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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然是儒家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讲座

王开队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古籍所会议室举行了《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的第七讲。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了我校哲学系黄玉顺教授担任主讲。黄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哲学专家,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以及中西比较哲学领域成果卓著,有专著《易经古歌考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以及其它一系列的论文。黄先生本次给我们带来的讲座主题是:“人天然是儒家”。

为什么说“人天然是儒家”?黄先生首先提出这样的疑问。在先生看来,乍一听见“人天然是儒家”,人们通常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一是怀疑的、否定的;其二是赞同的、肯定的。第一种是“正常的”反应,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儒家。而第二种虽然表示赞同,但并非真正明白了先生提出这个判断的意思。

那么,什么是儒学?先生以为,一种文化之中最为核心的是其哲学部分,故这里不妨谈“儒家哲学”。儒家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这里,先生所选择的切入点是孟子而非孔子,具体说,是孟子的“仁—义—礼—知”哲学构造。对此,先生的解释是:在孔子之后建构了儒家“形而上学”的,是孟子。因此,对于孟子这一形而上学体系的“解构”,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人天然是儒家”。

接着,先生解释了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纯哲学”。那么,什么可称之为纯哲学呢?实际上,当人们问到“所有的存在者从何而来”时,哲学便已产生。当问到“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的那个终极的存在者”时,人们不外乎有三种回答:一是世界、或者“物质”之类;二是上帝、或“天”;三是人的先验的“性”。但它们实质上都是先验的主体性、实体性,如黑格尔所言:“实体即是主体。”进行这种思考和工作的可称之为哲学家,而这种追求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追问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的那个终极的存在者,亦即追问作为所有的物的“本”“体”的那个物。《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是关于“道”的哲学,“形而下学”是关于“器”的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制度安排等等。

先生指出,之所以说儒家形而上学哲学是在孟子时才得以确立,是基于以下的理由:孟子将早期外在的天内在化、心性化,这意味着实体与主体的融合。这实际上是儒家形而上学的首次构建,这是因为,这个既是先验主体又是终极实体的东西,正是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的那个存在者。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轴心时代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构建,实际上是对本源的遮蔽。“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假如今天我们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对儒家的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建构进行“解构”,以重新获得源头活水。

顺着这一思路,先生接着分析。孟子提出的“仁—义—礼—知”这一形而上学架构,实际上是后世儒家形而上学的一个范本。那么,“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认定它是形而上学的,那么,它就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本源。对这种形而上学的“知”,只可能有两种理解:要么是对象性的,它是外向的对物的认识;要么是反身性的,类似西方哲学所谓“反思”。在荀子那里,“知”是对象性的。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所以知,物之理也。”这样一来,荀子就构建了全部知识论中最根本的基础,亦即“主—客”架构。但在孟子那里,“知”却是反身性的,“反身而诚”。这种建构是伦理学的,是指向人本身的。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形而上学的。假如人们认为“人天然是儒家”的理由在于人能认识对象、或者反思自己,那么,在先生看来,他自己的意思并非如此。“人天然是儒家”与“知”的形而上学构建毫无关系。

那么,“礼”又如何呢?先生以为,礼是泛指的形而上学建构当中的规范建构、包括制度建构。它不仅限于人际关系方面的规范,还涉及到知识的规范。先生指出,“人天然是儒家”并不是说人遵守了历史上儒家所规定的礼,因为礼是历史地变动的,即孔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礼有损益。”所以,礼并非儒家哲学建构中的“本”,而恰恰是其“末”。所以,“人天然是儒家”与礼无关。并且,当我们审视这一“礼”的构建时,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是“义”。

于是我们会问:“义”又是什么呢?先生认为,义就是儒家的正义论。“义”相当于西语所说的Just,意谓正义的、公正的、公平的、恰当的、适宜的等等。古代儒家言“义”时,“时”的概念很重要,在《周易》中,就是“时义”的观念。“时义”就是“时宜”,就是适应于我们所身处其中的时代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义”作为正义论原则,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形式,而它的具体内容是依时代而起变化的,这就是“义”的“时义”原则。何况,在儒家的形而上学建构中,“义”也不是根本的东西:“义”的构建是基于“仁”、亦即仁爱的。所以,“人天然是儒家”也不是说的“义”的正义论这种形而上学建构。

