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子思原书各篇可分为三类，一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二是子思本人著作，三是弟子所记子思言论。除了原本《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外，郭店简《穷达以时》亦属第一类；属于第二类的除了见于今本《中庸》的《天命》和并见于郭店简、马王堆帛书的《五行》外，还有今本《大学》，而《淮南子·缪称训》主体部分正是子思书佚篇《累德》，亦属此类。属于第三类的有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以及典籍中的若干佚文。早期文献中对子思书的不同称谓，意味着不同的文献来源，称《子思》者引自《汉志》所著录的二十三篇本，称《子思子》者引自《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七卷本。七卷本具有很高的价值，非后来子思书辑本所能相比。

关键词：子思书、《穷达以时》、《大学》、《鲁穆公问子思》

　

子思之学为《荀子》、《韩非子》等先秦古籍所论说，当为战国初年的重要儒家学派。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子思其人其书一直倍受冷落。谁也不会料到，上世纪末以来，随着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和公布，子思学派又成为当今的显学。

研究子思学派，我们当然首先要了解子思著作。但不无遗憾的是，当今学者对子思著作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所知甚少，甚至误解多多。例如，人们多以为南宋以前流传的《子思子》七卷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对此，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中《〈中庸〉·〈子思〉·〈子思子〉》一章已经指出，从先秦至南宋，子思名下的这部著作先后出现过三种传本，分别代表其演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至刘向校书前的《中庸》四十九或四十七篇，是为祖本；第二阶段为《汉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为新编本；第三阶段为《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子思子》七卷，是为重辑本。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子思书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子思书中的子思所记孔子言论

古人不象现代人这样讲究著作权，即使以某某命名的典籍，其实并不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成于一时，甚至也不代表一人之思想。子思书的情况正是如此。其原书（这里主要指祖本和新编本）中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子思所即孔子言论，二是子思本人著作，三是弟子所记子思言论。

笔者多次著文指出，原本《中庸》（即今本《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缁衣》、《表记》、《坊记》四篇属于子思所记孔子言论一类。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能见到其他这类文献呢？回答是肯定的。窃以为，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正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乃子思书佚篇。

竹简整理者已经指出，《穷达以时》篇的内容见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和《说苑·杂言》。我以为，搞清《穷达以时》和这些典籍的关系，是判断其文献性质的前提。今取而比观，各本内容虽较一致，但文字多有参差，而与《穷达以时》最为接近的是《说苑》。李零先生将《穷达以时》据原竹简墨丁分为两章。[1]如作进一步分析即可发现，此两章又各包含两个部分，即议论的部分和史实的部分。第一章先议论后史实，第二章先史实和议论。据此，我们可把全文分为四小段，并逐段和《说苑》比较如下：

1．《穷达以时》：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

《说苑》：故夫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时，虽才不用，苟遇其时，何难之有！

2．《穷达以时》：舜耕于历山，陶埏于河浒，立而为天子，遇尧也。邵繇衣胎盖，冒絰蒙巾，释板筑而佐天子，遇武丁也。吕望为臧棘津，战监门来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举而为天子师，遇文王也。管夷吾拘繇束缚，释械柙而为诸侯相，遇齐桓也。百里转鬻五羊，为伯牧牛，释板筑而为朝卿，遇秦穆。

《说苑》：故舜耕历山而逃于河畔，立为天子则其遇尧也。傅说负壤土、释板筑，而立佐天子，则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则其遇成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则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胶目，居槛车中，自车中起为仲父，则其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为卿大夫，则其遇秦穆公也。

3．《穷达以时》：孙叔三射恒思少司马，出而为令尹，遇楚庄也。初韬晦，后扬名，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骥厄张山，骐塞于邵来，非无体状也，穷四海，致千里，遇造故也。

《说苑》：沈尹名闻天下，以为令尹，而让孙叔敖，则其遇楚庄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阖庐，后遇夫差也。夫骥厄罢盐车，非无骥状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骥得王良、造父，骥无千里之足乎？

4．《穷达以时》：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困[2]。隐非〕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芝兰生于深林[3]〕，〔非为[4]无人〕嗅而不芳。无茖堇，逾宝山，石不为〔开，非以其〕善负己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誉毁在旁，听之弋母。缁白不厘，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

