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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生命为智慧,化冲突为和合 ——张立文先生访谈录

张立文、何晓
【编者按】文章现载《当代儒学》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张立文先生简介: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退溪学会、国际易学联合会等学会的顾问、理事。在长期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中,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了传统学、新人学理论体系。为应对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个危机,率先开创了化解冲突和危机的和合学理论体系。专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哲学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下)《周易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李退溪思想研究》等40余部。
 
 
何晓:张先生,您好!首先我谨代表《当代儒学》编辑部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从一本书切入这次的访谈。在2016年底的时候,您出版了一本学术自述,书名叫《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名,那您能不能谈一下什么是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

张立文:好的。学术生命和生命学术是我对自己生命大体分成的两个阶段。所谓的学术生命呢,指的就是把生命投入学术,以求知和求学为宗旨,在求生存中求学术。而生命学术则不然,生命学术的主旨是转生命为学术,转生命为智慧,生命在学术的交流、涵泳中获得深刻的体验。
 
何晓:那您是怎么开启您的学术生命的呢?

张立文:求知求学的最好的途径当然是考大学了,我的学术生命就是从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开始的。我们当时考大学和你们现在不太一样。你们都是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去考大学。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没有那么容易。我15岁就参加工作,没有读书的机会。后来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允许在职干部可以考大学,这才使我看到了有机会学习知识的曙光。于是我一方面复习,一方面给上级打报告,希望能够被批准考大学。被批准后,我就打算考人大。当时之所以选择人大,原因有两点,第一,当时高校的排名和现在不一样,叫做人、北、清、师,也就是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是最好的学校。第二点就是人大是单独招生的,可以在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之前先考人民大学,这样就可以获得两次参加高等学校考试的机会。后来我就去杭州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考试,考完之后回温州准备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结果在全国统一考试开考前两天,《浙江日报》就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杭州招生组的公告,我被人大中国革命专门化专业录取了。我考入人民大学的时候已经21岁了,所以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我的学术生命也就这样开启了。
 
何晓:那您的生命学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张立文:我的学术生命转化为生命学术,分界点就是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学术生命,之后就是生命学术。我觉得,有生命的存在与开拓,才有学术的追求和发展。生命是学术的体能和智能的支撑,学术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时代和环境,只能有学术生命,而不可能有生命学术,假如有,也只能处于“潜龙勿用”状态,来保生命的存在,也只能罔顾学术。想要学术和生命兼得,那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事情了。
 
何晓:您刚才说生命学术是“转生命为智慧”,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创新?

张立文:对,就是学术创新。我经常说的我们要超越“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的模式,要把它们转变为“自己讲,讲自己”,实现学术创新。
 
何晓:“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那“对着讲”是什么意思?您所说的“自己讲”和“讲自己”又是什么?

张立文:我说的“照着讲”,是说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刚建立的时候,是照着西方哲学讲的。冯友兰有个对哲学的定义,你们应该都听过,说“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他的意思是中国哲学要依照西洋所谓的哲学,把整体的中国哲学打碎、打乱,从中挑出合符西洋所谓哲学的学问来叙述。这样毫无疑问,这样的话,中国哲学就成为西洋哲学的附庸,一切照着西洋讲,没有自己讲的余地,中国哲学家只能是西洋哲学家的奴才,只有“喳”的名分。

“接着讲”则是指抗战时期那一批我们称之为现代新儒家的学者,他们的学问就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等一批知识分子在敌寇侵凌的特殊境遇中讲国学、新唯识论、新理学、讲“六艺”、讲“四句教”等等。他们在中华文明遭受屈辱,亡国亡种的精神惨苦,在颠沛流离逃难中,在敌机不断轰炸下,他们毅然决然继承、弘扬、创新儒学的朱子学、阳明学以及各学派的思想,构建中华文明的主体精神价值和反抗、批判文化侵略的自觉意识,重新树立民族的主体价值信念和终极关切,这就是“接着讲”。在抗战境遇下的“接着讲”,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对着讲”是唯物、唯心对着讲。这是我们学习苏联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向苏联“一边倒”地学习中,完全遵循苏联《联共(布)党史教程》中四章二节关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讲。当时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各个时期哲学放置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对每个哲学家都首先作阶级的分析,即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其次再分析其哲学属于哪个阵营,对哲学家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作唯物唯心的分析。譬如讲老子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老子为代表小农阶级,后来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那么老子就成了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这种唯心唯物、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以及进步与反动阶级“对着讲”的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转换成了“儒法斗争”,认为在中国哲学思想上,存在着对立的儒家与法家两大阵营。儒家代表反动的落后阶级,法家代表进步的变法的阶级。因而法家是唯物主义,讲辩证法的,儒家是唯心主义,讲“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文革”以后,各种哲学史著作对“儒法斗争”作了批判。但你们现在的某些教科书,还在坚持这种讲法,这实在是不应该。你可以去看一下的我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已经超越这种“对着讲”的讲法。

