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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古歌概论 （《易经古歌考释·绪论》
巴蜀书社1995） 黄玉顺 三、《易经》引用古歌的证明 《易经》大量地引用了古代歌谣，可以从以下各方面得到说明： 1．韵的和谐 《易经》往往有韵，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有韵不一定就是诗。《易传》也是有韵的，但它不是诗而是文。《老子》一书，也有韵脚。但是古往今来的易学家们全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易经》的用韵显得非常“古怪”。我在前面曾经谈到，《易经》韵字出现的位置显得没有章法。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讼》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噬嗑》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咸》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假如这些爻辞全都是出自作《易》者之手的，那幺《易》以卦为单位，卦以爻为单位，按照中国诗文的韵律，每一爻的最后一个实词就应该是韵字，否则读起来就完全没有用韵的效果。我们不妨参照一下《象传》的用韵，例如《干象》：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终日干干”，反复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韵字很有规律，都是每句的最后一个实词。而《易经》韵字位置之杂乱，古今所无。这是《易经》用韵的千古之谜，从来没有人作出过合理的解释，甚至没有人提出过疑问。然而，一旦我们放弃习焉不察的传统见解，而把用韵的地方看做作《易》者所引用的古歌，无韵的地方是他所作的占断，问题就很简单了： 《讼》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噬嗑》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咸》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这些韵律，与《诗经》并没有什幺两样。 不仅如此，还可找出卦辞与爻辞、爻辞与爻辞之间的韵律。这是高、李两位先生研究中的盲点，致使他们未能找出一首完整的古歌来。例如《中孚》的引文，就是一首完整的古歌：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诗中韵字都属古韵“歌”部；只有“燕”字属于“元”部，却与“歌”部具有阴阳对转关系，可以谐韵（清代干嘉学派所发现的上古韵部“对转”规律，已为古音学家所公认）。这是一首誓师御敌之歌，与《诗经·无衣》有异曲同工之妙。 打破卦辞与爻辞、爻辞与爻辞之间的界限，还能使我们发现新的韵字，就一爻来看是不谐韵的，但是从全卦来看却是音韵和谐的。例如《大畜》的引文，也是一首完整的古歌： 九二：“舆脱輹。”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诗中“輹”“逐”“牿”押古韵“觉”部，“牙”“衢”押古韵“鱼”部。显然，作《易》者是把一首诗分拆开来，根据诗句意义加以附会，编入相应的爻中。 总之，只有将用韵的地方理解为引用的古歌，才能解释《易经》的用韵之谜。 2．卜辞的启示 将《周易》筮辞与甲骨卜辞加以对比应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都属卜筮吉凶的范畴，并且所处时代也是相当的。卜辞中有许多占卜术语跟《周易》筮辞的相同或者相应。相同的如“贞”、“勿”、“吉”、“宜”、“有”、“有疾”、“有它”（亦有对举的“无它”）等；相应的如“卜”相应于“筮”、“令”犹“告”、“亡”犹“无”、“亡灾”犹如“无咎”“无眚”“无悔”、“有灾”犹“有咎”“有眚”“有悔”等。 [
修订：“有它”“无它”应属古歌，而非占卜术语。参见《中孚》古歌考释。] 但卜辞较之《周易》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都不用韵。既然两者相通，那幺如果筮辞都是《周易》作者所作，而用韵文，则卜辞也应该有韵。为什幺《周易》有韵而卜辞无韵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周易》征引了歌谣而卜辞没有征引。这就是说，《周易》筮辞用韵的地方，并不是作《易》者所作，而是他所征引得来的。 为什幺《周易》要引用歌谣而卜辞不引用？这大概是技术方面的原因。卜辞用刀刻于甲骨，比较困难，因而务求文字简洁，不宜旁征博引；筮辞用笔着之竹帛，在技术上相对简易，文字繁富一些，也不成问题，故不惜笔墨，务求详明。这也反映了生产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决定关系，不难理解。 3．句式的整饬 中国的诗歌，由二言而三言，而四言，而五言，而七言，随时代发展而递增。《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而先于《诗经》的《易经》古歌，句式肯定较简短。事实正是如此，《易经》古歌以二言、三言和四言为主。兹举数例（已经删除占辞）： 《坤》：履霜，坚冰。直方，含章。