而“仁”又如何呢?在“仁—义—礼—知”建构中,“仁”显然是根本。当然,在荀子那里,很象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其哲学构建的基础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由此而及于人群、社会。这实质是一种动物状态。现代中国,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直到今天,流行的就是这种“动物哲学”及“禽兽伦理学”。而在孟子那里则是截然不同的,“仁”是形而上学建构的根本。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就在于其具有“仁义礼知”这么“四端”,而尤其在于“仁”。实际上,孟子建构了一套以“仁”为原初根据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仁”,孟子又称之为“性”,其实质也就是我们开头说过的既是主体、又是实体的那个东西,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的那个存在者。“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样的“仁性”或者“善性”,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先验设定。在这个意义上,先生指出,他所说的“人天然是儒家”也不是这个意思。

谈到这里,先生小结说:“人天然是儒家”绝不是说的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礼—知”那样的形而上学构造。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他宁愿承认自己决不是一个儒家。在传统观念里,“仁—义—礼—知”作为先验的形而上学设定,犹如胡塞尔现象学所说,乃是“自身给予”的,因而是不可再追问的。但是,我们今天必须对它提出疑问:这种形而上学建构何以可能?这种主体性的、实体性的设定何以可能?先生认为,这就是必须回到孔子那里。回到孔子那里,就是回到先于形而上学建构的大本大源,在先生看来,那就是回到我们的生活感悟本身。在孔子那里,这个本源还没有被蔽塞,孔子本身的思想就揭示了这种本源,那就是人们的生活情感、及对生活本身的感悟,这是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

为此,先生分析了“仁”的意义。在儒家话语中,“仁”具有丰富的层级性:有时是说的形而上学的“仁性”、“善性”,而有时则是说的作为本源的生活情感的“仁爱”。这种本源的仁爱并非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而仅仅是在生活中的自然而然的感触、情绪、感情。先生以孔子答宰我的对话为例,说明了他的思想。这段对话如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先生指出,这里,孔子说出了一个表达情绪的词:“安”。感到心安,这是一种典型的情绪感受。小孩何以能有心安的情绪?这本是生活中的常识:小孩感到不安而哭啼时,父母会把他抱起来,于是他便感到心安了。所以孔子才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父母怀抱婴幼,这是身体的亲密感触。对于孩子来说,怀抱的感触产生了心安的情绪,而正是这种心安的情绪才导致了对父母的爱的感情:“子也有其三年之爱于其父母。”那样的感触是如此的刻骨铭心,那样的情绪是如此的记忆犹新,使得我们不能不产生如此的爱的感情。假如父母新近去世了,我们就会由爱亲的感情而思及心安的情绪,由心安的情绪而思及怀抱的感触,于是自然而然地感到“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正是基于对父母的爱这种感情,并且根据当时的生活样态的时宜,人们才会作出“三年之丧”那样的礼制的制度安排。所以,当我们问:儒家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答案就是:这种作为大本大源、源头活水的仁,这种作为生活情感、生活领悟的爱。它是先于任何“主—客”架构、先于任何概念的,即是先于任何哲学、形而上学的。

黄先生最后总结道:人人具有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才说:“人天然是儒家”。这是因为,古今中外,惟有儒家揭示了这一生活本源,使其成为儒家形而上学的源头活水。

抛弃一切非抛弃不可的东西,保留一切非保留不可的东西,层层解构,以探本源,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在场虽有许多非哲学专业的师生,但在先生引人入胜之谈下毫无疲惫之感,两个小时已过,犹觉意犹来尽,足见先生之高明。

2004年6月25日


* 原载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儒藏通讯》第四期。这是黄玉顺应邀于2005年6月25日在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儒藏》系列讲座”所作的讲演,由王开队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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