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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学者新近发现

《易经》隐含一部“诗集”

（中国新闻社通稿）

本报记者  周宇红

    本报讯  编成于春秋中叶的《诗经》，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地位已经动摇，成书于西周初期的《易经》中，早已隐含了一部更古老的“诗集”。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黄玉顺新近的这一重要发现，把中国诗歌的源头至少上溯了400年。关于这一发现的专著《易经古歌考释》，已由巴蜀书社出版，今年3月份可与读者见面。

    近年来掀起的“《易经》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充斥着不少伪科学、新迷信的东西。黄玉顺独具慧眼，从诗学角度研究《易经》，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易经》筮辞用韵杂乱无章，很不规则。他寻到了一条规律：《易经》中凡用韵的地方，筮辞内容往往是关于叙事描写的，是一些生动具体的形象，并往往采用类似民歌的一些手法，如排比、复沓等；凡不用韵的地方，往往是关于吉凶祸福的断语，是一些笼统抽象的判断，并且反复使用一些大致相同的术语。循此规律，终于揭开了《易经》千古之谜：《易经》经文原来是由编著者自撰的吉凶占辞和他所引证的当时流行的殷周歌谣交织而成的。只要剥除了吉凶占辞，就呈现为一部古老的“诗集”。例如《渐卦》中，就包含着一首征夫怨妇之歌 ----《鸿雁之歌》，通过鸿雁与人的对比描写，充分表现了一位妇女对丈夫的思念，对养育儿女的渴望，抒发了孤凄、感伤之情。这样优美的抒情诗，绝不逊色于《诗经》中的同类作品。

    黄玉顺从《易经》六十四卦中，共考证、发掘出了67首诗歌，并都作了优美贴切的译评。他进而用《诗经》的诗学范畴分析，发现这些诗歌在题材上，也可作“风雅颂”的分类，生动地表现了殷周之际广泛的社会生活，诸如政治、农桑、畜牧、祭祀、狩猎、战争、婚恋、民俗，乃至洪灾、日蚀等；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采用了“赋比兴”的手法，而《易经》古歌中，绝大部分为“赋”，不如《诗经》大量运用“比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易经》古歌以二言、三言和四言为主。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诗歌在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上逐步发展提高的过程。

首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读者报》1995年3月3日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