括囊，黄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蒙》：发蒙，包蒙，困蒙，击蒙。 《需》：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致寇至。
需于血，出自穴。需于酒食，入于穴。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同人》：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于宗。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乘其墉，弗克攻。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大师克相遇，同人于郊。 将《易经》古歌的句式与《诗经》的加以对比，可以看出诗歌句式发展的轨迹。 4．风雅颂的体制 “风雅颂赋比兴”，古人谓之“六义”，是用以分析《诗经》的诗学范畴。按通常理解，“风雅颂”是题材的分类，“赋比兴”是艺术手法的分类。这套诗学范畴也有助于理解《易经》古歌。 “风”是民间歌谣，尤其男女爱情婚姻风俗歌谣。朱熹《诗集传·序》：“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国风》注：“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易经》里风最多，与《诗经》“风”最多完全一致。这里仅举其中三首题材相近的婚俗歌谣（已剔除占辞并加以调整）： 《屯》：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求婚媾，屯其膏。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贲》：贲其趾，舍车而徒。贲其须，贲如濡如。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贲于丘园，束帛戋戋。 《睽》：睽孤，遇元夫，厥宗噬肤。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
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 “雅”是贵族作品，而其中所谓“变雅”乃贵族人物愤世疾俗之作。《诗集传·序》：“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易经》中有“雅”，“变雅”也不少，如《蛊》声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无妄》抱怨“不耕获，不菑畬”；《颐》蔑视龟卜，调侃“舍尔灵龟，观我朵颐”；《明夷》愤然出走，宁肯“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家人》嘲弄家长禁戒，“家人嗃嗃，妇子嘻嘻”；《蹇》怨诉仕途艰难，“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等等。 “颂”是歌功颂德之作，《诗序》所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易经》也有几首“颂歌”，如《离》写一次天子征讨，最后歌颂道：“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井》歌颂天子下令为民掘井成功：“王明，并受其福。”这颇有“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意味。总之，都是歌颂圣明天子的，类似《诗经》的《商颂》、《周颂》。 5．赋比兴的艺术手法 关于《易经》古歌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高亨先生已有分析。他提出：“其表现手法，拿《诗经》来比，或者是‘直言其事’的‘赋’；或者是‘以彼喻此’的‘比’；或者是‘触景生情’的‘兴’。”但“赋比兴”有时很难截然划分，例如《鼎》古歌就是一首“赋比兴”交织之作：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鼎黄耳，金铉，鼎玉铉。 在这首古歌里，鼎是真的倒了的，这就是“赋”；但鼎的倒毁与“我妻有病”又有“比”的关系；而其中最后一节写鼎，又似乎与诗意并无多大联系，只是照应了每节开头以“鼎”起兴的写法，这又象“兴”。