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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明理学说再见?——从宋明理学的兴起看儒学的当代处境

刘宏

【编者按】作者简介:刘宏(1984-),男,哲学博士,现任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本文系2017年度安徽师范大学校博士启动金项目“戴震的知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XJJ01)成果。文章现载《当代儒学》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摘要】围绕着“与宋明理学说再见?”的话题,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能否与宋明理学说再见?”“如何与宋明理学说再见?”“与宋明理学说再见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无所谓与宋明理学说再见,因为与宋明理学互相支撑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崩塌了;其次,我们有必要与宋明理学再一次相见,因为可以接续宋明理学创造出属于当代儒学的学术形态;再次,我们与宋明理学永远说不了再见,因为宋明理学的某些价值观念业已内化于现代生活之中了。当代儒学的未来展开,有必要重新回答宋明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层面提出的哲学问题,并主动吸纳西方哲学,自觉从政治儒学的口号式呐喊转进到心性儒学的理论性建构,从而最终证成现代性的个体理想人格,方能真正完成儒学的当代复兴。

【关键词】宋明理学;当代儒学;儒学复兴

 伴随着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复兴,近年来的儒学界逐渐出现了一股“超越宋明,回归先秦”的动向。从而,“与宋明理学说再见?”这一话题,开始成为当代的儒家学者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围绕着这一话题,可以展开多方面的讨论。首先,这一话题的提出本身反映了在当下儒学复兴的浪潮下,如何定位和审视作为儒学传统重要一环的宋明理学。或许可以更明确地提问:要复兴传统儒学,要不要复兴宋明理学呢?其次,就这一话题的提问而言,疑问句的提法似乎是在说宋明理学已经淡出了当代人的视野,但似乎其中的某些东西又具有现代价值转化的可能。再次,如果真的与宋明理学说再见了,那么当代的儒学复兴又将何去何从?其实,当我们产生以上诸多疑问之时,就已经说明了宋明理学之于儒学的未来展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尤其是,作为传统的宋明理学究竟能否为儒学的再度复兴提供道路借鉴和文化资源,才是我们最为关心和力图探索的事情。也就是说,今天之所以来回望宋明理学,是为了更好地认清儒学在当下的处境。

从而,要正面回应以上话题,就必须将这一话题至少细分为以下三个问题:(1)我们能否与宋明理学说再见?这关乎着当代人对宋明理学所抱持的应有态度。(2)我们如何与宋明理学说再见?这关乎着宋明理学给当代人所留下的固有遗产。(3)与宋明理学说再见之后,我们该怎么办?这关乎着在接续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当代儒学所可能有的发展方向。
 
一、能否与宋明理学说再见
 
在提出“与宋明理学说再见?”这样的疑问之时,首先必须反思的是,我们真的可以与宋明理学说再见吗?这不是一个主观愿望的事情,而是一个有待考察的客观事实。诚然,在当今学术环境下,宋明理学或许已经不再是学术上的热点了;在社会生活中,宋明理学所提供的一套价值观念也不再能引领现代的生活方式了。表面上看,经过上世纪“现代新儒学”的开发,宋明理学的理论已经貌似被阐发的无余蕴了;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动,宋明理学也已经被消解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但是,宋明理学真的与现代生活之间毫无关联吗?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宋明理学的三种形态。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二是作为学术形态的宋明理学;三是作为生活形态的宋明理学。下面来一一解说。

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宋明理学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1)中晚唐的准备期;(2)北宋的奠基期;(3)南宋至明初的确立期;(4)明中叶至晚明的流变期;(5)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的衰落期。而如果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话,至少可以说元代以后的宋明理学才逐渐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从而才有可能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1]而自从宋明理学被确立为意识形态之后,其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才得以借助官方的体制力量实现普遍化和大众化。毫无疑问,作为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对中华帝国后期的元、明、清三朝之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此种影响,简言之,在政治层面为帝国的君权统治提供了理论说明;在社会层面为伦理的价值观念奠定了实践导向。然而,以上两点也正是晚近以来宋明理学所受诟病最多的地方。但我们想说的是,首先,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次,宋明理学之可能作为意识形态,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再次,我们无须先以今人之见为主来对宋明理学的历史影响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主观判断。客观地说,作为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已经是过往的历史事实,难道仅仅因为今人的批判,其曾经的正面价值就能视而不见吗?难道仅仅因为今日出现了儒学复兴,其惯性的反面危害就能自动消除吗?于此两者,显然皆不可能,也无必要。

