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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焉安焉”与“复焉执焉”
——周子“中正仁义”二重进路

朱雪芳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亦是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闿运云:“吾道南来,尽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正是对周敦颐在理学上的贡献的赞叹,亦是对湖南本土人杰地灵的颂赞。
周敦颐的思想不仅在宋明时期有重要的影响,即使在当代社会也影响甚深。周敦颐的思想不仅对人性的探讨有深刻的了解,发掘人性的真实的根源,并且有指导人生的意义。在人性论的理论上,其思想不仅有普遍性,并兼具永恒性。因此,我们今天来探讨周敦颐的思想,仍有实际的意义,特别是可以从中寻找其思想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与《爱莲说》等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爱莲说》一文,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识,可谓塑造良好人格典范的佳作。
《太极图说》与《通书》的内容,主要是揉合《易传》与《中庸》义理,展开一套宇宙人生论理论体系。可惜,周敦颐的理论虽然重要,却少人问津,原因是他的理论体系宏大、思想精微,一般初学者不易明白,必须要有契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才能够逐步探讨他的理论体系。例如,他常引用《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般人总会望而生畏,以为极难理解,或以为非一般人所能够理解。其实,要理解“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为切入点。若从基本层次上说,这是对天道的本体描述。“一阴一阳”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它互相转动,代表天地万物的循环系统,并且互相推移、互相涵盖,表现为一种循环互动的关系。一是由阴阳相推道理,推出太极图,建构形而上学体系,开辟包罗万象的宇宙论。二是由阴阳相推之道,建构一套博大精深的本体论。
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物,所以具备“一阴一阳”的法则,同时亦具备实现“一阴一阳”的可能性。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一阴一阳”的可能性。周敦颐认为,古代的圣人早已经明白这种实现的原则、方法。他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换句话说,就是以“中正仁义”来实行和完成。“中正仁义”是实践圣人之道的主要内容。

一、“中正仁义”是实践圣人之道的“简易工夫”

儒学十分强调下学上达,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易传》的“继善成性”等命题,都是下学上达的本质方法。
周敦颐继承《易传》人道精神,阐述“中正仁义”本义。周敦颐所用的方法十分浅显易明,就是《易传》所指的“中正仁义”。什么是“中正仁义”?周敦颐并没有给予精确的说明。我们通过对《通书》的理解,所谓“中正仁义”就是不偏不倚、正直、仁爱、正义等,即是我们的道德涵养、心理素质。这些修养由日常生活的细节开始,为认识真理的切入点。
众所周知,人的存在并不是浮游无根的,对人生的存在的根本没有认识和缺乏基本信念,这样是无法真正认识自己、发挥自我而达到自强不息的。
中正仁义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直接从心灵的沛然处生起,表现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作为道德的根源,从本体上,渊源于天;当充分地实现时,表现为大顺大化。从主体上,发自内在,内心充满愉悦之情。在这个层面上,“中正仁义”之道是一种既简单、又容易的修养工夫,所以称为“易简工夫”。
但是周敦颐明白,人心虽然向往道德,只可惜有时候可以从道德出发,但有时候却有不道德、或非道德的行为。所以,他简单地二分为“性焉安焉”和“复焉执焉”二种道德进路,并且对两种进路作出不同的修养方法上的指引。