这首古歌的艺术手法，确乎是很高超的。 此外还应指出：《易经》古歌绝大部分为“赋”，运用“比兴”的比例不大，不如《诗经》大量运用“比兴”，这也反映了中国诗歌艺术手法发展的阶梯。高亨《杂论》指出：“从诗歌的发展过程来看，《诗经》里的民歌惯用比兴的手法。其中虽不能肯定有在《周易》前或它同时的诗篇；然而可以肯定民歌的运用比兴，是源远流长，并不始于周代。那末《周易》中的比喻是受到民歌的启示，当无问题，而且直接采用民歌的语句，都不无可能。”（第61页）从本书的研究结果看，《周易》正是“直接采用民歌的语句”的。 6．命题的方式 《易经》卦名的由来，至今未有合理的说法。孔颖达《周易正义》称：“但圣人名卦，体例不同：或则以物象而为卦名者，若否、泰、剥、颐、鼎之属是也；或以象之所用而为卦名者，即干、坤之属是也。如此之类多矣。虽取物象，乃以人事而为卦名者，即家人、归妹、谦、履之属是也。所以如此不同者，但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故名有隐显，辞有舛驳，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故《系辞》云‘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韩康伯注云‘不可立定准’是也。”这样的解释，无异取消了卦名由来的问题。卦名必定是有来由的，怎幺会“无常”、没有“定准”呢？ 其实，《易经》的卦名本是所引古歌的诗题。这些诗题的命名方式，与《诗经》是完全一致的： （1）摘自古歌的文字 这是《易经》古歌最常见的情况，也是《诗经》最常见的情况。 一种是摘自首句。《易经》的例子，如《屯》摘自古歌首句“屯如邅如”，《需》摘自“需于郊”，《同人》摘自“同人于野”等。《诗经》的例子，如《关雎》摘自“关关雎鸠”，《卷耳》摘自“采采卷耳”，《氓》摘自“氓之蚩蚩”等。这种情况最多，《易》与《诗》均如此。 一种是摘自首句以外的某句。《易经》的例子，如《否》摘自“休否”，不是首句；《无妄》摘自“无妄之灾”，也非首句；《家人》摘自“家人嗃嗃”，仍非首句。《诗经》的例子，如《汉广》摘自“汉之广矣”，《驺虞》摘自“于嗟乎驺虞”，《桑中》摘自“期我乎桑中”，均非首句。 （2）得自古歌的诗意 《易经》古歌有几个诗题文字不见于歌辞，它们是《干》、《坤》、《小畜》、《泰》、《大畜》、《大过》和《中孚》。《诗经》也有同类情况，如《雨无正》、《巷伯》、《常武》、《酌》、《赍》和《般》。一般来说，这种命题方式虽不是摘自歌辞，但也是取自诗意的，是对诗歌内容的一种概括。例如《易·中孚》，“中”即内心，“孚”即诚信。这正是对诗意的概括：有美酒而与众人共享，以取信于众，故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诗·雨无正》何以不见于诗句，《诗集传》引两说，未作裁断：“欧阳公曰：‘古之人于诗多不命题，而篇名往往无义例；其或有命名者，则必述诗之意，如《巷伯》、《常武》之类是也。今《雨无正》之名，据《序》所言，与诗绝异，当阙其所疑。’元城刘氏曰：‘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愚按刘说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则长短不齐，非诗之例。”按欧阳公的说法，至少《巷伯》、《常武》是“述诗之意”的。《诗集传·巷伯》：“巷是宫内道名，秦汉所谓‘永巷’是也；伯，长也。王宫内道官之长，即寺人也。”《巷伯》诗中正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的辞句。可见诗题《巷伯》是与诗意有关的。 （3）同类诗题的分辨 《易经》古歌还有一些诗题，在诗题上加以“大”、“小”之类字样，如《小畜》与《大畜》，《大过》与《小过》，《既济》与《未济》等，两两相对。这种情况，《诗经》也有，如《小旻》与《召旻》，《小弁》与《 7．“爻”的含义 《易经》每卦六爻。其所以称为“爻”，原因不明。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1）《系辞传》：“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这是采用声训的方法，认为“爻”是“效”的假借字，意谓仿效事物的运动变化。这显然是《易传》作者的哲学观念，《易经》本身的目的不是哲学本体论，而是占筮学，意在说明吉凶休咎。（2）《系辞传》：“爻者，言乎变者也”；“道有变动，故曰爻”。这个解释与第一种说法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把声训变成了义训。（3）《说文》：“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形。”这是形训的方法，认为“爻”是六爻相交的形象。这个说法也很勉强，因为“爻”指一爻而言，并不包括全部“六爻”；全部六爻不称“爻”，而称“卦”。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多为臆想之说。 