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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何以“自由”

顾家宁

(原载于《当代儒学》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非常感谢这次会议,让我有机会向郭老师以及在座各位学界先进请教。我对“自由儒学”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正好借此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首先第一点,正如上午很多老师提到的,当代儒学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质,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提法,比如“心性儒学”、“政治儒学”,还有黄玉顺老师的“生活儒学”、谢晓东老师的“社会儒学”,另外海外还有像安靖如的“进步儒学”,颇有“儒分为八”的感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流其实并不难理解,我想这在根本上是由儒学当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即如何应对现代性问题决定的,当代儒学发展的不同方向和流派,就是就此给出的不同方案。

如何应对现代转型,是儒学在现代社会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对此,大致有两种基本的价值立场,一是顺应和调适,即发展儒学,使之适应现代性价值,另一种则是基于古典立场而对现代性采取反思与批判态度。以二者为端点,以对待现代性价值的正负态度为线索,我们可以梳理出当代儒学发展中涌现的各种流派光谱。

以上是我阅读郭萍老师新著的基本问题意识。在儒学现代发展的大背景下,“自由儒学”意图处理的核心问题其实也正在于此,即如何理解儒家价值,如何理解现代价值,进而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张力?换言之,今天我们发展儒学,应当如何把握儒家价值与现代性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强调儒学应当适应、服务于现代价值,还是站在超越现代性的立场上进行批判,抑或采取一种比较折中的态度,在肯定现代价值的基础上,把儒学视作一种补充性和反思性的资源? 

第二点,关于“自由儒学”,本书中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架构,即从“本源自由”到“良知自由”(形上自由),再到“政治自由”(形下自由)。这显然是一种以自由为核心概念来重构儒学体系的尝试,由此也引出了我的另一个问题,即在“自由儒学”框架中,如何处理自由和儒学的关系?就概念而言,“自由儒学”其实可以有两种讲法,一是“吸收自由观念的儒学”,二是“以自由为本源来重新阐释的儒学,二者还是有所区别。在我看来,本书更接近后一种思路,正如郭老师所说,其目的在于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生活做一种基于儒学的解说。那么,在这样的建构中,如何能够体现自由观念的儒家特质?

这里其实存在着两个讨论的维度,一种是我们以某种现代自由观念为标准,到儒学典籍中去寻找相对应的资源,这种正向格义的做法近代以来已有很多。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儒学视野中根据儒学资源来重新诠释和理解自由观念,比如狄百瑞的《儒家的自由传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试图在儒学视野中运用“自得”“为己之学”等等儒学概念来重新诠解自由。当然这本书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比如很多人认为他把自由观念讲得太泛、太薄,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也是最有价值的一点在于,他试图用儒家自己的语言去重新阐释自由概念,这样既可以拓展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持其儒家特性。

由此涉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本源自由”的观念。郭老师把“本源自由”理解为一种没有规定性的,摆脱形而上学化、对象化的思维模式,那么在“本源自由”之中如何体现其儒家特质?由此自然会涉及到对于儒学特质的理解,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过,儒学的面相固然十分丰富,但无可否认其中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其致善、求善的理想追求,无论在个体修为还是社会政治层面。倘若只讲本源自由并以之为整个自由儒学的核心,我有一个担心,会不会把儒学讲得过于单薄?

进一步看,从本源自由下落到政治自由层面,就是从“无善无恶心之体”到“有善有恶意之动”。儒家政治理念或许不会满足于像自由主义那样把政治体系理解为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平台,满足于对个体消极自由的保护,在此之外它还应当容纳一定的致善维度,也就“修道之谓教”的问题。儒学的现代发展理应容纳政治自由,但如果我们站在儒家意义上讨论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那么如何处理自由与教化的关系也许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但本书中并没有太多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教化观念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呈现,是传统的政教形态,或者是一种宗教形态,抑或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自由教育,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有很多讨论的方式。

最后一点,我想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一些补充。本书的题目是《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儒学理论的现代建构,而这一建构又是依托张君劢思想的梳理来完成的。“新宋学”与自由儒学的关系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它从思想史连续性的角度反映了儒学传统现代转型的一种可能性,我对本书的阅读也是从第四章以及第七章关于张君劢“新宋学”的相关讨论入手的。张君劢对于“新宋学”有一套独特理解和阐释。我注意到本书对张君劢新宋学的批评中,有一个关键点在于思维结构上面的形上、形下二维区分,正是这一区分导致他的新宋学建构在本体论上陷于僵化。针对这个问题,我想从宋明儒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视角来做一点补充。宋明儒学传统其实非常复杂,形上形下二元论可能更多代表了朱子理学的特质,但其实从宋明儒学内部来看,已经有很多批评的意见。最明显的例子比如明代哲学,从阳明到刘宗周、黄宗羲的哲学发展过程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特质就是对朱子学形上、形下的二元论的批评,这其中已经蕴含着某种广义宋学内部的反思意见,这也就是说,宋学传统中实际上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多种诠释发展的可能性。

与之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宋学是否相对于它的历史经验层面具有一种超越性。书中比较倾向于把宋学做一种本质主义还原,认为它实质上是一种维护皇权社会的思想理论,把天理、良知还原到三纲为代表的家族伦理和政治伦理、政治结构当中去。在我看来这种本质主义还原也许可以商榷。正如史华慈教授曾经指出的,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不是聚焦某种不变的本质,而应当去寻找中国思想的广度、多样性及其问题。那些具体的家族伦理、政治伦理,究竟是宋明儒学所要维护的本质价值,还是说这些只是基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所作出的一种应时之方,从而存在着因时损益的可能?

由此,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在方法论上,我们是需要做一种截断众流式的重新建构,还是有可能依托儒家思想史自身的发展,给出一种更加贴近思想史脉络的理论转换与建构?比如狄百瑞对宋学从朱子、阳明到黄宗羲的思想梳理,其中对自得、自然与道、自由教育、自发的道德精神等问题的提炼,就避免了一种本质主义还原式的处理。当然这里实际上涉及到诠释方法的问题,中间会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就讲这么多,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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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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