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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政治”批判——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黄玉顺

(原载于《文史哲》2017年第5期,第5-19页。本文有删节。转自公众号:文史哲杂志)

一、“贤能政治”的混乱逻辑

(一)“贤能政治”的概念混乱

1.“精英主义”(meritocracy)的本义

“meritocracy”一词出自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1958年的一部反乌托邦社会的讽刺作品《精英主义的兴起》。至于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笔者特推荐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一文。这里有几点是可以明确肯定的:所谓“meritocracy”应当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体制”,乃是纯粹的西方话语;但它并非民主制的对立物,而是民主制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也并非民主制度的普遍本质特征,而只是民主国家在现阶段的一种政治现象。

这个词被用来表达民主社会目前的“精英主义”政治现实,与迈克尔·杨的作品一样具有讽刺意味:表面上,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是根据一个人世袭的家庭背景,而是根据他的“贤能”(merit)(功绩)(被理解为“智商+努力=功绩”[I+E=M]),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事实上,由于人们家庭出生、成长环境的不同,因而其成为“精英”的条件和机会也不同,其实际结果是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世袭制。所以,迈克尔·杨要“打倒精英主义”。

显然,“精英主义”乃是西方的现代性的概念,并不是要反对民主制,而是对民主制发展的既有状态的一种反思,以期改进;不仅如此,“精英主义”甚至只不过是在民主制下的不同党派竞争的一个争论场所而已。这种“精英体制”之所以是贬义词,是因为它是一种导致新的权力不平等和社会等级的意识形态或组织原则, 这正好用来概括西方民主政治在现阶段所呈现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凝固化、贫富悬殊的扩大,导致目前美国及西方世界出现与之对抗的民粹主义思潮。根据该词的本义,“精英主义”既非古代的东西,也非与现代民主制相对立的东西,而是民主制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有待改进的状态。

2.贝淡宁的“精英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概念

贝淡宁试图从古代儒家那里引出指向中国现实的、反民主的“尚贤制”,贴上“political meritocracy”的标签,这实际上是在制造概念混乱。为此,贝淡宁首先需要把作为贬义词的“meritocracy”加以“洗白”。

贝淡宁又特意区分了“政治尚贤制”(political meritocracy)和“经济尚贤制”(economic meritocracy),并宣称他所要讨论的是前者。后者即所谓“经济尚贤制”,“指分配经济资源的一种原则:它是根据能力和努力程度而非阶级和家庭出身分配财富的体制”。这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贝淡宁反对,他引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罗尔斯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尚贤社会”的批判。贝淡宁的主张是:不应该“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分配财富”,却应当“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分配权力”。后者就是贝淡宁的“政治尚贤制”或“贤能政治”。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采取双重标准?根据何在?而且,关键在于:如果依照贝淡宁的政治尚贤制的立场,即应当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来分配政治权力,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能力越低的人,其社会地位越低,越不配享有政治权力。这显然是一种反民主的极端精英主义的立场,即是对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力的剥夺。

3.“political meritocracy”的汉译“贤能政治”或“尚贤制”

以上表明,贝淡宁所谓“精英政治”并非中国的、儒家的东西,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西方现代政治现象。然而贝淡宁说:“我的书主要在讲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文里是用‘贤能政治’一词来表达‘精英政治’的意思的。”这显然是有意无意地混淆视听,是用西方的玩意儿来“强奸”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政治哲学传统。

(二)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自相矛盾

首先要明确,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并不包括民主制度下的精英体制,即与“meritocracy”的本义无涉,是指民主制的“替代性选择”或“替代选择”,亦即民主制的对立物和替代物。然而,吊诡的是:他又往往自相矛盾地明确表示赞成民主政治。足见其思维之混乱。

(三)一种荒唐的逻辑

贝淡宁的心目中隐藏着这样一种逻辑:中国社会的传统曾经是怎样的,那么,中国社会的今天和未来仍旧应当是这样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既然中国古代就逐步形成和实施了君主专制,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既然人类曾经实行奴隶制度,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既然人类曾经都是猿猴,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这种逻辑实在荒谬!

