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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与良知的本体论阐释

余 治 平

本体的追寻，存在还是非存在，这是一个问题。后现代时代的到来，很容易使人们形成一种已经告别本体论的幻觉。“本体论过时了”、“哲学已将本体论彻底抛弃”之类的观点开始蔓延。实际上，追寻本体是人类的天性，人类总在本体视野的不断拓展中成就出自身是其所是的价值与自由。我们无法告别本体，如同我们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只要人类还生存，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人活着，本体的问题总会不断地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呈现出来。

本体论是哲学的心魂。哲学的殿堂里，货真价实的宝物应该是本体论。没有本体论的哲学，注定不是好的哲学，甚至连哲学都算不上。一座没有神祀的庙宇会有信徒去礼拜吗？哲学始终绕不开本体论，本体论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哲学一定会将本体论进行到底。忽略本体论的问题，说明还没有真正进入哲学。

一、关于物自身本体论的哲学架构

尽管本体论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哲学家关于本体论的争论也非常多，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本体”这一最简单但却又最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给予直接而又清晰的回答。在一个理性化、形式化的语词系统里实现对本体的明确阐述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1] 而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只不过是不断将问题向前推进一步而已。我在《哲学的锁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通过对真如、佛性、是、在、道、物自体、真如、本心等传统哲学概念及相关命题、观念的重新诠释，而提出：本体并不是什么神圣而不可企及之物，“本体就是物自身”，并且，“一物一本体”、“天地万物都是无”、“本体论之不可能”。由此出发，而演绎出一套截然不同于往常理解的哲学理路。

每一个物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或物自身，或本体之物，是物的本来之体，是物之是其所是，老子的道、佛教哲学的佛性（真如）、基督教的上帝都指涉着物自身。而物自身既可以是实体化的物，也可以是非实体化的事情与事件。[2] 二是进入人心思维的物或主观，人心既可以通过自己的感觉系统造出事物的相与象，也可以在纯粹概念层次上进行运思，还可以构建出不在世界里存在的无。三是存在状态上的物或客观，一切被看之物都是客观的。客观不真实，真实不客观。物自身只是没有人心意识介入的纯粹宇宙，一旦物自身被人所看后所形成的客观才有所谓世界。于是，世界也只是人的世界，物自身是没有世界的，或者它有世界却不被我们所知道。同时，一人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同一个物自身有多少人看，就会形成多少个世界。我、你、他的世界的交汇处即是社会。社会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人心意识以及由此而生产的语言。

物分三层，心造其象。这三层物，从本体到客观，蕴涵着一种由内向外、由核心到表层，由本体向表像，逐渐张显、不断流溢、意义不断丰富的梯进关系。物自身属于纯粹的宇宙，是还未经心所污染的物。人心把物拉进事中，于是，物便成为事中之物。物自身是天，主观则源于人，而客观之物则是天人合一的必然结果。仅有天，或独有人，都化生不出世界万物。

在现象世界里没有一个事物能够永恒的前提下，天地万物都是无。每一物的一刹那之前已经死亡，是一个无；一刹那之后还没有生成，就不能算作为有，因而也只是一个无；而当下之物在正在死亡，也应该是一个无。所以，物自身只一个“无”字即可了得，所有的物都是即生即灭、出生入死的。生、变、运动、时间之类的概念原本是断裂的，只在人心意识中才是连续而统一的。自由、平等、绝对、永恒之类只属于物自身，只属于无，而一定不可能在现象世界里的一切存在物身上发现。哲学的最高最后境地一定是无。无，是哲学的试金石，能从世界万有中看出无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

虽然物自身只是一个无，但因为人心意识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构建，所以它才变成“有”。无生有的过程就是人心意识的发生过程。不进入人心意识的无，始终不可能成为存在之有，也始终不可能进入现象世界，而只能是纯粹的宇宙。沿着这一思路推延下去，“万物皆备于我”、“吾心即是宇宙”、“存在就是被感知”、“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声无哀乐”、“心外无物”等许多一向被当代中国人所误读的哲学命题，其惊世骇俗的真理穿透力才得以彰显出来。

