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事件与自觉:生活与儒学

——谈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

黄玉顺

 

一、作为主持人的点评

黄玉顺:感谢干春松教授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说“很好的报告”,这不是场面上的话,我确实有此感受。根据我作为主持人的责任,应该评点几句。为什么我说的不是场面上的恭维话呢?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干春松的发言所涉及到的很多史实、史料方面的东西,我不敢妄评,他是专家;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关键词,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这个东西,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我们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那就是关于“国”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个人的理解(在我发言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按我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理解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史,当然也包括理解中国的现代史、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有一把钥匙是关键的,就是这个“国”或者国家的问题。我有一次去做一个报告,我问学生:大家说一下,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学生们异口同声: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我说:错了,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当然,nation这个词,有两种翻译方式,有的时候翻译成“国家”,有的时候翻译成“民族”。我注意到,最近这几年我们学界——也不是有意识地——都把它翻译成“民族国家”,这就是说,大家似乎有了这么一种意识:整个近代性、现代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和从某种维度上来看,其实是一个是不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干春松的这个发言是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一点(当然,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展开)。这种敏锐性,我不知道他是受到什么触发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会想到,干春松身处中国人民大学,我们都知道,人民大学成立了一个国学院,闹得沸沸扬扬的。不知道干春松的发言有没有这么一个背景,他的发言虽然没有涉及到他对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感觉和评论,但我感觉可能有这方面的关系。人大国学院自身可能没有意识到,它这个“国学”究竟该做什么。这是我的一点感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发言是非常敏锐的,体现了干春松教授的一种敏锐。

黄玉顺:谢谢曾亦教授。他从一种独到的角度来进行现代性反思,应该说是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观点。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独特,就是在国家与家庭之间,他是从两个层面上来说的:一个是从历史的事实层面来讲,国家和家庭之间曾经有过宗族这样一个中间环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如此,另外一个层面,我的感觉是,他似乎还带有一种价值判断:是不是应该有、或者今天仍然应该有这么一个中间环节?他下的价值判断,涉及到他本人对现实的一种关怀,比如他谈到,我们怎么来评价原来的生产队?生产队在农村、家庭和现代共和国的国家之间,应该是什么角色,或者曾经发生过什么作用?后来把生产队取消了,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从他的角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视角和观点,是很值得讨论的。

黄玉顺:谢谢洪涛教授。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充分展开。我仔细听了一下,他的基本观点还是很明确的,主要是通过对张之洞、严复和梁漱溟的观点的讨论,带出他自己的一种观点、或者比较鲜明的立场。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也就是说,文化和政治的分离问题,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文化和政治的分离问题,体现在梁漱溟那里,是人生问题和中国文化问题的分离。由此,洪涛教授也涉及到今天的我们,因为现在“文化保守主义”这个词语比较时髦,这就涉及到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分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是比较敏锐的。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都是值得讨论的,比如,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不是涉及到:文化上的现代性和政治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会议讨论的美术的现代性,到底是文化的现代性、还是政治的现代性问题?这是可以很自然地、顺理成章地提出来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二、作为论文发表人的发言

(一)发言

黄玉顺: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各位汇报一下我有关这个会议主题的一些想法。时间有限,不可能充分地展开,只能初步谈一谈一些观点性的东西。

我打算谈五个方面。首先,对我的论文的有关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的四点都会紧扣会议的主题,并根据我论文的内容做一些很有限的展开。第二点,我想谈一谈我个人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第三点是谈一谈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中国”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今天上午海裔先生谈得很好。第四点,我想谈一谈跟我的论文密切相关、也跟我们中国目前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动向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性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最后一点,我想更紧密地切合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谈一下我对美术方面的一些很粗浅的认识或者感想。说到美术,我当然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只能乱弹琴。

