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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血缘

李若晖

【编者按】作者简介:李若晖,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哲学史、中国德性政治史、中国古典语言与文献。本文是李若晖教授在2018年4月28日山东大学举办的“儒学现代转型与儒家自由观念建构暨《自由儒学的先声》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文章现载《当代儒学》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这场我听下来也是获益匪浅,我大致上翻了一下,觉得郭萍的书在现在的儒学研究当中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好话我也不多说了,大家都看得到。

但也有不同意见,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有很多是延续所谓宋学的脉络,郭萍这里专门讲了新宋学,刚才家宁也讲了。那么这样一个脉络下来,就容易造成先秦汉唐与宋明儒学的对立。尤其是郭萍的这本书里,又构造了一个儒家原教旨主义,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加剧这样一种对立,而且就是授人以柄,好像说我们做的就不是原始儒学,就不是孔子那一套东西了,我们是跟孔子对立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会给自己找很大的麻烦。在我看来,她所指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这一班子,我不认为他们是儒家,他们只是打着儒家旗号的一小撮野心家,身在江湖,心在魏阙。

他们完全是在歪曲儒学。复旦的吴震老师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吴老师写到后来心情也是很沉痛的。他这本书就是在讲,儒学为什么会在日本消失,这就是因为,日本的儒学,为明治以来的天皇体制辩护,尤其是在二战之中,竭尽全力,为日本的这样一种倒行逆施,为它的这样一种体制辩护,导致在二战结束之后,儒学被整体抛弃,从此儒学在日本就不再是一种现实的思潮,而只具有历史意义。我们今天,是否有一些人也在走同样的路,这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尤其是有的人,把儒学跟西方,尤其是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思想,截然对立起来。因为自由主义是一个特指的学派,我们可以说,西方的整个思想实质上都是自由思想。比如说他们在出版的书里面就明确说,民主自由是只有禽兽才需要的,而儒学是基于血缘,所以是自然性的,来对抗西方的自由。

我认为,这样构造一种对立,纯属虚构,这样描述儒学,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汉儒就一再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在整个的历史脉络当中,殷商时期,一方面是神权政治,另一方面是一种就是说宗族政治,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周以后,周初的制礼作乐人文思潮,已经彻底颠覆了殷代的政治体制,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国家的政府机构,周初创设了一个卿事寮,区分于原来的继承于殷代的这个神权政治的太史寮。我们知道,一直到司马迁都讲,太史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我们在殷商甲骨文里面所看到的,凡事都要去占卜,神权。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比附一下的话,就相当于太史寮是祭司,而卿事寮是宰相。那么,周代新设立的卿事寮实际上就是说是专注于民事的,是一个处理民事的专门的新设的机构,也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所在,而掌握神权的太史这一系,只是顾问,却不执掌政权,执政权是在卿事寮那里。这就是说,在周代开始,它是以人文执政,区分于殷代的神权。