《说苑》：芝兰生深林，非为无人而不香。故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也，忧而不衰也，此知祸福之始而心不惑也，圣人之深念独知独见。……故君子疾学修身端行，以须其时也。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穷达以时》和《说苑》之间，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文字表达方面，都是相当一致的，而记述史实的部分尤为接近。这个情况在《穷达以时》之外的各本之间，也是存在的。这表明，《穷达以时》和各本有关记载的史料性质是相同的。既然各本的相关记载为孔子向子路阐述自己对陈蔡之厄的看法，那么，就可以肯定《穷达以时》也出自孔子之口。

无庸讳言，有些学者虽然承认《穷达以时》的内容见于《说苑》等书，而在后者中为孔子之语，但对这段孔子语的真实性，仍心存疑虑。其实，这段孔子语我们本可证之以《论语》的，而《论语》是人们所公认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献。《穷达以时》劈头便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这种天人相对的观念，我们可以在《论语》中读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孔子关于天、命的言论，《论语》中更是俯拾可得，如：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5]（《颜渊》）

这里的“天”、“命”和《穷达以时》、《说苑》等中的“天”、“命”、“时”、“世”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指一种外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死生有命”一语，几乎与《说苑》中的“死生者命也”完全相同。关于“君子敦于反己”，用《论语》中孔子的说法便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这样一来，郭店简中的这篇记述孔子之语的《穷达以时》又出自何种文献、为何人所记呢？愚见以为，此篇当为子思所记，出自子思书。

一方面，这篇竹书的字体和形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关于出土竹简字体、形制与文献性质、篇卷之间的关系，李零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我们分析简文是否属于同一类，首先是靠字体和形制，而不是内容。学者说某篇与某篇属于同一篇或同一卷，常常是从内容判断，或虽顾及形制，但不问字体，这样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6]他根据郭店楚简的字体和形制将各篇竹书分为五类，其中“第二种字体”包括四篇，即《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和《穷达以时》。我个人认为，这四篇文献性质相同，皆出自子思书，分属子思书的三大类。其中，《缁衣》和《穷达以时》为子思所记孔子言论，《五行》为子思著作[7]，《鲁穆公问子思》为弟子所记子思言论。

另一方面，子思本人的思想深受《穷达以时》的影响。根据笔者新近的研究，《淮南子·缪称训》主体部分，正是子思书佚篇《累德》[8]。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在这篇子思书佚文中可以读到下列两段文字：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顺，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为武王造之也；崇侯、恶来，天非为纣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

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

不需多作解释，这两段文字的内容与《穷达以时》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更令人回味无穷的是，这两段文字出自以积善累德为主题的《累德》篇，而根据《荀子》、《说苑》、《韩诗外传》、《家语》，见于《穷达以时》那些言论，是孔子针对子路“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的质问而发。根据《说苑》等提供的背景，我们可以说同《累德》的上述两段文字一样，《穷达以时》也是在讨论“累德积义怀美行”和命运际遇之间的关系。总之，子思在自己的著作中进一步阐述《穷达以时》之思想，可为《穷达以时》为子思所记、并出自子思书之佐证。

子思曾对鲁穆公说：“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孔丛子·公仪》）具体到《穷达以时》，是子思“亲闻之”于孔子，还是“闻之于人者”呢？对此我们已经很难判断了。无论如何，其议论部分与《说苑》等书有一些差异，总体记述也不如《说苑》等书完整、详细。

从本文第四部分看，除了原本《中庸》等四篇和《穷达以时》外，古籍中还保留了一些子思书中子思所记孔子言论的佚文。

二，子思书中的子思著作

笔者曾经指出，《天命》（今本《中庸》中以孔子语成章以外的部分）、简帛本《五行》原为子思书中的子思著作一类[9]。如上文所提到，笔者最近发现，《淮南子·缪称训》主体部分正是子思书佚篇《累德》。本篇是一篇前后一贯、主题明确的论文，故亦属此类。[10]