首先,第一点,我先说一下我这篇论文。论文的标题是“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副标题是“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我感到非常抱歉的是,我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新写一篇文章实在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在以前的文章里面找了一篇跟会议的主题最为切合的。这篇文章是我去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所做的一个讲座,行文方式太口语化了,因为当时是一个即兴的讲座,是研究生事后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所以行文方式不太学术化,不太规范。这是关于论文的大概的背景情况,我要表示歉意的。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我所理解的“现代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最核心的主题。我们知道,现代性这个问题,现在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热得不得了,所谓“现代性反思”已经炒了很久了。我们会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各种各样的说法五花八门,非常的多,但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里面,也是各种说法,五花八门。我这里想谈一下我自己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可能跟他们的谈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很不同的。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今天来谈论现代性问题,当我们谈到“现代性”这个词语或者观念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更加先行的观念带出来了。比如说,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在谈“现代性”的时候,首先就意味着所谓“后现代”和“现代性”这么一个对子,这是一个先行的观念。那么,这个先行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待会儿再说。另外一个已然带出来了的对子,就是“现代性”和“前现代”,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所谓“传统”问题。其实,在我们谈论现代性的时候,这些观念是先行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观念架构,就是: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这是从历时的角度看。而从共时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谈到“现代性”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另外一种先行的观念架构。这个观念架构是什么呢?比如说,西方和东方。我们知道,这是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什么“现代化意味着西方化”等等,诸如此类的讨论和争论是非常多的。我是在想,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历时的和共时的观念架构本身,是不是应该更先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我想谈一点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另外,我觉得还要做一种区分。我觉得我们会议的这个主题概括得非常好,就是“事件与自觉”。当然,我对于“事件”与“自觉”有我自己的理解。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了一种理解。我刚才已经讲到,当我们谈到现代性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对子,就是历时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天学界很多人在谈到现代性、后现代的时候,没有作出一种严格的区分。什么区分呢?就是——我借用这个说法,叫做:“事件”与“自觉”。当然,我自己不用这样的词语,我会这样说:我们首先应该做一个区分:一方面,现代性的生存、现代性的生存方式,或者现代性的生活、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这是“事件”,或者借用梁漱溟先生的说法,这是“生活”本身,是“事”的“相续”,事的接续,这就是生活,生活本身就是如此,这是现代性生存方式或者现代性生活方式本身的事情。另外一方面,特别是我们学界的人,我们从理论上、思想上、学术上来谈论、来描绘、或者今天上午有同仁谈到的来“建构”这样一种“现代性”,这是一种“自觉”,那么,我愿意称它为“现代主义”、而不是“现代性”。我想指出的是:现代性生活方式、现代性生存或生活本身,跟现代主义不是一回事,事件与自觉不是一回事。那么,面对事情本身、事件的相续本身,我们其实像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然而我们仍然去“道”、去说。当我们“道”这个事情本身的时候,我们发现,关于这个事情本身,存在着各家各派的学说,而我刚才所说的“现代主义”只是其中最大的一种思潮而已。这是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关于“现代性”的理解问题。“后现代”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区分的是“后现代状况”、即后现代生存和“后现代主义”。就我自己来讲,我从来不会透过后现代主义的言说去理解实然的后现代生存,我从来不会这样去理解。对于后现代生存,我有我自己的一种理解。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从去年到今年有两次访谈,都谈到这个话题。我有一个观点,我说:后现代的生存方式其实是现代性生存方式的一种扩展,一种极端化、极致化,它本身仍然是被现代性涵盖着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事件”本身、“生活”本身。但后现代主义,我刚才说了,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运动之一,它们内部派别纷呈,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

就我个人来讲,作为一个学者,我身处其中的这么一种——叫做现代性也好、后现代也好——生活本身,这么一种生活方式,我有自己的感悟;而作为一个学者的职业习惯,我会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去理解它、描述它、言说它。我经常在文章里谈到这个问题,我理解现代性问题的时候,主要抓住两个方面来理解它。第一个是什么呢?现代性的真正核心,我的理解就是单子性。我在很多文章里谈到这一点,甚至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形而上学》等等。我觉得现代性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单子性或者个体性——individual,我会指出,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这样一种单子精神。比如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乃至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比如今天的数理逻辑,作为今天的理论科学的基础,作为传统逻辑和数学的统一,作为它的基础的集合论,等等,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单子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在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始终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张力、巨大的紧张。比如从政治上来讲,我们会发现,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作为社会基本架构的制度安排,是个体本位的,用罗尔斯的话来说,“主要社会结构”是单子性的,个体主义的,但这只是现象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今天上午也有的学者谈到这个问题,像今天的美国人——不光是美国,其实几乎所有的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如此,美国是很典型的,他们当然很崇尚个体的自由,但是他们还有一种更高的价值,就是国家的利益,一种集体的意识。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情绪化、情感化,命名为“爱国主义”;有的时候学术界会把它称之为“民族主义”,等等。其实,所有的现代民族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一种紧张:一方面,现代性的生存方式是单子性、个体性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始终在理论上没有谈清楚的是:这样的单子如何组成了一种表面看起来是前现代意义的东西、一种集体?这个集体和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到现在为止,这是理论上没有谈清楚的。我们今天来谈现代性问题,我不能展开讲,我只是说,可能这些维度都是要考虑到的,否则始终谈不清楚。