其实，“爻”是“繇”的假借字，《左传》、《国语》均称爻辞为“繇”。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遇《归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无 但是，“繇”显然也是个假借字。《尔雅·释诂》“繇，忧也。”《说文》：“繇，随从也。”意义都与爻辞无关。合理的解释，“爻”、“繇”的本字应该是“谣”，即指歌谣。“谣”、“繇”古同音，常通用。例如《汉书·李寻传》：“人民繇俗”；注：“繇，读与谣同。”《易经》爻辞的特点，就是引用当时流行的歌谣，所以称之为“谣”而借作“繇”。高亨先生也谈到过这个意见：“因为《周易》卦爻辞多用短歌，所以《左传》《国语》都称它为‘繇’，繇便是借做谣字。”大概称“繇”或“爻”的意思发展经过三个阶段：起初仅指所引的歌谣，后来扩展到指引有歌谣的整个爻辞，最后又扩展到不仅指爻辞，而且指爻符。 8．“系辞”的含义 《系辞传》是对《周易》“系辞”的解说，“系辞”属符号系统之外的文字系统。但对“系辞”，《系辞传》有三种说法：（1）“《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这里，“象”当然指符号系统，后面两项则指文字系统。文字系统又分两类：一是“系辞焉”，当指“象辞”；一是“定之以吉凶”，当指“占辞”。因此，“系辞”并不包括占辞，而应仅指我们所讲的引文，尤其古歌。所谓“系辞”，就是把“辞”“系”于符号之下。显然，“辞”是某种既成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引文。（2）“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里，“立象”、“设卦”当然是指符号系统；而“系辞”则已指整个文字系统，包括象辞、占辞。（3）“系辞焉，以断其吉凶。”这里，“系辞”又似乎尽指判断吉凶的占辞，而不包括象辞了。 我认为，第一种理解才是合乎《易经》实际的。《系辞传》还说过：“《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其中“变”“象”指符号系统，“辞”“占”指文字系统。“辞”与“占”相对立，即指歌辞与占辞相对立。“辞”指引文，尤指所引古歌。古人常称诗歌为“辞”。《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注：“辞，诗人所歌咏之辞。”“辞”与“词”通，《汉书·叙传上》音义：“词，古辞字。”所以古人称诗人为“词人”。《易经》所谓“系辞”，原意当指系诗。 9．谣占的传统 李镜池《周易通义·明夷》指出：“引诗（包括民歌）为占，叫做谣占，属象占之一。”这就是说，引诗为占乃是占筮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当不始于《周易》，其所由来当更久远。可惜上古占筮之书仅存《周易》，使我们无法作比较。不过，《左传》中还存有蛛丝马迹。成公十六年：“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蹙”、“目”谐韵，也是一节古谣，但不见于今本《周易》，当属其它筮书。僖公十五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这也是一首歌谣，不见于《周易》。可惜这类资料太少，文献不足征引。但这种传统在后世的占筮之书中却发扬光大了，使我们能以今证古。 10．后世占筮之书的体例 《易经》引诗为占的手法，成为后世占筮之书的基本体例。例如《红楼梦》第一百零一回，王熙凤到散花寺去抽签问卦，签子上写的是：“第三十三签：上上大吉”；签簿上写的是：“王熙凤衣锦还乡。‘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行人至，音信迟。讼宜和，婚再议。’”这种体例与《易经》的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十三签”相当于《易经》的爻题，“上上大吉”相当于占辞，“王熙凤衣锦还乡”相当于《易经》的史记（“王熙凤”是古人名），两诗相当于古歌（由于《红楼梦》是虚构的小说，其诗不是引用的，而是曹雪芹所杜撰的）。第一首诗用今韵，第二首诗用古韵。这种格局，反证了《易经》引用诗歌的事实。 11．引文和占辞的区别 《易经》引文有史记，但绝大部分则是古歌，因此，引文与占辞的区别，基本上也就是古歌与占辞的区别。除前面谈到的是否用韵、是否有诗的句式节律以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引文和占辞区分开： （1）具体的事物描叙，还是抽象的吉凶判断。前者是引文，后者是占辞。例如《师》六三：“‘师或舆尸。’凶。”引文记叙败军载尸，占辞断定求卦者有凶险。《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引文描写采集劳动，占辞断定求卦者外出能吉利。