辩证法的实质是始终游历于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物自身，但同时他又存有一颗试图认识自己的物自身的心意识。这就导致了人的两难。一方面，人与物相同，都不过是纯粹的物自身而已。另一方面，人又要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进行沟通交往，结果只能是脚踏两只船，一只脚迈向本体论，另一只脚则踏在认识论上。辩证法就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边说。于是，哲学史上“阿基里德追不上龟”、“飞矢不动”、“我正在说谎”、“轮在碾地”、“方生方死”、“物不迁”之类看似荒唐不经的悖论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人一说话就告别了自己的纯粹本体。语言是社会的通行证，世界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不是语言依赖于世界。语言构成了世界，也造就出社会。语言的界限就是思考的界限，语言只能够说出有，而绝不能说出无。所以，那种不可言说的神秘之域一定超越于我们的语言之外。语言的最后界限是物自身。这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之根本原因。然而，语言又是一个大麻烦，因为语言总试图接近物自身，便不免陷入林林种种的悖论之中。说不可说之说是荒谬而不可能的，但人却偏要说。在本体论里，语言只能是一个怪圈。《老子》一书始终都在怪圈里兜来兜去。言不尽意，本体之物是不立文字的。所以，在实质上，本体论是不可能的。人活着，总挣扎于本体论的悖逆之中，这是人不可逃脱的命运。

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同一性，是一切社会论、认识论及科学知识的前提。差异与同一之间蕴涵着本体论与认识论、知识学的分野。本体论上，万物相互差异，既可以是绝对的相同，又可以是绝对的不同。而在认识论上，人心忽略差异而选择同一。现象世界里，一切社会责任、义务、法权都离不开同一性，认识论是它们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石。社会论上的我只是别人眼里的存在，我在我自己的记忆里，在我自己的想象里。我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就被确定为一种关系化的存在。现象之我不可能是绝对独立的个体，也不可能是纯粹自由的血肉身躯，而毋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证。关系是现象之我永远无法挣脱的牢笼，我走不出关系，同样也就走不出人伦生活的应该与不应该。于是我就不得不现实地遵守一切道德伦理法则。

人是关系之中的存在，人生在世不得不依赖无数复杂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在无数复杂的方方面面关系中，有一种关系是人靠得最近的，也是人须臾不可离开的，那就是人的信仰，一种最坚实的信念根据。信仰是人最终极的关系。信仰是我识向外在世界推展的第一站。信仰与科学不是一回事，科学证明不了同样也证伪不了信仰。实际上，科学也需要信仰，并且还必须以信仰为前提。人心永远不能承受任何一个没有前提的事物。上帝是我们人心所能够想象出来的最最大前提，是我们一切理解的开端。上帝是本体之物的总和，上帝不在现象之中存在，上帝是一切的条件总体。

我们徘徊在哲学的门外，苦苦思寻。我们始终没有发现那个隐秘的锁孔。其实，找到了锁，还愁找不到开门的钥匙？！而这把锁和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无疑都在本体论那里。

二、“不忍人之心”之为仁学本体论

2．1   性善：道德论与本体论的双重境域

性善论在孟子哲学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万物皆备于我”哲学命题的理论出发点。《孟子·腾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实，孟子的性善论既可以从道德论上读，也可以从本体论上读。孟子的性善论自古以来一直被人们理解成只是在讲道德，殊不知，讲道德也离不开本体论。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古老问题。从先秦到宋明，无论有没有新的创见和发明，几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哲学家都要予以一番论述、评说。似乎人性的善与恶就是中国哲学回避不掉、无法绕过的重要内容。

这就构成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点。西方哲学偶尔也涉及人性，但一直没有成为思想的主题和核心内容，因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旨趣在认知层面，而不在实践领域。可是，中国哲学的真正抱负始终落实在现实的伦理政治生活中。

现象与本质、精神与物质、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不解决，西方的近（现）代科学体系就无从诞生，更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同样，性情善恶的关系处理得不好，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人民广众的伦常生活也就失却了根基或支撑。

人性，最初在孔子那里还没有善与恶的区分，《论语·阳货》记孔子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无所谓善与不善，以为人的本性生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环境和习惯的不同才使得人的行为结果相去甚远。

但到了战国时代，学者论“性”便出现重大分歧，人性四说日趋显露。

一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说”。据东汉王充《论衡·本性》篇说，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亦持此见。

二为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说。《孟子·告子上》记述告子的言论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三为孟子所力主的“性善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伪《尚书·汤诰》似乎也有这种观点：“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生民百姓天生就被赋予了善（“衷”）的不变之常性（“恒性”）。

四为被荀子所倡导的“性恶论”。《荀子·性恶》篇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等不待事而自生的感性欲望是“人之所生而有”的天然本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切礼义道德都不过是后天的人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

人性四说之中，当数孟子的性善论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文化、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影响最大。由宋明两朝学者编著而成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话即是“人之初，性本善”，使得性善之说已成为一种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的人生信条。