刚才我其实已经递进到第三个问题了,就是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我刚才讲了,今天上午海裔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有很多观点我是同意的,谈得非常好。我主要想说什么呢?我个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理解近现代史,以及从中国范围理解来中国的近现代史,我觉得这里有一把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nation,就是“民族国家”的观念。关于现代民族国家,联系着我刚才说的意思,我想着重谈两点。第一点,民族国家是在现代性的生存方式中诞生的,那么,它是如何在单子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它是如何由单子主义、个体主义而形成一种集体主义的?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很怪诞的集体、非常可怕的集体,包括希特勒的纳粹国家。上午也有学者提到,希特勒完全是在今天所谓民主制度之下通过合法选举而选出来的,是通过一种单子性的操作方式,就是所谓的投票——我经常把它称之为“个体意志统计学”——这样一种方式产生出来的集体,然而极其可怕,而且会对原来产生它的这样一种支撑性的基础的东西,个体,产生一种强大的压迫。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很多人感到非常焦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现代性的个体理念并没有实现。这里,我跟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判断不同,他们认为,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启蒙的理想,反而恰恰导致了对个体性的压迫,这是非常紧张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来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它显然属于现代化运动,基本的要点就是这个nation。但是,另外一点,我经常说,我们谈到这个nation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严格的区分。我今天上午也提到: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就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现代性的“民族”概念或者“国家”概念,就是nation。当然,如果我们说的是前现代的民族,那就是“五十六朵花”了,但那是另外的概念。我们今天要理解自己的生存,那么,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第四点,我谈谈现代性和儒学的关系。大家知道,目前在中国大陆,儒学呈现出一种比较强劲的势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呈现出一种复兴的趋势。我对这个现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我在这里不能展开,只能简要地说,我把当前的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的路向区分出这么几条来。我们现在最容易看到的,有一种——这不是我的命名,而是别人称之为——“儒家原教旨主义”,它所涉及的与我们会议相关的问题,是前现代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还有一种,我可以把它命名为“现代主义儒学”,其实,所谓“现代新儒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常用语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比如像牟宗三先生,非常明确地与陈独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问题,因此,他的儒学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言说,他的哲学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是儒家的一种现代性言说。而我自己,在我们今天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背景之下,我个人来进行选择,我首先不会选择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路向,但同时我也对儒家现代主义的路向持有强烈的保留。于是,有的时候我和别人聊天,别人就问我的“生活儒学”的路向是什么,我说我找不到现成的词,我姑且命名为“儒家当代主义”吧。但是“当代主义”在英文里面找不到对应的词,没法翻译。更准确的标签或许应该是“当下主义”,但这也是找不到现成的英文词来翻译的。这是我的一种生活领悟,我的一种自我定位。我觉得这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至于为什么,我这里没办法展开谈。

最后是第五点,关于现代性和美术的问题,是跟我们这个会议直接相关的。我刚才说了,美术我不懂,一窍不通,我只能很外在地谈一谈。这也是回到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上来,就是“事件与自觉”。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今天在座的至少绝大部分的美术界的朋友,在这里谈理论问题,都是在做一种“自觉”的工作。你在做这样一种自觉的工作,但是还有很多不做这种工作的艺术家,他们不断地在做着的那些事情,才是“事件”。我觉得这两者是需要区分开来的。当然,有的美术家同时也是美术理论家,既在做着“事件”、也在“自觉”着。但是不一定。有的艺术家有非常棒的作品,你问他是怎么构思的,他说不出来,而且他觉得去考虑这个问题是很无聊的。就像我刚才谈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所说的,你“自觉”的时候,在这些“自觉”的理论家里面就产生了很多争论,各种流派就出来了。我觉得,对于这些争论,我们可能需要回到事情本身去,需要回到“事件”的“相续”本身去。所以,我最后想引用一句我最欣赏的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作为我发言的结束。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当然是谈的词,但是具有一般的艺术的意义。他说,词或艺术有两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较低的境界,是“有我之境”,比如有一个艺术家,他主题先行,把什么都想得明明白白了,甚至有一个规划、一个设计,然后做一个美术作品出来,那么我会想,这是不是王国维先生讲的“有我之境”呢?另一个境界,王国维先生说,最高的境界是“无我之境”。什么是“无我之境”呢?就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翻译成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这里面既没有Subject,也没有Object,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对象,无我、无物,没有主客架构。所以我经常在讲,最高境界的艺术是什么呢?就是“目中无物”、“言之无物”,纵然他画了、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那都不是“东西”,而只是生活的显现,只是情感的显现,如此而已。好,谢谢大家!(掌声)

