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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

——在历史夹缝中的逍遥

黄玉顺

 

中国当今某些社会精英表现出来的隐逸倾向,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一种“在历史夹缝中的逍遥”。所谓“历史夹缝”是指的置身于“前现代”(Pre-Modernity)与“后现代”(Post-Modernity)这样两个巨大的历史板块之间。改革开放以来,短短30年间,中国社会正经历着西方经过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历史过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我们生活在前现代与后现代这样两个历史板块的碰撞与挤压之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情境——中国式的现代性(Modernity)。这是解读当代中国精神现象的一个基本要领。

后现代的精神倾向

20世纪以来,西方知识精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深刻的反思、批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思潮迅速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弥漫开来。本来,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现代性的凸显是从独立自由的个体性、即“单子性”的张扬开始的,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这是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精神。但是,现代性的制度化的现实结果,却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制度架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这种架构下,我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个体性,而是被制度化了。

例如,消费者被媒体“引导”,而媒体其实却是被制度“引导”的。生活于这种巨魔一般的架构之下,个人会感到一种压抑感、压迫感,甚至虚无感、荒诞感,于是产生逃避、乃至反抗的情绪反应。在思想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崛起的缘由所在。后现代主义者对各种“基础主义”的解构、对各种“中心主义”的拒斥,其实是对这种制度化现代性的一种抵制情绪;他们所倡导的“自我放逐”、“边缘化”,便表现为一种类似“隐士”的生活态度。这与古代的隐者极其相似,都是对现存的某种社会制度架构的一种拒绝和抵制,这就是古今隐逸的相通性,尽管两者所面对的社会架构是不同的。

前现代的精神气质

然而,在中国社会精英中最为典型的,是某种“前现代”的精神气质。表面上看,当今中国人似乎早已失落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隐逸传统。经过了从“五四”到“文革”的种种“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运动,中国人似乎早已“西化”、或者“不中不西”了。其实,这是一种极为片面的观察。中国人终究还是中国人。传统就在我们的当下,就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

我曾撰文指出: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涵项。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当今中国各界精英当中观察到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仅往往热衷于搜集古董、把玩文物,酷爱书法、喜好藏书等等,而且在其私生活中往往热衷于规避都市、逃离喧嚣,寄情山水、结庐田园,如此等等。这些嗜好、倾向都透露出一种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犹如古代道家隐逸文化的代表作《庄子》的篇名:“逍遥游”。这些社会精英似乎特别能够感受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绝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附庸风雅”,而有其更深刻的缘由:这种文化魅力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消解制度化现代性之压迫的管道。确实,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似乎扮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既是我们的遗恨,又是我们的至爱。

隐非隐

如此这般的前现代气质、后现代倾向,犹如两个漂移的地壳板块,挤压着我们的“现代”状况,使得每一个人似乎都是一束矛盾的存在。然而以上分析恰恰表明了:当今的隐逸者的“逍遥游”之所以是可能的,恰恰在于他们在精神上同时植根于后现代与前现代之中。因此,这些当代“隐士”并非真正的隐者,亦即并非彻底地“避世”、“出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当下的存在者,都是“现代”的创造者。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杯葛”,其实正是对某种更为真切的现代性的想往,这种现代性或许才是真切的个体性的实现。因此,他们的精神诉求,正如孔子所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 原载《科技与生活·财富生活》2007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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