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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儒学、综合创造: 新轴心时代之价值重建

黄玉顺
【编者按】作者简介:黄玉顺(1957-),男,成都人,现任山东大学二级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文章现载《当代儒学》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这是作者作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于2018年11月25日在杭州西湖畔雅古泉山庄出席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的“西湖秋色”学术雅聚的即席发言

针对王杰教授[1]的话题中的几个关键词,我的发言主要分成三个大部分。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
 
王杰教授的发言,我觉得与今天儒学界的某种现象很类似。儒学界有一部分人是很原教旨主义的,凡是西方的东西,他们都拒绝;但是,他们的原教旨主义是非常有趣的,但凡要论证他们的观点的时候,所引证的往往是西方的哲学家,例如马克斯·韦伯。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王杰教授在谈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了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论证其命题的合法性。但我其实并不反对这种论证方式;恰恰相反,我反对分彼此,“尔为尔,我为我”。我主张“面对事情本身”,面对问题本身,把问题谈清楚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其实对马克思主义都是很熟悉的。我是1957年生的,上大学是77级的。在上大学之前的年代,没有其他书读,就读两种书,一种是鲁迅的书,还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你的主要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打造新轴心时代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但是,你的表述,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铁板一块的东西。我有时候也会客串一下,讲讲西哲,讲讲马哲,而且他们还把录音整理出来,形成文章发表。[2] 我有一次客串,讲马克思的哲学,我的开场白就是严格区分三个概念:“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三者不是一回事。[3] 再说,你所讲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是说的苏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再就中国来讲,你说的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注意到,你所讲的和潘知常教授刚才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不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今天,甚至有一些自由主义者,碍于现实的语境,也会引证马克思主义,诸如“自由人联合体”之类的,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王杰教授的论述,还缺乏一个前提,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你打算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价值建构?这是很大的问题。

据我的观察,我提出一个概念,叫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多元化”。我谈两层意思:第一,我刚才讲的这些现象,其实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内在多元的;第二,还有一种内在多元,是马克思主义和某种外缘相结合而形成的多元化,比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和儒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最突出的表现是上个世纪80年代自由化的时候,当时很多自由主义者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直到今天还存在。另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结合。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很多人有意识地想与儒家结合。我们山东大学就有一个国家级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过,这个课题已经几次延期,差点儿被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子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哲学原理层面上怎么融通的问题,做不出来。虽然还没有做出来,但是主观上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相结合的。

以上是我对王杰教授的发言的最直接的回应。
 
二、关于“价值体系”
 
我最近经常谈“人类共同文明的建构”问题。当今世界面临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冲突”,面临很多问题,怎么解决?需要面向未来,建构“人类共同文明”,也就是这里说的“价值体系”。这有几种可能的路径:

一个可能性,是以既有的某种单一文明作为未来的人类共同文明,我称之为帝国主义思路。有两种历史形态的帝国主义:前现代的古代帝国主义,比如中华帝国的儒家文明,在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就是单一的文明充当了共同文明;现代的帝国主义,比如美帝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充当了当今世界的人类共同文明。在我看来,对于面向未来的人类共同文明的建构来说,这种帝国主义思路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儒家内部却有这样的人,认为今天应该用儒家帝国主义来取代美帝国主义。这也反映了儒家内部的一种“内在多元”。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把既有的不同文明传统的共性归纳起来。孔汉斯(Hans Küng)等人所搞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就是这个思路。[4] 但是,这个工作虽然搞了二十多年了,结果不管用,“文明冲突”反而愈演愈烈,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难怪刘述先说它是“理论上不足”、“实际上无用”[5]。

我们做学者的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是我们哲学家或者思想家发明的思想观念在指导和促进社会。其实,新的文明价值是源于生活的:随着生活的衍流、生活方式的转变,自然会生长出一些新的价值观。据此,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毕竟在共同生活,也就必然会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认同。比如说,今天中国尽管存在着很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但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里面就有“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这些价值观至少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其实都是西方的东西,但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把它们放进来,这意味着承认它们是人类共同价值。反过来讲,我们儒家内部也有人讲:核心价值观里面居然没有“仁爱”!仁爱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观念。