这里所要着重论证的，是《大学》亦作于子思，为子思书佚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笔者多次著文指出《大学》一书作于子思门人。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主要由于笔者发现此书和《中庸》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就思想、概念等方面看，二者简直如出一辙。又见《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遂以为《大学》就是《中庸说》，为阐释《中庸》而作，这也是笔者将《大学》改编为上下两篇的最初原因。既然《大学》为阐释《中庸》而作，那么自然就推测其作者为子思门人[11]。但是，笔者后来在进一步研究《中庸》的成书时发现，今本《中庸》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为本来的《中庸》，另一部分为子思的一篇佚文，可名之曰《天命》[12]。值得重视的是，《大学》与今本《中庸》的密切关系恰恰存在于《天命》部分，这样就完全排除了其为阐释《中庸》而作的可能性，也极大地动摇了笔者将《大学》分为上下两篇的基础。

那么，《大学》到底作于何人呢？我以为，它与《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仍然是我们考虑问题的立足点。对此，笔者虽在旧作中已经讨论甚详，但认为仍有必要补充新的证据。

我们知道，仁义和利的对立，早已成为人们所公认的观念，而儒家重义轻利，自孔子已然。但是，在子思书中，子思对义利关系别有一番解释：

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文献通考》卷二百八、《郡斋读书志》卷二所引）

此事又见于《孔丛子·杂训》，文字稍异。这种以仁义为利，甚至为“利之大者也”的见解的确是非常独特的。无独有偶，类似的看法又见于《大学》：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朱子本传之十章）

彼处论“牧民之道”，此处论为国；彼处云“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处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尤其是彼处言“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此皆利之大者”，而此处屡言“此谓国不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何其相似！

一种独特的见解为同时代的两部作品所共载是不能简单地用“偶然”来解释的，而两部作品是在十分相似的语境中讨论这种独特见解，这怎能不让人作进一步的联想呢？

种种迹象表明，《大学》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子思本人。

其实，子思作《大学》之说古已有之。明代丰坊曾说家藏魏三字石经《大学》榻本，有虞松《校刻石经表》引贾逵说：“孔伋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13]对于这条记载，后人多有怀疑。如吴应宾说：

《石经大学》非真石经也。谓“魏政和中诏诸儒虞松等考正五经，卫邯郸淳钟会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礼记》，而《大学》、《中庸》传焉。”按，魏未尝有政和之年号。瞿言立言：“魏者，伪也。魏无政和而言政和，正是子虞之谓也。”[14]

看来，怀疑的主要理由是“政和”之年号。窃以为，“魏无政和而言政和”，实属低级错误。照理说，如果《石经大学》为伪造，那么造假者当处心积虑，尽量避免露出马脚，至少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故“政和”或系“太和”之类的笔误。据查《晋书》，虞松确实为魏晋时人，魏武帝时曾任中书令，完全有可能在魏时应诏考经。

据黄以周《子思子·内篇》卷一说，早在丰坊以前，“如《学斋占毕纂》、《古小学讲义》、《三经见圣编》、《樗斋漫录》等书皆以《大学》为子思作，则其说固不自坊始也。”其中，《三经见圣编》甚至认为《大学》与《中庸》原为一篇，乃《中庸》之后小半。另据冯友兰先生说：“《大学》，……王柏以为系子思作。”[15]这说明，子思作《大学》之说，在宋明时期还是相当流行的。

可见，《大学》作于子思，在历史上并非孤证独说，实乃自汉至宋明时期之成说。这让笔者进一步相信《大学》的确出自子思手笔，本属子思书中的一篇。

至于朱子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并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的说法，笔者在旧作中已经有所批评，并指出被朱子当作经的部分实为全篇之纲要[16]。《大学》一篇的思想气质同曾子一系相差甚远，不可能作于曾子一系（子思虽曾从学于曾子，但已独立门户，甚异于曾子）。

三，子思书中的弟子所记子思言论

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行，或属于子思书，或散见于其他典籍，这正如孔子门人所记孔子言行或见于《论语》，或散见于群书。

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皆征引了《子思子》中孟轲向子思请教“牧民之道何先”一段文字：

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

对于这段记载，笔者原以为是《子思子》取自《孔丛子》[17]。后来发现，两书有明显的异文，有不同的文献来源，并非《子思子》引自《孔丛子》[18]。这段史料记述了子思与其弟子孟轲的对话，而《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皆称见于《子思子》，所以当属子思书中门人所记子思言论一类。

另外，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为鲁穆公和子思的对话，亦当为子思门人所记。如上所述，它的竹简形制和字体与《缁衣》、《五行》、《穷达以时》为同类，故它也应该属于子思书中的一篇。