但是,在我们将宋明理学视为意识形态之前,还不得不重视问题的是:宋明理学与意识形态之间难道可以简单地画上等号吗?如上所说,宋明理学在从中晚唐至两宋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并非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还曾长时间受到来自当时意识形态的打压。[2]就宋明理学家的主观愿望而言,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政统”之外还试图建构出一套批判君权统治的“道统”。虽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们的“道统”理论之中又存在着证成君权统治合法性的客观事实。可以说,宋明理学最终之所以被接受为意识形态,乃是理想中的“道统”与现实中的“政统”互相博弈的产物。从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立论,我们既要看到宋明理学与君权统治合流的一面,也要看到宋明理学对君权统治批判的一面。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在宋明理学成为意识形态之前乃至之后,宋明理学依然存在着其他样式的发展形态。

二是作为学术形态的宋明理学。如上所说,宋明理学给今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考察其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所依靠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宣传和伦理说教,而是其背后有着坚实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支撑。也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只是宋明理学的外在表征,学术形态才是宋明理学的内在肌理。而就意识形态与学术形态相比较而言,很明显,并非宋明理学所有的学术形态都转化为了意识形态。最起码,并非所有的学术形态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扬。确切来说,真正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唯有程颐和朱熹的学术理论。这也是为何今人一说到宋明理学,首先想到的就是“程朱理学”。狭义上来说,作为一学术术语的“宋明理学”,指称的就是程朱一系的理学。但是,且不说“程朱理学”一开始就只是一种学术形态,在其被奉为意识形态之后,也依然存在着学术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且,程朱理学之外的其他学术流派更是与意识形态之间保持着更大程度的张力。总之,我们不能在将学术形态与意识形态两相捆绑的狭隘视角下来理解宋明理学。

就学术形态而言,表面上看,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得到了现代新儒家诸人不同程度的开发,但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是,在这两大主流之外的其他学派比如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明清时期王夫之、戴震等人“气学”一路的理论成果尚存在着继续研究的极大空间。问题是,一种学术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短时期内后人研究的多少,也不在于某个阶段中是否占据着学术的热点,而在于这样一些理论是否具有被重新解释的学术品质。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内部的争锋,那将忽视的是学术本身所指向的现实关怀。此种现实关怀,不仅指向过去宋明理学所面对的现实,更指向的是今人所面对的现代社会的现实处境。从而,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就将成为今人研究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的应有态度。而一旦从今人“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切入,我们将发现,宋明理学中不论处于正统的学术流派,还是其他非正统学派的理论贡献,都有可能存在着被创造性解释的现代价值。甚至,整个宋明理学的传统都将是今天学术研究所无法摆脱的先在境遇。这也是为何一方面宋明理学淡出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另方面宋明理学中某些学术流派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缘由所在。

三是作为生活形态的宋明理学。相对于意识形态和学术形态的宋明理学,生活形态的宋明理学听起来似乎陌生。在此,“生活形态”无非是想表达,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学术理念伴随着历史的积淀已经构成了现代人“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观念。如果说,伴随着帝国体制的瓦解,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伴随着时代问题的变动,学术形态的宋明理学可以被不同时代赋予不同的现代价值;那么,宋明理学之于现代人的生活实际而言,就已经内化为不可摆脱的生活无意识。在此,可以用个简单的生活实例来说明。虽然现代人已经告别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然而在陷入现实的生活困境之时,依然会呼喊出“天理难容”“良心何在”等等类似的生活语言。这是对形而上的终极价值的诉求,而这一终极价值无疑来源于宋明理学对现实生活的历史集聚。

更进一步说,就生活形态而言,我们不仅不能忽视宋明理学的某些价值观念已经渗入到了现代个体的一言一行之中,而且更应认识到宋明理学在其流衍变化中在不断塑造着整体国民的民族精神。用宋明理学的话语来说,意识形态也好,学术形态也罢,皆是外王事业,而生活形态才是内圣之道。要理解中国的个体和社会之所以发展成今天如此模样,失去了生活形态的宋明理学这一视角,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统观以上三种形态,我们可以与宋明理学说再见吗?对于意识形态,我们无所谓与宋明理学说再见,因为与宋明理学互相支撑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崩塌了;对于学术形态,我们可以说与宋明理学再一次相见,因为可以接续宋明理学创造出另一种学术形态;而对于生活形态,我们却是与宋明理学永远说不了再见,因为宋明理学的某些价值观念已经积淀为今人之为今人的内在本质之一。
 