二、“贤能政治”主要观点的谬误

(一)所谓“民主的四大缺陷”

1.“多数派暴政”。但贝淡宁自己承认,这个问题已经由民主制本身加以纠正。

2.“少数派暴政”。指“富有的少数派暴政”,即资本操纵政治。贝淡宁认为,造成这种“暴政”的根本原因是贫富悬殊、收入不平等。但他却承认,在他所赞赏的“尚贤制”下,“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中国和新加坡并不比美国好多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实际情况在进一步恶化”;“‘少数派暴政’在中国和在美国或许是类似的问题”。反之,贝淡宁自己讲:“许多选举民主制国家——比如我的祖国加拿大,就在限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方面做得更好。”

3.“选民共同体暴政”。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之政策的内外有别,即“政治平等仅限于政治共同体的界线之内,界线之外的人则被忽略”。贝淡宁说:“民主化往往会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 但常识告诉我们,“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与“民主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非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在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以“爱国主义”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比比皆是。其实,贝淡宁找错了病根:这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个普遍问题,除非人类社会走出了民族国家时代。

4.“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贝淡宁将“竞争”与“和谐”对立起来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站不住脚的。他分析了两种层次的社会和谐:(1)“在最低层次上,和谐意味着和平的秩序(或不使用暴力)”;“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建立一种和平秩序”。难道民主选举不就是一种非暴力的方式、一种和平的秩序吗?反之,非民主制的社会在试图“建立一种和平秩序”时,难道不是通常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吗?(2)更高层次的和谐,是承认“多样性”,反对竞争。贝淡宁认为这是“儒家对和谐的理解”,但这种理解是偏颇的,儒家并不拒绝竞争,而是主张有礼有序的竞争。民主选举难道不是一种和平的程序,而是一种暴力斗争吗?

(二)作为“贤能政治”前提的四个假设

贝淡宁承认,“贤能政治”是建立在四个“假设”的基础之上:(1)“一个政治共同体被高素质的统治者管理是好事”;(2)“中国的执政党政治体制将持续下去”;(3)“该体制的尚贤部分是合理的”;(4)“该体制还有改进空间”。这里仅就贝淡宁的第一个假设予以分析。贝淡宁所谓“高素质”是指人的道德和能力两个方面。历史与现实都告诫我们:统治者的道德是不靠谱的,好的制度会使统治者变好,坏的制度会使统治者变坏;统治者的能力更是不靠谱的,在坏的制度下,统治者的能力越强,其危害越大。

(三)贝淡宁为“贤能政治”三大问题的辩护

1. 腐败问题,即“统治者可能滥用其权力”。贝淡宁的基本观点是:“选举民主不一定是遏制腐败的利器”;“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是经济发展的程度”,“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反对腐败的最佳防波堤”。且不谈这是否符合事实,贝淡宁接下来分析导致腐败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缺乏民主制度。

2.“政治等级体系可能固化,从而阻碍社会流动性”。贝淡宁所指出的民主国家存在的某些固化现象,与古代社会的固化现象根本就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不仅如此,民主制下的固化现象也远不能与贝淡宁所赞赏的“尚贤制”下的固化现象相比,例如后者的“二代”现象日益严重。

3. 合法性问题。贝淡宁承认,“合法性问题可能是尚贤制遭遇的最严峻挑战”,“这个体制的合法性很难令人信服”。贝淡宁提出了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即“民族主义、政绩合法性和政治尚贤制”。我们首先可以排除第三个来源,否则就成了“尚贤制的合法性来源是尚贤制”这样的荒谬逻辑。将“政绩”视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古代暴君和现代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政权都可能取得良好甚至优异的“政绩”。至于将“民族主义”视为合法性的来源,那更加危险,不妨想想两次世界大战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德国纳粹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

(四)所谓“贤能政治”的“中国模式”

贝淡宁主张第三种模式:基层民主,上层尚贤。(1)关于基层民主。贝淡宁高度赞赏中国这些年来尝试的基层民主选举;但同时承认这种基层民主存在着问题,却语焉不详。(2)关于上层尚贤。贝淡宁一方面认为“‘现有’的尚贤制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承认“现有的尚贤制也存在缺陷”。

作为全书的结论,贝淡宁重新界定了“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基层民主、中间实验、高层尚贤——是中国独有的,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这其实就是刚才实际上已经被贝淡宁自己否定了的模式:基层民主,上层尚贤。贝淡宁认为,这种模式“既是现实也是理想,说它是现实因为它刻画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改革的特征;说它是理想因为它可以被用作评价政治改革的标准,用来指明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然而,关于“政治改革的现实”,这位“中国通”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政治运作的“规则”与“潜规则”;关于“政治改革的理想”,贝淡宁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他涉及“现实”部分所肯定的东西。而有趣的是,关于“尚贤制”还不够完善而有待改进的地方,他往往是引入一些民主的成分,甚至从根本上需要民主机制来保障。