另外一方面,周代的宗族结构,也不同于殷代。北大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所的所长,朱凤瀚先生,他的代表作就是《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在这本书里面,他把殷代的家族卜辞和周代的家族铜器铭文,做了对比,得到的结果是,殷代是一个纯血缘家族,但是周代的这个家臣,大都是非血缘性质的,因此他把周代的这种家族结构称为拟血缘,模拟的拟,不是纯血缘,是模拟血缘。杜正胜有一本书《周代城邦》,他也指出来,就是说周代的封建,实际上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个伯禽去建鲁,他自己去带了周人的群体,然后同时还带来殷人的部分族,再加上商奄的土著之民,实际上至少是三拨人,来构成的一个鲁国,包括鲁国的贵族,所以,他是一个异族复合的国家。杜正胜把这样一种结构,他说他杜撰一个名词,叫做“假血缘氏族”。裘锡圭先生也根据铜器等出土文献的研究,他也认为在周代,比如说诸侯是把整个国的人作为一个族来对待的。哪怕是周天子,“天子”这个词,香港的黄然伟先生有《周代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他就指出来,“天子”这个词,是出现于成王时期,到康穆时期才开始大量地使用,就是天子这个词在殷商时期是没有的,“子”实际上是宗子的专称,相当于族长嘛,“天子”实际上就是“天之宗子”,就是把全天下的人作为一个族来对待,然后周天子是以这个宗族的族长的名义来执掌国政,执掌这个天下的大权,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君统和宗统的合一,这就是说周建国,怎样处理一个超出血缘的地缘的治理的问题。以前金景芳先生就有一个观点,他说君统和宗统是分开的,就是说宗统是宗庙,君统的话实际上就是社稷,因为他要套西方史学由血缘进入到地缘的进程,在这样一种进程当中,他要在中国古代找对应物,于是血缘是宗庙,那么地缘是社稷,社稷是一个超血缘的,地缘性的政治标志,由此来建构一个超血缘的国家。但是在中国古代实际上,超血缘的方式不是一个地缘性的国家,而是一个拟血缘性的宗族,在这里就是说国族是一体的,他把整个国家的人都看做自己的父兄。所以像李泽厚说,中国是在血缘未解体的情况下由原始氏族进入到国家,所以在国家之内保存了大量的血缘关系,因此儒学是一个重视血缘的思想学派,这个实际上是完全不正确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论语》里面,孔子回答宰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行三年之丧,他说的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他并没有一个字讲到父母生了你,而是讲父母养了你,也就是说养是高于生的。那么如果我们并非钻牛角尖地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之后,他的生父母不养他,是由养父母养大的,那么谁是他的父母,如果他只能认一个父母的话,谁是他的父母。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董仲舒,《通典》引用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说甲生了乙,但是乙是由丙养大的,所以乙一直以丙为自己的父亲,他不知道有甲,但是他们是同处在一个村落里面。有一天甲喝醉了酒,就对乙说,我才是你爹,这个乙误认为甲是要占他便宜,于是就把这个甲打了一通,好,这下子甲想着,这个心里怄气啊!我被儿子打了,不认我这个爹还打我。秦汉的律令是规定,如果父母告子女不孝的话,是重罪,可以至于杀头,死刑。于是甲就去官府告,然后这个案子交到董仲舒那里请他定谳,那么我们一想就是关键就是在于,爹是怎么认,到底是生算爹还是养算爹。如果是生算爹的话,这就是子殴父,那就是死刑,没问题。然后董仲舒就说,甲没有养他,就不是爹,同于路人,打了没事。所以儒学绝不是一个基于血缘的学说,儒学的所有讲的血缘关系,是一种模拟血缘,它是说把一个人放在父之位,和子之位上,来讲父子关系,至于说你是不是亲生父子,他是不管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一再有这个换爹的,就是说过继啊等等这些都是换爹嘛!换了爹,换的爹就是你爹,生你的爹就不是你爹了,不能认的。比如公羊传的陈公十五年的仲婴齐。又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以后,当时张纯给他提建议,将光武帝自己的亲生父亲就在南阳老家设庙,由郡守称使者以祭。从此,整个东汉的皇帝再也不祭这个祖宗,而是论辈分以元帝为父。就是说并不是,儒学并不是基于血缘。

这样一个结构,在近代以来,带来了另外一面的危险。也就是说,在日本福泽谕吉开始,因为面对日本近代化的起点是日本的封建社会,就是西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诸侯大名割据,然后武士也是,宗族势力很严重。所以福泽谕吉推进日本现代化的方式就是打破血缘,然后以原子化的个人归属国家,就是效忠天皇,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实际上就是恰恰利用的儒学的一种拟血缘模式。所以就是说这样的儒学,为什么最后会发展到去支持日本明治以来的天皇体制,一直到为二战满世界侵略,做论证,其实都是与此有关的。与此相应,反映在中国就是对于家的猛烈攻击。中国的二十世纪史,曹禺的一部《雷雨》足以尽之,当我们从攻击家,从家里出来,要建立一种新道德的时候,这种新道德却被轻易地利用。周朴园曾经故意放水把两千两百多个小工淹死,然后从每个人身上剥夺他们的抚恤金,这样一个就是在传统道德里已经丧尽天良的人,却靠着一桩虚虚实实的爱情,在新道德里面重新获得了道德,然后用这样一个虚假的新道德,再重建一个新式的旧家庭,在这个新式的旧家庭里要他的老婆做一个服从的榜样,要他那个没有爱情因此不道德的婚姻当中的老婆,给子女做个服从的榜样,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史的完美写照。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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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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