二、如何与宋明理学说再见
 
但是,我们无法与生活形态的宋明理学说再见,并不意味着宋明理学的一切成果都应当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今天之所以提出“与宋明理学说再见?”的疑问,已然表征着我们要有意识地来反思和批判宋明理学所留下的遗产了。其实,不仅是今人才产生与宋明理学说再见的冲动,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和清代的“乾嘉汉学”开始就已经开启了对宋明理学各个形态的批判了。更不用说,鸦片战争之后的各期儒学都在试图突破宋明理学的苑囿,寻找着新的出路。但如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突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宋明理学所划定的话语场域一样,我们今天与宋明理学说再见也无法视宋明理学的固有遗产而不见。新世纪的某些儒家学者试图提出“超越宋明,回归先秦”的主张,但先秦是无法回归的,宋明同样也是难以超越的。要与宋明理学说再见,请首先考察宋明理学给我们留下的先秦儒学所不曾展现的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了回应先秦儒学所罕言的“性与天道”问题,从而为儒家的价值观念奠定形而上的哲学基础。由天道问题,而有本体论的建构;由人性问题,而有心性论的建构;由人性与天道的通达,而有工夫论的建构。今天,当然不可能照搬宋明的理论成果。问题是,今天是否有必要来重新回应这些超越时代的哲学问题。

在天道问题上,现代科学已经给出了铢分毫析的回答。但试问这些回答真正完满解决了宇宙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运行的等等终极的问题吗?实际情况是,现代科学在解构了宇宙的事实存在之后,却同时消亡了宇宙的价值内涵。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所带来的后果是,人们越将事实看的清楚,价值的根源越无法得到安顿。或者说,现代科学只能解答天道的事实,而无法领会天道的价值。失去天道信仰的现代人,之所以无家可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价值根源的失落。

而宋明理学认为,天道乃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既不试图在宇宙之外安排某种人格神的存在,也不相信宇宙本身价值的空无。在宋明理学看来,宇宙本身的存在,是一个无须追问的事实,此事实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而此价值就表现为宇宙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活动。在天道的无限性面前,现代科学的有限性显得捉襟见肘。而无论现代科学如何向前推进,天道信仰都有待于重新寻回。

在人性问题上,人性之中的欲望在现代社会已经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释放。现代社会之所以表现为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不仅缘于科学知识的长期进步,更缘于人性自私观念的迅速普及。甚至,人性自私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所宣扬的主流价值标准。但观察现代人的生活,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欲望被调动起来,另方面是更多的社会群体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如何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提升整体国民的精神修养,都必须重建对人性本质的重新理解。

而宋明理学在人性论层面的典型话语是性善论。性善论的坚守,并非意味着对人性之恶这一事实的无视,而是为了给社会生活指引一个正面的价值导向。应该说,人性之恶是一种事实,但同时人性之善也是一种事实。今天,或许我们无必要再如宋明理学一样,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争一个理论的高低。但人性作为社会生活交往的根基,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得到重视和讨论。在今天,我们不仅要重提人性问题,而且要将性善论主动设定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来宣扬。唯有如此,一个和谐的社会才是可能的。

在工夫问题上,宋明理学有自身的一套话语建构,比如“格物致知”“主敬穷理”“致良知”等等。这是宋明理学相对于先秦儒学所开发出的一个新的领域。抛开这些具体理论不谈,所谓“工夫”,无非涉及到如何摄取知识和培养道德的问题。任何时代的儒学都重视这些问题,但宋明理学的贡献在于将此两者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领域提出来,并为此两者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础。

就知识的层面而言,现代人往往批判中国之所以落后西方在于缺乏科学知识的创造。但殊不知在儒家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唯有到了宋明理学这里才真正建构出了一套知识论的体系。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论体系中,中国的科学知识在宋明时期才得到了巨大的推进。不然,又如何解释《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等知识类著作的涌现?只不过,中国有中国的科学知识,西方有西方的科学知识;只不过,中国人对科学知识的态度和应用不同于西方罢了。