三、“贤能政治”的要害

(一)对“人民主权”的公然否定

所谓“贤能政治”,贝淡宁的界定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为社会和政治作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作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务就是辩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简言之,“贤能政治”的根本原则是:政治权力来自政治能力。这里,“人人都有平等的为政治做贡献的机会”实际上被极少数“具有作出政治判断的超常能力的人”剥夺了。贝淡宁说:“我再次重申,本书旨在为政治上的尚贤制辩护,即政治权力应该根据能力和品德分配。”这就是说,政治权力的来源不是人民、全体公民,而是有所谓“能力和品德”的政治精英;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及其合法性尺度不在人民那里,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手上。这显然是对人民主权的公然蔑视和否定。

(二)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

贝淡宁认为:“政治体制的目的应该是选拔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领袖,这个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核心内容。”这就是说,不论民主的政治体制,还是“尚贤”的政治体制,目的都是选拔“贤能的”领袖;政治制度只是一种工具,而非一种价值。他说,虽然“有些哲学家认为投票权和竞选政治职务对个人来说具有内在价值”,“但是这种论证一直遭到强有力的反驳,英美著名的哲学家,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到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都倾向于从功利的角度来为一人一票制进行辩护”。这其实是对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观念的曲解,因为英美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观念从来不是贝淡宁式的“功利”论证,而是“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的价值论证。事实上,政治制度的目的并不是选择领袖,而是权利与权力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民主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即是人民主权的保障。

(三)极权主义的危险图景

贝淡宁认为,“贤能”的政治领袖具备这样三种关键品质:智识能力、社交技能和美德。首要的是智识能力,这是政治领袖权力合法性的关键。为此,他引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权力合法性的分类: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基于某种传统惯例的权力认同);魅力权威(Charisma Authority)(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力认同);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基于理性法律程序的权力认同)。

其中,贝淡宁对魅力型的政治领袖、即“克里斯玛权威”的描绘充满着赞赏的口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希特勒。于是,贝淡宁赶紧把自己所主张的“贤能”政治领袖与这种“魅力型”领袖区分开来。但紧接着,贝淡宁自己否认了这种区别。在贝淡宁的笔下,我们实在看不出超凡魅力型的权力、古代的专制主义和现代的极权主义之间究竟有何实质区别。

四、“贤能政治”对于儒家传统的歪曲

本文开头论及,“精英主义”乃是西方的现代性的民主制之下的概念。贝淡宁却说:“在中国,‘贤能政治’的传统源远流长。”这是在名词翻译上玩花样,以混淆视听。贝淡宁认为“贤能政治”是儒家传统,这是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歪曲。

(一)《礼记》“选贤与能”的本义

说到“贤能”,自然使人想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说的“选贤与能”(贝淡宁也谈到“《礼记》中描述的‘大同’理想”)。

这里涉及了三个时代:最初是“大道之行”的“大同”时代;然后是“三代之英”的“小康”时代;最后是孔子身处其中的“礼坏乐崩”时代。这是一种“每况愈下”的描述。这里的“大同”时代其实就是原始社会的情形,贝淡宁也谈到“‘大同’理想更像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但孔子之所以要描绘“大同”,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自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实是讲的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意欲重建、更确切地说是建设“小康”乃至于“大同”社会。然而后世儒家迎来的却是秦汉以来的家族社会、皇权社会、帝国时代的君主专制,这绝不是孔子的政治理想。

有意思的是,《礼记》中孔子讲“选贤与能”,并不是放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小康”时代,而是放在未来的“大同”时代。这显然并不是贝淡宁所谓古代的“贤能政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论迈克尔·杨所说的“精英主义”,还是贝淡宁所讲的“精英政治”、“尚贤制”或“贤能政治”,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二)贝淡宁对儒家思想的曲解

贝淡宁竟然说:“柏拉图和孔子都赞同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某种政治尚贤制。”称孔子主张“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这实在是厚诬孔子。他大概是因为看到孔子这样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但有几点他不明白:第一,这里的“议”指“非议”,而非“议政”。第二,孔子说“庶人不议”的前提是“天下有道”;反之,如果统治者“无道”,则庶人当然就会“非议”。第三,“上酌民言以为政教”表明:即便“有道”,也是允许“民言”、允许庶民“议政”的。第四,孔子这里所说的,乃是针对那个时代的政治,而不是在表述一个普遍的政治哲学原理。

贝淡宁根本不懂得儒家的政治哲学,即不能分辨儒家针对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具体政治主张和儒家政治哲学的普遍基本原理。儒家政治哲学的原理是中国古典的制度伦理学,即“中国正义论”,其核心理论结构是“仁→义→礼”,即:博爱精神→正义原则→制度规范。按照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今天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所要求的正是民主制,而不是与之对立的所谓“尚贤制”,所以才有现代新儒家对民主政治的诉求。

总之,贝淡宁强加于中国儒学的“贤能政治”是一个反民主的政治纲领,本质上是一条通往极权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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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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