(二)答问

周瑾:首先是请问黄老师,您谈到现代性和民族国家这种概念本身是很核心的问题,但是对它们的反思的彻底性,会受限于我们本身就生存于其中的境遇,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也可能在反思之彻底性的追求过程中,我们反而像斯特劳斯说的,西方一次一次的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浪潮反而在现代性危机中陷入得更深。那么,您能否结合您所提出的“生活儒学”的现象学反思,来怎么回避这种悖论性处境所带来的危机?

黄玉顺:好!我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可以先驳斥一下干春松。(众笑)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说法。刚才我们几个发言完了,你做的评点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做词语、特别涉及到中西词语的辨析。我想强调:我没有做这种辨析,完全没有。我谈的是对现代性观念的理解,这跟对“现代性”这个词语的辨析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我要先说明一下的。

然后我回答周瑾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注意到你刚才有个表述:为什么对现代性的反思,一波一波的反思浪潮,结果没有意识到在现代性当中越陷越深。我想,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我想否定的观点,那就是认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就是对现代性的否定。但是,我刚才讲的时候已经特别强调了,我个人的观点是:首先,我们必须区分现代性生存或者现代性状况和现代主义,区分后现代状况和后现代主义;然后,我会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或者批判什么的,可能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其实这在后现代主义当中也只是一部分——它认为自己是反现代性的,但我会说,就后现代状况本身而论,它本来就是归属于现代性的。这是我刚才表述过的观点:后现代生存其实是现代性本身的一种扩展。我觉得你的这种发问方式可能和我刚才谈的观念有点不相应。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结合着我自己的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来谈一谈。你问:生活儒学怎么可能突破和超越现代性反思的“悖论性处境”?鉴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短地说一下。我开始讲的时候,特别突出强调的就是:所谓“现代性反思”,这一切都有其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的先行预设的观念架构,而这些观念架构才是我想突破的。怎么突破呢?我这里没时间彻底展开,但是可以谈谈。这种对立性的观念架构,在二十世纪所达到的思想视域看起来,就是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凝固化的思维方式,它的根本特征是存在者化。所以,我们首先是要超越这种存在者化,回到存在本身。这是我一再强调的:首先要回到生活。对于艺术来讲,就是回到“事件”本身。很可能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在“自觉”着艺术,而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自觉;真正的自觉是要回到“事件”本身,面对“事件”本身。谢谢!

三、提问

黄玉顺:还是按发言顺序来,先向林教授提一个问题。首先要感谢林教授对我的观点的肯定;而且你的发言的情感立场,我也是极其认同的。当然,我们现在不讨论情感立场,我想说的是你论证这种情感立场的方式。我不是要反对、驳斥什么,我是要向你提出问题来请教。你的方式是这么一种论证方式,就是你赞成一种多元主义,是吧?哦,是反对?但是这个词你没有用。那么你反对某种普遍主义,或者是一元主义,是吧?这个问题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美术界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整个文化界、思想界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对现代性的反思,其实来自两种方向,一种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还有一种就是——姑且叫保守主义吧,像现在在美国、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炙手可热的列奥·斯特劳斯,那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我的问题是:你自己觉得,第一、在绘画当中,或者在文化当中,是否存在着某种普遍性的东西?它跟普遍主义是什么关系?第二、如果我们就此来探讨现代性的问题,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方向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你更倾向于哪一种?这完全是一个提问,不代表我的任何观点和倾向。