在孟子看来，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即在人心意识的深处里，有一种先验的、超越功利的善的萌芽，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而这种“善端”可以分为四类：即所谓“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以为，“四端”之中，“恻隐之心”是“仁”的苗头，最为根本、最为源始。它超越于一切现实计较，不为功过、利害、是非之心所浸染。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当一个人看见一个小孩子在即将落井的危险时刻，仅仅出于他的“恻隐之心”，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冲上前去，挽救起小孩子的生命。

在这一瞬间，他一下子成为了他唯一的一切。

在这一瞬间，他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自己和这个孩子的父母亲有没有交情，也不会去考虑能不能赢得乡亲邻里的赞誉，也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声才冲上前去的。

在这一瞬间，他可能什么也没有考虑过，只知道立刻冲上前去救人。

在这一瞬间，他的“不忍人之心”在发挥着作用，即对别人的痛苦、危难的同情心。

在这一瞬间，其实，这个人才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考虑，什么也不需要考虑。他是最轻松的，没有任何负担。

也正是在这一瞬间，这个人把所有的人情、名誉、喜恶等等，全都放下了，统统抛在了一边。他丢下了认识论世界中的一切，工作的、生活的、爱情的、婚姻的、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而直接达到了本真的他，忘我的他。

也只有在这一瞬间，他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半点人为，没有半点虚饰。

此情只待成追忆，只是当下已惘然。

事实只在当下，既不源于过去，也不延续到将来。事实只是事实自身，一旦发生即已消失，不再回头。人们关于事实的记忆、理解、想象与表述构成了关于事实的历史。历史围绕本体，却又游离出本体。[3]

物本体是静寂空荡的，什么也没有，什么也进不去，什么也不可能发生。人的本体境界就是忘我，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什么是我。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就是要人们回到自己的本真状态中去，不为现象世界的一切诱惑所动、所迷。认识中的世界总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忧愁和烦恼，而能够体悟到本体则永远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漫漫人生路上，能有几个这样的一瞬间？即使有，你能把握吗？

如何寻找这样的一瞬间？能不能让这样的一瞬间在我们人生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一点？

佛教禅宗里，一代又一代的智慧僧侣们，为寻找这样的一瞬间，花了多大的功夫！

这些都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谁意识到了？谁把它们当作问题？又有谁能解决？所以，来来往往的哲学家们，别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论语·阳货》中，孔子曾用“汝安则为之”来解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确切地把外在的礼乐规范建立在内在的心理情感基础之上。这是儒学的风格，是儒学在以后中国历史中能够克胜道、法、墨、佛诸家而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法宝，同时，这也构成了中国伦理精神的内在超越与西方康德式的“绝对道德律令”的显著区别。

《孟子·告子上》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孟子承继着孔门风格，同样也把作为外在道德规范的“四德”（仁、义、礼、智）纳入了人心情感，在心理发生机制中建构起牢固的社会伦理法则。在“四端”与“四德”之间让人几乎分不清谁是“大我”的，谁是“小我”的。这是一着妙棋，是孟子的高明之处，尽管这在后来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理性在中国的发生发展。

2．2   “不动心”

《孟子·公孙丑上》篇中，公孙丑与孟子有一段关于“不动心”问题的对话，似乎一直没有引起后世人们的注意。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公孙丑的意思是，像孟子您这样的才德，如果能做上齐国的宰相，有机会施行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成就出更大的霸业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这样的事功诱惑面前，孟夫子您动心吗？孟子干脆地回答说，不会的，我早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动心于外在的名利诱惑了。公孙丑说，这样看来孟夫子您远远超过了古代卫国的勇士孟贲。孟子说，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告子的不动心比我还要早呢！

接着，公孙丑便追问“不动心”之道。孟子说，从前齐国有一个叫北宫黝的勇者，在他的眼里刺杀一个“万乘之君”与刺杀一个平头老百姓（“褐夫”）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在他的细目中，也没有什么诸如国君诸侯只类的人需要尊敬，谁要是责骂他，他必有回应。又有一个叫孟施舍的勇者，看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与不能战胜的敌人没什么两样，他曾颇有感触地总结经验说，我只是能无所畏惧罢了！

心寂，一定会泯灭掉一切差异繁复。心动，则生发出世界的万紫千红。用尽心机的人最像个人样，最不动心的人最接近于本体。

虽然，在北宫黝之勇与孟施舍之勇之间，根本没法比较出个谁高谁低，也不需要去做这个比较。孟子似乎对这二者之勇都没法更孔子的学生——曾子的恪守心要相比较。曾子曾对弟子子襄说：