所以,未来的人类共同文明的源泉乃是生活,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共同生活。生活方式的转型必然导致观念的转型,人们必然会在生活感悟中形成新的观念,并且以自觉的方式形成明确的价值观。不是我们的思想在指导历史,而是历史在指导我们的思想。当然,可以说思想意识能够“反作用于”现实生活;但根本上不是这样,而是——用我的“生活儒学”的说法,我们首先“在生活”,然后才能“去生活”。既然我们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生活,那就还是要采取张岱年先生讲的“综合创造”的路径,而不能只是现成的某一家的东西。我本人是儒家,但不是原教旨的儒家,而是主张综合创造的。
 
三、关于“新轴心时代”
 
我谈三层意思。

1、新轴心时代的问题

什么叫“新轴心时代”?我的理解,不论西方还是中国,有两次社会大转型,导致了两次观念大转型。第一次就是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代”,比如西方的古希腊哲学、中国的诸子百家哲学,创造了一套基础性的观念,包括一些基础性的价值观。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及其思想大转型,在西方就是他们的现代化;但按照雅斯贝斯的意思,他们并没能突破轴心时代的基本观念。而我理解的“新轴心时代”,我称之为“再创时代”[6],意味着对轴心时代的突破。

有一个很有趣、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真有一个获得突破的机缘,因为我们一方面还没有实现“现代性”,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得不面临一些“后现代状况”,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类似现今人们喜欢讲的“弯道超车”;当然也有人说这样开车不行,很危险。但无论如何,我们中国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然而却在全球化背景下遭遇了后现代状况,这两者的结合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新的东西,可能就意味着对轴心时代基础观念的突破。

比如说,我个人认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一些观念就已经突破了轴心时代的观念,因为轴心时代以来的观念都是存在者化的思维方式,而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意味着打破了这种遮蔽,回到前存在者的状态,回到存在本身。这个方法论告诉我们:“新轴心时代”首先意味着超越存在者之间的截然对立。比如,你的是西方文化、我的是中国文化,你是西方人、我是中国人,这些就是应当突破的存在者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共同生活。假如通过中西的对话,一切毫无改变,你还是原来的西方人,我还是原来的中国人,都没有获得新的主体性,那就毫无意义了。对话必须是“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对话,即存在论层面的对话,因为对话所要造就的不是“中国人”、“西方人”,而是“人”。[7] 我觉得,“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才是足够深刻的。

2、价值重建的问题

新轴心时代的上述方法论,恰恰为我刚才谈到的“综合创造”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支撑。综合创造意味着把原来的东西加以解构、拆散,然后重新组装,既利用一些旧材料,也引进一些新材料。这就要求回到前存在者的状态,回到存在本身、生活本身,以重建主体性,重建价值,重建文明。

3、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实践本体论”,那是很大的推进;但说到“本体论”,还是很成问题的,因为那样理解的“实践”还是存在者化的思维方式。当然,这比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模式来,还是一种推进,因为后者仅仅是在认识论层面上谈“实践”,而80年代则推进到了从本体论层面上谈“实践”。而今天,应当更进一步回到“存在”,在海德格尔所谓“基础存在论”、我所谓“生活存在论”的层面上谈“实践”。这样的“实践”观念,就可以和儒学融通了,因为“practice”的汉译“实践”本来就是儒家的话语,也叫“践行”。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结合,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要严格区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概念。新文化运动持续了八年,即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1923年张君劢引发“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整个运动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的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到1918年至1919年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而“科玄论战”则标志着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从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思想领域的三元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8] 这个三元格局在最近十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格局本身没有变,但这个三元格局完整地分别投射到了三元内部之中。这就是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内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儒家。[9]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大背景。

[1]王杰,男,1957年生,江苏无锡人,现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黄玉顺:《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学术界》2000年第4期,收入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实事求是”命题的存在论意义——依据马克思“实践主义”哲学的考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收入文集《走向生活儒学》;《当代性:中西马对话的共同场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9年第3期(Contemporariness: a Common Field for Dialogue Among Chinese, 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ume 30 No. 3 August 2009)。
[3]黄玉顺:《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收入文集《时代与思想——儒学与哲学诸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孔汉思(Hans Kung)、库舍尔(Karl-Josef Kuschel):《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黄玉顺:《“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5]刘述先:《有关“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的再反思》,见《第六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论文集》,台北:鹅湖杂志社2001年版
[6] 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见《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0页。
[7]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8]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9]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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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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