另外一个是牟教授的发言。牟教授的发言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对人生的关怀,特别是有一种担当精神,我的印象特别深。我的问题是,我注意到你有一个表达,这可能是你的基本思维模式:你谈到了“过去”和“未来”。我一直比较关注时间性的问题,待会儿给小刚提的问题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你的表达中,过去和未来都介绍了,并把它们都兑换为了一个“当下”的问题。这个观点,这么一种表达,它所带出来的某种观念我是比较赞同的。这其实是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观念。然后,你第二层意思是说的当下,你用了一个现在文学界、文论界特别爱谈的词语“消费时代”。当然,可能你跟他们的立场不同,但我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当下的生存方式是不是就可以概括为“消费社会”?我不是想谈这个问题。我是想说:如果你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那么你这个思维的框架就是现实主义、或现世主义的,但是,如果你对现代性的批评是立足于这么一种当下的消费社会,或者说当下的状况是一种消费状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对这种现实的肯定、从而是对现实主义的肯定?如果是对现实主义的肯定,那么这个现实主义是否意味着否定了你刚才所表达的意思?是否过去和现在不再被看作当下?我是想请你更加明确地清理一下这些观念之间的关系。

小刚这几年的工作,我一直非常关注,我的感觉是他在非常深刻地思考。今天我听了他的发言,再一次感到他思考的深刻。具体的问题我就不谈了,既然你是深刻的思考,我们就谈一点比较深的问题。你全部发言里的思想视域,主要涉及的是时间性的问题。时间性的概念是海德格尔的概念,但你的用法肯定跟他有所不同。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你的全部发言——当然,后面的部分我没有听到,你没来得及讲完,我觉得你的发言全部都是基于时间性观念而展开的,包括古今问题。但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你基于时间性而对现代性的基本梳理,我没有完全听清楚。我注意到你对自己思路的大概脉络表达了三点:第一,现代性是非历史的历史;第二,这其实是历史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历史主义的非历史的历史性;第三,这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是现代性的自我论证。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还注意到你的一个表达,是说:这其实是现代性的一种超历史性,其实是只承认它自身的当下。对吧?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就我所知,现在思想界的基本的——或者这么说吧,应该说是最前沿的一种思想视域应该是这样做的:我们要把——我这么来表达这么一种观念——过去和未来都收卷于当下;这其实还是不太准确,应该这样讲:过去和未来都是当下的一种绽放、一种展现、一种显现样式。然而这么一种方式恰恰是超现代的、是反现代性的,是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的。所以,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有矛盾,就是在观念上是一种矛盾。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好,谢谢!

四、即席发言

黄玉顺:刚才听了潘先生的解释,我谈几点感想。首先,给我的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视域是如此的宏大、宏阔,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另外一个强烈的印象,我在评论牟群先生的时候,用了一个“担当精神”,潘先生的发言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担当精神。这让我想起,我经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搞哲学的人远远不如搞艺术的人。主要有两点不如他们:第一,我们没有他们那么本真;第二,没有他们那么敏锐。这是我的几点直观的感受。

另外,我记得我昨天发言的时候,也专门谈到过,就是:“事件与自觉”,我觉得这个标题起得非常好。但是最后我想说一点:可能我跟潘先生对这个“事件”的理解有点不同。刚才潘先生解释了,作为一个课题,这是他的一个“预设”,我们不可能通过翻辞典来搞一个界定,不是那么一回事,可能各人有一个自己的预设。这么讲吧,我说一下现代科学、包括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模式:预设是不能追问的,无法追问。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同的感觉,我昨天在发言的时候也说到,为什么我特别欣赏“事件与自觉”这个说法,是因为我自己爱用一个词语,就是“生活”。我也说“生活”这个词语太大了,生活什么都是,生活又什么都不是,也可以说它是非常空洞的,也可以说它是涵盖一切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说的“事件”,可能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吧?这是我的一点理解。那么,我们在这么宏大的、宏阔的“事件”下,来理解“自觉”这个问题,可能是很有启发性的,我昨天发言的时候也谈到:“自觉”可能是有危险性的。比如昨天我谈到,刚才潘先生也谈到,现代性这个事件本身在发生着,但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自觉可能不是非常合适的、正好能切中事件的,倒可能恰恰是对生活、对事件的一种遮蔽,这就是危险性。所以,我觉得自觉本身值得探讨:如何自觉?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的感想。谢谢!


     * 这是笔者于2007年9月9日—12日在成都举行的事件与自觉:现代中国与美术现代性”学术研讨会上的若干即席言论的录音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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