我想，典籍中可能还有更多的这类史料等待着我们去鉴定，地下可能还有更多的这类简帛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四，子思书之称谓

清人黄以周业已指出：“《汉·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间始，故汉魏诸书引《子思子》语与唐马总《意林》同，而并曰《子思》，从旧名也。……其书唐代犹盛行，文史家、类书家所引或从旧名曰《子思》，或依新题曰《子思子》，此各家体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书犹存，《太平御览》采取颇多，而倏称《子思》，倏称《子思子》。一部书中称谓错杂，岂其所引子思语别见于他书与？然检诸古籍，多目为《子思子》，则辑《御览》者人各异题，初无别于其间也。”[19]按照笔者的考证，七卷本《子思子》在梁朝时已经出现。在此之前，群书所引子思书，皆为二十三篇本《子思》，固然不会出现《子思子》其名。至于在此之后，群书征引子思书或称《子思》，或称《子思子》，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将晚出的《子思子》称为《子思》的可能性，但就一般情况下，不同的称谓，意味着不同的文献来源。也就是说，称《子思》者引自二十三篇本，称《子思子》者引自七卷本，并非象黄氏说的那样同为一书，只是“人各异题，初无别于其间也。”当然，称引《子思》者，不一定就见到二十三篇本其书，他们很可能只见到其佚文。

《子思》、《子思子》之别，对于我们研究子思学派的有关问题很有参考价值。例如，子思与其弟子孟轲（字子车）的交往，不但为《孔丛子》所记载，据《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也见于七卷本《子思子》[20]。而王肃《圣证论》说：“《子思》书及《孔丛子》有孟子居”。所谓“《子思》书”，当指二十三篇本《子思》。这说明，子思和孟子车相见之事，不但为《孔丛子》和七卷本《子思子》所记载，也见于二十三篇本《子思》，当为信史。

既然将子思书命名为《子思》，那么其后的古书中所称引的“子思”，或为子思其人，或为子思其书，亦或兼此二义，当区别对待。例如《说苑·建本》载：

《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鼓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尝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故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指，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故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

有意思的是，此文又见于《荀子·劝学》和《大戴礼记》，而后者称其为“孔子曰”。《荀子》虽未明言其为孔子语，但称其为“君子曰”。依笔者的经验，包括《荀子》在内的许多古籍中的“君子曰”实为孔子之语。正如黄以周所说：“刘子政不引《荀子》及《戴记》而称为子思，是《荀》、《戴》所述皆出《子思子》，而《子思子》书中多引夫子语（和一般学者一样，黄氏没有区分《子思》与《子思子》的不同，故将子思书笼统地称为《子思子》――引者注），故《戴记》载此文上有‘孔子曰’三字。是则此言实出于夫子，而《子思子》述之也。”[21]看来，这段文字实为孔子语，而《说苑》称“《子思》曰”者，因其出自子思书也，故此“《子思》”乃指《子思》其书，非指子思其人。

另外，此文不见于专记孔子语的《表记》、《坊记》、《缁衣》以及原本《中庸》，故这可能意味着除了此四篇和郭店简中的《穷达以时》外，子思书中还有一些专记孔子语的篇章。

五，七卷本《子思子》之价值

七卷本《子思子》的意义十分重要，非后来汪晫乃至黄以周所辑录的《子思子》所能相比。《后汉书·王良转》李贤注明确地说“同言而信”一段引自《子思子·累德篇》，这说明七卷本《子思子》含有《累德》一篇。由这种现象可以推测，群书中大量引自《子思子》的片段，也有相当的部分来自七卷本中没有流传下来的各篇。换言之，七卷本除了《累德篇》以及流传下来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诸篇外，还含有若干后来亡佚的篇章。

由这种情况看，作为重辑本的《子思子》七卷，保存了大量本属二十三篇本的内容。甚至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它也可能是重编本，是在二十三篇本的基础上重编而成，基本保留了二十三篇本的材料。如果是这样话，它就不是辑录之作，更不是笔者曾推测的那样杂取《孟子》、《檀弓》、《孔丛子》等书中的有关史料而成。

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七卷本《子思子》到底是一部重辑本，还是一部重编本？或许只有靠将来可能出现的考古资料来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