到了今天,在我看来,这三派都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走向“共同的传统”。

举例而言,去年12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开的一次会,在我看来,那是一次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会议,因为那是三派在历史上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来探讨问题。会议的副标题是“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而正标题就叫做“共同的传统”。[1] 这就意味着:三派的与会者既然接受邀请而出席了会议,那就或多或少都有着对于“共同的传统”——儒学的传统 ——的某种程度的认同。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似乎让人感到奇怪的现象:近来掀起的属于儒学复兴运动的读经运动,最先起来表示声援的,竟然是一些年轻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现象虽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本身显示出了一个事实:有差异的各思想文化派别,都在走向“共同的传统”,都在向这种共同的传统寻求思想文化资源。

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大陆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其话语表达,从“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到“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亲民”等等,越来越多地使用着中国传统的、尤其是儒家的言说方式。

    以上这些似乎都是表面现象,但是,我在这里想来探询一下: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这里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呢?

我经常说:我们“腹背受敌”。我们因袭着传统观念的文化负担;同时,我们又遭遇着后现代的文化冲击。但无论如何,我们最基本的历史任务,仍然是“走向现代性”。然而“现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现代性乃是一个民族性问题。譬如,西方的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呢?他们正是通过观念的现代化,首先认同他们自己的“二希”(古希腊、希伯莱)文化传统,而后再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转换。所谓文艺复兴,就是认同和转换他们的古希腊文化传统;所谓宗教改革,就是认同和转换他们的希伯来文化传统。而自“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屡遭失败,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就是因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要“打倒孔家店”,要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他们完全不懂得一个道理: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涵项。

这里的“民族”,nation,准确的翻译是“民族国家”,乃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既不是前现代的“民族”,nationalities、或者ethnics,也不是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s。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我经常讲:这个nation,不仅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而且是理解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史的一把钥匙。所以我说:中华民族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现代性的范畴。用这样的观点来衡量我刚才所列举的种种现象,我们才可以理解当前大陆儒学复兴运动的由来:现代性的诉求必然寻找民族性的表达。

所以,我认为,在复兴儒学中,我们要警惕、坚决反对两种倾向:第一、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反对这种倾向,因为它是反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性的,它会导致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分裂。第二、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我们也一定要反对这种倾向,因为它是反现代性的,它会导致反科学、反民主,导致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衰败。

比如,我们今天这个会议所讲的“公民道德”问题,我们应该问一问:难道儒家在过去任何时代里所建构的所有具体的、因时而异的道德规范,我们都必须全盘继承吗?这是没道理的,也是行不通的。例如,有的儒者在“政治儒学”这个层面上,试图重新请出一个皇帝来。这怎么可能?简直是荒诞!何况,这也违背孔子提出的“礼有损益”的原则(《论语·为政》)。[2]

在我看来,作为形而下学[3]的道德规范的领域,在今天是必须予以重建的。社会规范的领域,在儒家的话语中叫做“礼”。我们知道,孔子主张“礼有损益”。那么,礼是凭什么来“损益”的呢?是根据“义”的原则来损益的。那么,“义”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儒家的观念中,“义”有两种基本的含义:其一是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自“仁”,来自“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的生活情感。这就是孟子所建构的“仁—义—礼—智”的观念序列。其二是时宜性。古训的通常解释就是:“义者,宜也。”这种“时宜”,《周易》中解释为“顺天应人”的“时义”。(《周易·彖传》[4]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5] 因此,作为形而下学领域的道德规范,是必须要予以合乎时宜地重建的。

说到“形而下学”,这涉及到“观念的层级”问题。我所构想的生活儒学,就涉及到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

第一,首先是“形而下学”的问题。形而下学的领域涉及:第一个大的分支,是知识论问题,也就是“知”的问题,包括科学问题;另外一个大的分支,就是伦理学问题,社会规范建构问题,也就是“礼”的问题,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政治规范、等等,还有制度规范,涉及民主问题。总之,这两大分支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说的“人伦”和“物理”两个方面。