再说“自己讲,讲自己”。“自己讲”说的是中国的哲学要排除一切干扰和执着,卓然独立、自作主宰地自己讲。它是中国的哲学主体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的开显,它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人类精神爱智反思的反思哲学思维主体,是讲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精华妙凝和合的主体。“讲自己”则是指中国的哲学家自己讲自己的哲学。它是中国的哲学家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的体贴,讲述中国的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和自己对每个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的哲学自己对安心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
 
何晓:那么,您的“和合学”就是您“自己讲、讲自己”的体现了。

张立文:对,“和合学”是我在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自己“体贴”出来的。“体贴”这两个字很重要。大程子讲:“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我也是一样的,“和合”两个字是我自己“体贴”出来的。这种“体贴”并不是灵光乍现,而是在不断的研究中国哲学过程中“体贴”出来的。在提出“和合学”之前,我写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导论》和《新人学引论》,这“三论”可以说是我度越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探索,是我“自己讲”中国哲学的开始,也算是我后来“讲自己”,讲“和合”的一个铺垫的工作吧。包括我更早的《朱熹思想研究》,也已经蕴含着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这么一个思想了。在那个“对着讲”的年代,《朱熹思想研究》这本书还因为没有“对着讲”而受到批判,被视为“精神污染”。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这种批判也不放在心上了。日本的深泽助雄教授看了这本书的三校稿,来信说:“从前贵国研究哲学,在我看来,过于公式化,只从伦理学方面接近对象,但大作克服了这些毛病,开拓了新的领域特别是对朱子学中的本体论及逻辑结构等,加以周密的考虑,获得燃犀之见……”深泽助雄教授的评价让我感到“於我心有戚戚焉”。
 
何晓: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和合学”是您“体贴”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哲学的成果,是中国传统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

张立文:从学理上来说,可以。但是走出中国哲学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构建中国自己的哲学,这只是我提出“和合学”的原因之一。我提出“和合学”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大家都很熟悉,他的核心观点是:冷战之后,国际冲突将是文化对抗、文明冲突,主要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相奥援,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这种把儒家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威胁者,挑战者,最危险者,公开宣扬文明冲突论的行径,是我提出“和合学”最直接的原因。当然,“和合学”提出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应对21世界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我的《和合学》的副标题叫做“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因为人类在21世纪所共同面临的冲突,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有五大冲突和危机。一是人与自然冲突及其生态危机。二是人与社会冲突及其人文危机,三是人与人的冲突及其道德危机,四是人的心灵冲突及其信仰危机,五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价值危机。这是我们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我提出“和合学”,其中包含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来化解这五大冲突,同时也化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合学”有一套完整的体系结构,包括三界六层的立体贯通和八维四偶的生生流行,还有具体的应用,先了解的话可以看看我的《和合学》。
 
何晓:那“和合”的具体内涵是是什么呢?它能否用harmony(和谐)和cooperation(合作)来翻译呢?

张立文:“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汉语与英语有着一定的可对应性,但不是完全等同的,“和”与“合”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大体上可以用harmony和cooperation来翻译“和合”。

当然用中国的文字训诂学的知识解释“和合”更好。第一个“和”字,《说文解字》解释为“相应也”,意思就是声音相应和谐。第二个“合”字,《说文解字》解释为“合口也”,合口是指口的上唇、上齿与下齿的合拢。“合”就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要素融合、结合的意思。在“和合”这个词中,“和”是不同性质的以至相互冲突的事物和生、和处的过程,“合”是使不同意志、不同观念、不同宗教的事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能够互相和谐,达到合作的目标。

“和合”这个词我不是自创的,早在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就已经并举。比如在《国语·郑语》中记载“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另外,《管子》中也有关于“和合”的记载:“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何晓:您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下不同的要素是怎么“和合”起来的吗?

张立文:你听过“和羹”这个词吗?就是说把不同的食材汇集在一起,调制出美味佳肴。所谓“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我现实中也有这么一个例子。记得是在1972年底年底,人大的“五七干校”准备撤销,我们这些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大教职工开始陆续回京。这年春节,炊事班的教职工要打狗吃,可是烧出的狗肉的味道很难闻(因为我们没有佐料),我根据《诗经》中讲的‘和羹’的意思,建议将狗肉、猪肉、鸡肉一起在锅里炖,炊事班的教职工按照我的建议去做,结果炖出来的各种肉味道鲜美,非常好吃。这说明“和合”的思想的具体应用。《史记》记载伊尹“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伊尹以善于厨艺,并以五味调和而获得商汤的赏识,从而帮助商汤建立商朝,可见“和合”之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甚深。
 
何晓:可以看出,你的“和合学”不仅是中国哲学学理上的继承创新,而且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那您现在肯定也在关注社会的前沿问题吧?

张立文:对,我现在给博士生讲课,就讲人工智能的问题。人工智能给人提出了全面的挑战,我已经写了20多万字的论文,讨论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时,人应该如何认识自身的价值。
 
何晓:你能简单地说一下您是怎么讲人工智能问题的吗?