《大有》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引文形容丰收果实很多，占辞断定求卦者有所前往无灾祸。 （2）独特的形象，还是习见的术语。引文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其内容具有形象性，其形象具有独特性，极少出现于不同卦之中；而占辞由于是占筮术语，在《易经》中反复出现，少则好几次，多则上百次。例如《咸》卦： 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其中引文都是独特的艺术形象。而占辞则在《易经》中频繁出现：“凶”出现49次，“吉”出现95次，“吝”出现16次，“贞”111次，“贞吉”35次，“悔”32次，“悔亡”18次，“无悔”6次。 （3）朴实的内容，还是神秘的意味。引文，尤其古歌，是对当时日常生活的反映，因而其内容是朴实无华的；而占辞则是对所谓神意的表达，神在冥冥之中主宰人生吉凶、祸福，天意难测，因而其意味是神秘莫测的。例如《噬嗑》古歌本是描写的囚奴的生活情景，但占辞与古歌的联系却让人难以捉摸： 初九：“屦校，灭趾。”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上九：“何校，灭耳。”凶。 特别是初九爻和上九爻：囚奴的足械遮住了双脚，为什幺就无灾？而他扛的枷遮住了双耳，为什幺就凶险？这两者不是有所矛盾吗？这真是“天意从来高难问”。 总之，引文和占辞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当然，也有的时候引文和占辞、尤其古歌和占辞的界限模糊。这主要是两种特殊的占辞制作方法造成的：一种是借用古歌的艺术形象来制作占辞，可称之为“因象为占”的手法。例如《干》的“潜龙勿用”，《需》的“敬之终吉”，《师》的“在师中吉”。另一种则是更进一步直接用诗题来制作占辞，可称之为“借题发挥”。例如《干》的“君子终日干干”，《蒙》的“童蒙吉”，《讼》的“讼元吉”，《比》的“比之无咎”，《否》的“先否后喜”。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古歌与占辞也可以区分：其一，占辞含有占筮术语，如“勿用”、“终吉”、“元吉”、“无咎”等；其二，占辞与古歌不谐韵；其三，占辞与古歌句式不一致。这些差异，对准确地考求古歌是异常重要的。 12．古歌与史记的区别 《易经》引文除大量古歌外，还有少量史记。关于《易经》引用历史记载的问题，可以参考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古歌与史记都是形象具体的事物描叙，其区别在于： （1）音韵是否和谐。古歌有韵，史记无韵。史记本身既无韵，更不与古歌谐韵。 （2）句式是否一致。古歌以二言、三言、四言为主，句式较整齐；史记散文句式较参差，更与古歌句式不一致。 （3）内容是否相关。一般来说，史记与古歌内容不相干。 且以《解》卦为例： 初六：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九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本卦古歌“矢”、“至”二字用古韵“脂”、“质”阴入对转协韵，“拇”、“斯”用古韵“之”部；而史记“上”、“获”或“之”不能谐韵。从句式看，“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明显是散文句式。从内容看，古歌写“获狐”，且重点在遇寇被缚得解；而史记则写“射隼”，重在记载田猎成功。可见上六爻引文是史记而非古歌。 通过以上十二方面的考察，似能证明《易经》确实征引了大量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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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小明》与《大明》，此外还有《小宛》、《小毖》。通常是后一字摘自歌辞，前一字不见于诗中。这些原来也是诗题，加字的目的在于对两首诗加以分辨。《诗集传·小旻》注：“苏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诗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谓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谓之《召旻》、《大明》。独‘宛’、‘弁’阙焉，意者孔子删之矣。虽去其大，而其小者犹谓之‘小’，盖即用其旧也。”苏氏之说不尽确切：“大”、“小”并非大雅、小雅之别，《小弁》当与《
也；女承筐，亦无贶也。’”（其辞与今本《周易》有出入，但也有韵。）《周易正义》：“《易》之爻辞，亦名为繇。”可见当初不作“爻”，而作“繇”。又如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