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曾子认为，反躬自问，如果觉得理亏，即使面对的只是一介平头百姓，我能不有所惧怕吗？而如果觉得理正，即使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也要勇往直前。这才是老师孔子所谓的“大勇”。

同样一句话，如果从本体、现象角度看，似乎就可以做这样的理解——现象世界里，因为有认识、价值与意义的参与和介入，原本光溜溜的物，陡然间滋生出纷繁复杂、甩也甩不掉的性质、意义、特征、关系、功能……；原本没有比较的，现在都能够分出谁高谁低、谁大谁小、谁长谁短……。物与物之间不同了，看似渺小的东西也能把你吓倒，

接着，公孙丑又请孟子解释一下他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之间有何区别。

孟子说——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在孟子看来，气决不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独立的、实在的存在，亦即，世界并没有一个叫做“气”的东西存在着；也更不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个实实在在的气，人身上可以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气，动植物身上可以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气，但谁能在石头、沙子里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气？不可能的。其实，再愚蠢的人也不会这么认为。

气，不过是心对物自身的意会或体悟，气一定是与心相伴随的，心到哪里，气就可以到哪里。心能够对气有所意会或有所体悟，又使得心成为气的源泉、气的归属，即成为气的本体。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本体，没有一个事物是可以离开自己的本体而存在的，这就叫做“气，体之充也”。

人生的幸福并不是要让我心沉迷于表象世界而纷繁复杂的存在物所干扰，即“无暴其气”，而毋宁是要让自己的心能够获得对物自身、对整个宇宙的意会或体悟，进而退居到无染自寂的物本体状况中去。

据《象山语录》记述，陆九渊曾评价过告子的“不动心”与孟子“不动心”的差异，他说，“告子不动心，是操持坚执做；孟子不动心，是明道之力。”

为什么孟子并不完全赞同告子对心气关系的议论？这是一个既涉及如何获得对本体的意会或体悟的方法论问题，同时又涉及如何印证本体的存在的问题。于是，便自然地引申出语言、意会体与本体三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联系的问题。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说，“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反求其理于心；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孟子既诵其言而断之曰，彼谓不得于心而勿求诸气者，急于本而缓其末，犹之可也；谓不得于言而不求诸心，则既失于外，而遂遗其内，其不可也，必矣。”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悖论。它似乎又让人想起了《老子·一章》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本体，在实质上就只是本体，既无法进入人心世界，也无法进入语言世界，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人心的体悟或意会，又没有必要的语言将人心所体悟或意会到的本体说出来、表述出来，别人又怎么知道有一个本体存在着，又怎么知道你已经体悟或意会到了本体呢？

两个哑巴相对而坐，谁心里都在嘀咕：对方在想什么？天晓得！

本体大道的修证，一方面，离不开心对物自身的体悟，“得于心”才能也“求于气”；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借助于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定现象形式。这样，语言符号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得于言”才能“求于心”。所以，正确的途径只能是内与外、本与末的交相培养。

正是在这一颗本体寂静的“不动心”之中，蕴藏着一切的世界和世界的一切。《孟子·尽心上》说：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无论是现象界里的事物，还是本体界里的物，人要把握它们（“得”），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方法。剖析开来说，对本体之物的体悟或意会，必须遵循向内心反省的路线，能否达到效果完全取决于我心自身；而对现象之事物，只能在我心之外发现，能不能获得它，完全取决于天命而并不取决于我自己。在纷繁复杂的外在现象中追寻本体，犹如在一团斩不断理还乱的线球里找头，本身已经眼花缭乱，结果也只能是越追寻越乱，越追寻越麻烦。

现象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客观，都只是一种由我心投射出去的主观对应物。存在着的东西，都处于与我的关联之中。我怎么看它，它就怎么存在。物都在我的感觉中，没有我的感觉的介入，物始终只是一团漆黑。我死了，也把我感觉到的整个世界都带走了。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是怎么感觉我的世界的。

所以，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一种荒诞不堪的臆说，而毋宁更具有非常深厚的本真蕴义，是冲着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关系来讲的。物在本体里，只是它自身，什么也不是，与什么也没有关系，但是，进入现象世界，物变成了事中之物，即事物。现象世界里的的事物又都是由我心感觉出来的，实即都是由我心构造出来的。