自康德以来,在知识论和科学层面的形而下学领域,我们可以发问:“科学何以可能?”在康德来说,那就是“纯粹数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这样的问题,被称之为“科学的奠基”问题。[6] 其实,在人伦的领域,我们同样可以追问:道德规范的建立如何可能?这和我们此次会议的主题密切相关,也即是“伦理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第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面那样的发问,就必然涉及到另外一个观念层级,那就是形而上学的、或者称之为“纯粹哲学”的层级。为科学奠基,是形而上学的事情。例如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范畴表的形式为科学奠基。但是,形而上学这样的层级本身,同样也面临着追问: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于是就有:

第三,本源的问题。这属于二十世纪思想的一个最前沿的领域。当然,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还是康德,即康德所问的第三个问题:“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7]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并未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康德所采取的路径,仍然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仍然是主体性的理性,仍然是在思考“存在者整体”、或者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8]

所以,二十世纪的思想是在整体地发问:科学如何可能、伦理如何可能;形而下学如何可能、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不论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下学,所思考的都是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于是,我们的发问就变成了:存在者何以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存在本身,回到那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存在本身。这才是最本源的一个观念层级。这样一个层级,也就是我的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本身。

这就是生活儒学所涉及的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也就是我的生活儒学构想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下面,“回到事情本身”,我会用儒家的观念来阐释作为“无”的存在本身、也就是生活本身。

在我的构想中,“生活”这个词语完全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以概念的方式来理解生活,那就是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1[9] 生活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存在者,不是一个物。生活就是存在本身。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表达: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

在这个层级上,我的生活儒学会谈到:生活本身;生活的本源情境(共同生活);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去生活)。这样一种前形而上学的、前概念的、前对象性的生活,才是儒家所说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

对于这样一种生活,我们只能用诗性的语言来言说,所以,孔子特别重诗,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里,首先是诗。我们的修养一定要从“诗”开始,因为诗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的显现。所以,说到公民道德教育问题,在儒家看来,可以说:礼教不如诗教,道德教育不如情感教育。

这种最本源的情感,首先就是儒家所讲的“仁”,也就是“爱”。众所周知,儒家传统的核心思想,就是“仁者爱人”。(《论语·颜渊》[10] 每个人天然地就会爱,只不过往往被“物蔽”、“茅塞”了。然而,爱是什么呢?爱不是“什么”。爱不是个东西。爱就是存在本身,也就是“无物”,也就是“无”。人天然就是有情感的,会爱的,这就是他的“良知良能”。这种纯真的、真诚的情感,乃是生活的显现。

因此,儒学的重建,首要的就是:回归生活。然而,生活本身在显现着。生活本身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样式。这也就给出了历史、文化、社群的可能性。历史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历时性显现样式,正如文化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共时性显现样式。所以,今天儒学的重建,首先就是要顺应今天的生活样式,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现代性的生活样式;否则,儒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总之,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儒学,绝不是历史上现成的某家某派的儒学,因为那是没有时宜性、正当性的;而是重建的儒学。我们首先要回到源头上去,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最基本的生活情感、仁爱本身。只有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学,才能顺应我们今天的生活样式,才能既避免全盘西化派的倾向、也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才能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原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本文是作者在“第一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四川宜宾2005年11月18日--22日)的一个即席发言,根据当时的录音记录整理,加上了若干注解。

[1] 儒学联合论坛(www.tomedu.com)。

[2]《论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1版。原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3] 所谓“形而下学”,就是在形而上学基础上建构的两个基本的领域:知识论、包括科学;伦理学、包括道德规范建构。

[4]《周易》:《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1版。

[5]《孟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1版。原文:“孔子,圣之时者也。”

[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1960年,第1版,1997年第7次印刷,第41—42页。

[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1—42页。

[8]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1999,第2版。

[9]《老子》: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7。

[10] 原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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