就道德的层面而言,现代人往往批判宋明理学过度偏重于道德一面的尊崇,甚至以道德来压制知识。然而,道德相对于知识的价值优先性,或许正是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不同特色所在。因为知识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的独立性,更不具备价值的导向性。用宋明理学的话语来说,知识为用,道德为体,知识只有经过道德的约束才能得其所用。另外,现代人又往往批判宋明理学给中国社会所留下的道德教条,甚至认为宋明理学乃是“三纲”伦理的罪魁祸首。其实,这是犯了如上将学术形态的宋明理学与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两相捆绑的错误判断。退一步说,宋明理学所确定的某些伦理规范的确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了,但现代社会难道就能抛弃对道德的尊崇?更明确地说,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任何社会都应该讲道德的原则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总而言之,时代在发展,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哲学,但哲学的问题却永不会过时。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其所提出的问题显然同时兼具时代性和超越性的两个方面。当我们准备与宋明理学说再见的时候,切莫忘了先行总结宋明理学对这些问题所做回答的遗产,进而才有可能提出属于我们时代的解决问题的理论。
 
三、与宋明理学说再见之后
 
当我们认识到宋明理学的某些价值观念依然潜存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宋明理学的某些问题意识还有待于现代人进一步去回答,我们才有可能跳出宋明理学的具体理论,来探索当代儒学的发展道路。不用说,我们今天再也不可能运用“理”“气”“心”“性”这样的学术话语来建构当代儒学了,这是与宋明理学不得不说再见的事实。然而,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代儒学的处境与宋明理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亦即两者同是归属于彼此时代的一次儒学复兴运动。而儒学之所以能在宋明实现复兴,对于儒学能否在当代再一次实现复兴,理当具有道路上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儒学在宋明实现复兴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当代儒学复兴所无法避免的道路。这或许是说再见之后,宋明理学给当代儒学留下的首要启示。在此,我们就复兴的起源、复兴的方向与复兴的完成三个方面来解读。

从复兴的起源来看,宋明理学复兴的对手,乃是佛、老,尤其是佛教。而当代儒学复兴的对手,很明显乃是西方哲学。之所以存在所谓的“复兴”,意味着儒学的价值观念在外来文化的再次冲击下,必须重新找回话语权。当然,今天有所不同的是,曾经的外来佛教也已经中国化为中国哲学传统的一部分了。那么,相对于西方哲学来说,今天复兴儒家哲学要不要复兴佛教甚或是道家呢?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复兴”并非是关于某家某派的对象化学术研究,而是能够担当重建整体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运动。在我们看来,与佛老相比较,唯有儒学才更具有治理社会的建构功能,而前两者倾向的则是一种解构思维。就此而言,今天广义上的传统文化复兴,实际上就是儒学的复兴,这也符合当下所展现出的文化复兴事实。

面对佛教这一对手,宋明理学存在着一个从被动拒斥到主动吸纳的转换过程。从中晚唐的韩愈开始以至宋初的胡瑗、孙复、石介,儒学批判佛教使用的最强势话语是“夷夏论”。[3]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文化本位论”。同样,在今天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论证“中国哲学合法性”、提倡“儒家原教旨主义”等等争论屡见不鲜,实际上这些皆可看成传统“夷夏论”在现代社会不同程度的变形。其合理之处在于,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土文化而言,能够激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鲜明举起文化复兴的旗帜。但其危害之处在于,有可能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以至于固步自封。而宋明理学真正的复兴要等到“北宋五子”时期,尤其是“关学”和“洛学”的创立。而考察张载、程颢等宋儒的为学经历,不难看出,“出入佛老,返归六经”才是挺立儒学的必由之路。[4]据此参照,今天对于西方哲学的态度,恐怕也是舍“出入西学”而不能。这里,有这么一种担心:宋明理学“出入佛老”的最终后果是“阳儒阴释”,今天的“出入西学”会不会带来儒学的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儒学本来就是不断修正的,儒学从来都是融合其他学说的时代产物。总之,正是在对佛老的吸收消化中,宋明理学完成了一次儒学复兴;当代的儒学复兴之路,同样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主动吸纳。而对于“文化本位论”,我们认为,在儒学复兴的初期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伴随着儒学复兴的理论化推进,则是值得警惕的。

从复兴的方向看,宋明理学存在着一个从政治儒学走向心性儒学的推进过程。儒学干预政治,是孔孟以来的儒家始终不曾放弃的理想目标。然而,在政治之外,儒学同样关心的是个体人格的养成。也就是说,“内圣外王”构成了儒学一体之两面。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开发了儒学的内圣一路,而丢失了儒学的外王之道。事实是,在宋明理学的奠基期,也就是北宋时期,最先走上复兴之路的乃是偏向于外王的政治儒学,此后儒学的推进也一直是内圣与外王齐头并进。我们看到,在经过北宋初期的经济繁荣之后,率先有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方有大批儒学人才的涌现;其后有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才伴随着各种心性理论的纷纷创立。放弃理学内部的门户之争,政治上的改革在推动着心性理论的不断深化。