而如果没有一个主观的我在感觉物、在观察物、在意识到物，那么，事物不就又要回到它的本体状态——一团漆黑中去了吗？所以，现象世界里的事物又怎么可能离开我心而独立存在呢？要独立就不要进入现象世界，一旦进入现象世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独立无待的。

我的世界存在于我的看里，存在于我的感觉里。本体之中，每一物都独立自足，不多什么，也不缺什么，所以，物的自性无一不是实实在在的。如果物出现什么差错，一定是我的感觉出现了什么问题。要纠正事物的错误，就必须从我们对事物的感觉入手，必须从根源上彻底清洗我们的感官，釜底抽薪地解决好问题。而这恰恰是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真正意旨。

于是，“万物皆备于我”的著名命题，不应该只从道德论、认识论上去解读，它的本体论内涵不能始终只被遮蔽着。

注释：

    [1] 本体概念之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其含义是有巨大区别的。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常被作知性化、形式化与心灵化的理解，更多地被赋予认识论、知识学、心理学的意义，而并不经常是一个纯粹化的宇宙实体。传统西方哲学不同学派对本体所作的理解尽管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一个共同的倾向则是：以为本体是一种“知性（Verstand）绝对体”，是存在着的表象世界的统一的基础、本质，并且也只有知性才能思考本体、追寻本体。“本体”一词，希腊语为noein，原意是“思想”。康德批判哲学里的Noumena也是表示“知性存在体”。英文的noumena，一般指能够独立自存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物的本源并与现象相对立的、只有智慧才能领会的最本质、最真实的存在。但在中国哲学里，本体概念往往都被解释为一种实存化的本真之物。老子、庄子哲学里，道即本体，道即物自身。得道的唯一途径在于将意义世界不断消解的“损之又损”。每一个物都有自己的本体，都有自己的道，所以，才可能道在蝼蚁、道在瓦甓、道在屎溺。佛教哲学中，尤其在禅宗，佛性就是本体，即是物自身。成佛的实质就是抛弃人心强加于佛性之上的一切知识、理解即所谓“分别心”，而返回到物自身。至于本体的体验，中西哲学之间亦颇有分殊。西方哲学尤其在康德那里，物自体始终是人心经验认知的界限，不可跨越，于是乃滥觞出道德、信仰领域里的绝对法则和彼岸上帝。而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儒学哲学形成之后，本体一定不与人相分离，甚至就在“日用纲常”之内，就是平常而真实的人生生活本身。天人合一，体识不二，即道心即人心，即理即气，良知即天理，即存有即活动。于是乎，即圣即凡，神人圆融，“涂之人可以为尧舜”（《孟子》）、直至“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人人都可以得道。而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则是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能做皇帝，人人都想做人上人而都不愿意只做人中人、普通人的精英意识尤为强烈，进而，革命、造反、起义便成为悠悠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家常便饭。

    [2] 我们无法表达物自身，因为它根本不能进入我们的思维和语言系统。但为了描述与说明物自身，又不得不借助于物、是、有、特别是存在之类的概念范畴。这里，必须申明的是，存在还不直接就已经是物自身，它只是一种经过人心感知、验证过的客观而已。巴门尼德也说过：“你不能知道什么是非存在——那是不可能的——你也不能说出它来；因为能够思维的和能够存在的乃是同一回事。”

    [3] 关于时间与历史，在我看来，时间在我识中发生，我是时间的开始，我识是时间的源泉。记忆、理解与想象造就了时间的感性存在。时间无体，没有任何的实在性。时间永远是一个个即生即灭的、断裂的片刻。因而只是一个无。同样，历史并不由事实所构成。因为事实是生的或死的，事实是永远无法留存下来的。事实一旦生出，旋即已经死亡，苟且残留下来的都是人心意识对已经死亡的事实所形成的理解、想象与记忆。每一个事实都是一个独立不依、绝对无待的本体之物，每一个事实与每一个事实之间原本是间断的，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人心在它们之间做了有机的连结。经过人心意识连结的事实与事实，构成了所谓的历史。于是，历史其实也是一个无。历史与事实永远是两回事。事实是物自身，是本体，不可能进入现象领域；而历史则因为人心而发生发展，并且也只能够存在于人心意识之中，历史绝不是一个独立不依的绝对体，历史的起源在人心想象力与理解力。历史与事实不在同一个领域里，历史与事实是不能连在一起的，“历史事实”的说法是不严密的，甚至还是绝对错误的。参阅余治平《哲学的锁钥——源于本体论的形上之思》之《时间与历史的无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