二、性焉安焉之圣人

周敦认为,“有性焉安焉之圣人,有复焉执焉之贤人”。“性焉安焉”是属于圣人的事情,因为“性焉安焉”即是顺从自然天性而作,对所作的行为能安然处之。因此,在圣人的角度是顺从自然天性而能保持中正仁义的行为。这一点,恰恰对应《易传》“顺性命之理”的意思,所谓“顺性命之理”,就是跟从良知、良能所感触,所呈现的本然反应而发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模式。换句话说,“性焉安焉”与“顺性命之理”的理论一样。
圣人是儒学的人格的最高典范,究竟一般人可不可以学习、效法圣人之道,甚至成为圣人?在《通书·圣学》章中说:“圣可学乎?曰:可。”可以学习圣人。其中的方法就是“中正仁义”。周敦颐在《通书·道》中更直接地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他采用的是“直接点拨”的方法,可谓简易而明确,不容让人产生偏差。
以上是周敦颐直指学习圣人的根本方法和内容,阐发道德修养的工夫论。这是一种能近取辟的下学上达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展现在道德伦理上、个人品格上、内心修养上等,在人生的各个范畴,随时呈现,随时认取。亦是儒学的简易工夫。由此紧扣道德本心,探讨自己内心幽微之处。逐步反省、逐步上溯、逐步澄清,不断地循序渐进提升人格修养。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推行终身学习的学习态度,正暗合周敦颐的基本学习方法。这是修养工夫进程的本义,换言之,亦可知道儒学的工夫修养方法,虽然古老,但是旧瓶新酒,确实有其前瞻性和永恒性的价值意义。
为什么我们也可以有“性焉安焉”的能力?有什么根据?回答这问题,首先要明白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中国哲学最关心的问题,亦是哲学的永恒问题。中国的哲学家多数认为,人决不仅仅是感性动物,也不仅仅是理性动物,更重要的是一个“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主体。
周敦颐指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为什么需要主静?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日常生活忙碌纷扰时,难以观察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变化;而静是用以觉知自己内心和生理的细微处的感受和变化的平台。
关于这一点,朱子也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如孟子所说,正要人于发动处见得这物事。盖静中有动者存,动中有静者存。人但要动中见得静,静中见得动。”[1]?至王阳明“知善知恶是良知”,亦是继承这些工夫要领。

三、复焉执焉之贤人

从另一层进路,周敦颐认为“复焉执焉”的态度同样可以达到“中正仁义”。“复焉执焉”是由自觉心的推动,反省个人的心性与行为,反躬自问。这是一种自我反省式的行为模式。反回到自家身心,明白自己的善良本性,择心中固有之善,或善的潜在本质,即是“择善而固执”。这与“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克己复礼”理论亦一样。
从对义理的体认和实践的能力上,“复焉执焉”的“择善而固执”的方法,相对于“性焉安焉”的“顺性命之理”的进路,可谓较为次一等,但毕竟仍是趋之若鹜地紧跟着圣人之路。
儒家思想,与日常生活的常识经验并无冲突。儒家思想本来是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反省而建立。无论是“性焉安焉”或是“复焉执焉”,皆可以“静中体验”,作为入门之路。
理学家都很重视“静中体验”。静既是“未发”之体,或“寂然不动”之体,又是一种工夫,即在静坐、静默中进行内心体验。周敦颐接着《太极图说》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2]?立人极焉”,就是主张排除私心杂念,在静中体会中正仁义之性,这就是“立人极”。作为本体存在的静,并不是道家所说的无,也不是佛家所说的空,而是儒家的“中正仁义”之性,即“人极”。作为体验方法的静,并不是绝对静止,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其主要内容是“无欲”。周敦颐《通书·圣学》说:

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漙。明通公漙,庶矣乎!

理学思维的根本主题是如何成为圣人,故又称“圣人之学”。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标准,学为圣人是理学修养的根本目的。不仅应当学做圣人,而且能够成为圣人,这是理学的共同愿望。这里所谓“一”,是纯一而无杂的意思,也就是“纯其心而已”[3],“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能视听无违之谓纯”。[4]?纯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纯于自己的道德本体。但要纯一,则必须“无欲”,无欲不仅是纯一得以实现的条件,而且是纯一的另一面。在方法上,表现为“静虚”和“动直”两方面。“静虚”是主体自身排除一切欲望所呈现的纯而无杂的精神状态,有了这种状态,便能清明而无不通,体验到“诚”和“神”的境界。“动直”则是指主体精神的外现,即公而无私,并不是不动,而是动而能出于仁义之性,即能公天下之是非而无一己之私,这正是体验中的意向活动。[5]?
在“万物皆备于我”的前提下,也可以透过“克己复礼”而归于仁义。天或自然的意义只有通过人的生命和体验才能被认识被把握。
周敦颐的和谐思想是以塑造完美人格的人生态度为切入点和目的,他的体系是巨细分明的,涉及生命的各个方面。首先指出人类先天具有完美人格的本质,亦有创造完美人格的能力,并且有实现完美人格的可能性。
自孔子以来,儒学十分强调“下学上达”,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易传》的“继善承性”等命题,都是下学上达的本质方法。周敦颐继志述事,以“简易工夫”﹑“性焉安焉”与“复焉执焉”三者阐释“下学上达”的可能性及其内在关系,使其不仅只是理论体系,更是一套能够实践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语类》,第1308页。
[2]?蒙培元自注为“无欲故静”,见《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第79页。
[3]《通书·治》。
[4]《通书·治》。
[5]?参见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第79-80页。

(原载《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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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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