然而,北宋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们,后来占据正统地位的乃是在政治上持保守主义态度的心性儒学。这里的问题是,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政治上的改革,而在于政治改革需不需要一个心性论的合法基础。在心性儒学看来,“心性”是“体”,“政治”是“用”。如若两相颠倒,过分强调“外王”的功利化导向,就会构成对“内圣”精神的直接损害。而反观当代儒学,不能不说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争在惊人相似地上演着。如果要追寻当代儒学复兴的开端,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蒋庆明确提出“政治儒学”的口号为标志。很明显,这意味着儒学的当代复兴同样是从政治层面的诉求开始的。时至今日,偏重于政治儒学的二十一世纪“大陆新儒学”与脱胎于心性儒学的二十世纪“港台新儒学”开始分道扬镳,不能不引起道路上的反思。我们要问的是,当代的儒学复兴是否要主动地从政治上的干政诉求转进到心性上的哲学探讨呢?今天,我们不能说在大陆已然建构了类似于心性儒学的真正理论,但心性儒学的发展方向正在进行是不待言的。当然,我们赞同于当代儒学复兴的方向是心性儒学的建构,但绝不意味着宋明关于心性的具体理论成果在今天是需要复兴的。如同当代儒学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已不同于宋明,当代儒学所建构的心性理论必然也将是有别于宋明的新的“新儒学”[5]。我们认为,只有建立在一种新的心性儒学基础上,去指导政治上的继续改革,才有望打开当代儒学复兴的新局面。

从复兴的完成看,宋明理学复兴的真正实现要等到朱熹的集大成。只有在朱熹之后,宋明理学才实现了意识形态、学术形态、生活形态的合一,才达到了政治儒学、心性儒学的融合。这里的问题是,儒学完成复兴的标志应当如何界定?其实,既不是关于政治抑或心性层面的学术建构,也不是能否被接受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在于儒学的学术理念能否通过意识形态的体制化力量落实为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更明确地说,儒学复兴的最终成果必须展现为生活化的个体人格的养成。通常认为,宋明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之外,还建构了境界论。简单来说,所谓“境界”不过是经由工夫的修养,而希求达成的理想人格。而此一理想人格,宋明理学将其表达为“圣人”。那么,我们想问的是,当代儒学复兴的目标还需要去倡导“圣人”的理想人格吗?

其实,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同样推崇“圣人”,但他们所理解的“圣人”早已大相径庭。可以说,先秦的圣人,乃是尧、舜、禹、汤式的政治人物,偏向于外王事业;宋明的圣人,已经转化为孔子、颜回式的伦理典范,偏向于内圣气象。而现实生活中,求圣人而不可得,乃退而求君子。反观今天,国家所倡导的是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法公民。两相比较,不得不反思的是,现代社会的个体仅仅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与承担相应的义务就够了吗?恐怕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精神层面的进一步提升。无论“圣人”“君子”这样的理想人格在今天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提倡,抑或是可以做现代化的重新理解,一种对个体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任何时代的儒学复兴都是有待于努力证成的。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存在意识形态、学术形态、生活形态三种样式。对于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当代儒学已经说了再见,因为宋明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了。对于学术形态的宋明理学,当代儒学有必要再一次相见,继续回答宋明理学所留下的学术问题。而宋明理学的生活形态已经内化于现代生活之中,已经构成了当代儒学的题中之义。宋明理学的兴起之路启示我们,当代儒学有必要主动吸纳西方哲学,自觉从政治儒学的口号式呐喊转进到心性儒学的理论性建构,并最终证成一种现代性的个体理想人格。

【参考文献】
[1]其标志性事件有:元皇庆二年(1313年),仁宗颁布科举取士标准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此可视为宋明理学居于意识形态地位的首次确立;此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成祖敕修《性理大全》;清乾隆三年(1738年),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为“十二哲”之一。
[2]比如,北宋针对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学”的“元祐党禁”,南宋针对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庆元党禁”。
[3]其典型如韩愈的《原道》、石介的《中国论》等。
[4]比如张载的经历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参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85页。)程颢的经历是“泛滥于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参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页。)
[5]“新儒学”一词有多种用法,一般指的是宋明相对于先秦而言的新的儒学。这里指的是,相对于先秦和宋明而言的未来的新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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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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