张立文:我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待人工智能的。首先的问题就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如何才能把这些连起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首要的问题。张世英写了《万有相通的哲学》一文,其中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叫“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但问题是如何联系?“万有相通”是如何相通起来,这个“联”是如何实现的?我讲人工智能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国哲学来看,譬如,《泰卦·彖》“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交”才能相应。我是住在海边的,小时候,家里打渔,我祖母织网。这个渔网是一个又一个的纽结。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每个人、国家、公司等都是一个结,这个纽结构成了渔网。这个纽结是互相联系的,从四面八方来连接。互联网就像一个大的网,“交”就是一个纽结。互联网是一个大的网,但是它也是由很多不同的纽结构成的。不光要“交”,而且必须“感”,没有感应是不行的。“交”了之后,只有发生效应,才能有意义。所有的交感都是我们人智能的投入,这些不同的投入,就是相互影响、相应。但是现在很多刊物上有关人工智能的文章都是从西方的文化理念、方式进行论述,而且它们都没有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二个问题是人与机器人应该如何相处?我认为应该同时互相发明、互相创造。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发展。现在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也是在不断创造,它们与人协同创造。这就涉及到人的价值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两种观点,一是悲观,一是乐观。人工智能确实给人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以前我说“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但是现在,人是什么?机器人也会自己创造。如此一来,我们是人,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自己的性质是什么?机器人对我们的挑战正是在此。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人及其价值。如果人都被机器人代替了,人还有何价值可言?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想,按照古希腊的说法,就是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觉醒、解放、实践的。人生的价值是在历史的演变中体现为传统、历史、文化的和合存在。从此来看,我们人应该如何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知道,机器人计算非常厉害,即便是与世界冠军柯洁下围棋也可以取胜。在如此境况下,哪些职业可以保留?其实,每次革命,农业、工业都会淘汰很多人的,失业的人在不断增多。如此一来,人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人的价值还有没有?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三个是伦理问题。现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要不要讲道德,道德底线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机器人现在被沙特阿拉伯赋予了公民权。这样的情况不会成为孤例。如果机器人成为公民的话,我们如何规范这个机器人。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在做杀人机器人。这种东西非常危险。何谓杀人机器人?它自动地选择目标,置人于死地。它没有同情感。马斯洛说,机器人不分别人而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的道德如何解决?机器人如果被赋予公民权,我们该怎么办?沙特的机器人比妇女的权利还多。今后,能不能制定一个机器人的道德?我觉得这是可能的。现在已经出现了机器人的善恶、是非等问题。将来,机器人道德是必然要产生的。应该如何制定?这与人有区别与否,区别在什么地方?这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再一个是情感问题。机器人有无感情的问题。随着神经技术的利用和发展,脑神经系统能否植入机器人?现在看来,尽管我们人的脑子并没有被破解。但是,据估计,十年之内,人的脑子是可以被破解的。如果把这个植入机器人,这样的话,机器人与人有一样的大脑来思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具有人的情感。人工智能的关键词是根据数据的计算,基础是计算思维,由此进行深度学习,加工信息,具有一定的功能。而超人工智能则具有与人相同的情感处理能力。现在一些机器人是有初步的情感。譬如说,有个机器人小冰,做了一首诗,在诗中有人的情感的流露。这个机器人会做古诗,韵律符合标准,甚至它做的诗超过人。由此可见,机器人是有了初步的情感。在文学这个领域,机器人都可以进行创作。金庸的武侠小说,让机器人来写,可能比人都写的生动。机器人如果能植入一个人脑的系统,那么更有颠覆性。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非常大问题。无论哪个阶层都将面临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管理问题。如何管控机器人?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人是靠法律、道德这样的他律和自律来管控人。从两个层面来管控人,防止人犯罪。机器人怎么办?我们也可以制定法律,但是道德呢?如果说机器人完全是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人的办法。机器人却是似人非人,如何管控,能不能由你管控?管控本质就是计划、组织、意识、目标的社会基本活动。道家是自然管控论,无为和自然管控。儒家是仁义中和、德性论管控。法家是严刑峻法管控。兵家是奇正并动的管控论。农家是因地制宜的管控论。墨家是兼爱交利管控。中国古代,各家都有他管控的办法。根据自己的思想来管控他。机器人如何来管控是新课题。国际上,需要制定管控机器人的规章制度与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图,如何才能实现合作,制定机器人管控制度。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其他国家不做,那么就没办法进行。因为机器人是通的,需要各国合力而为,才能有所成。但是,我们现在各个国家还在竞赛中,美俄中等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互相展开博弈,因为没有统一的想法,所以现在机器人还处于竞赛的状态。竞赛必然会出轨。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实现国际合作,共同构筑管控的措施。如何实现管控人工智能的遵守性制度等?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就好像气候问题。巴黎协议就是中美的妥协才确定下来。现在又开会,却很难达成协议。将来制定一些条例,制定这些东西,如何遵守,也是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涉及很多问题,尤其是军事,牵涉战争、国家动乱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谈了。
 
何晓:张先生,听了您这么多的讲解,对于您的学术研究我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那我现在想提一个和我们杂志有关的问题。我们杂志叫做《当代儒学》,就目前来说,儒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很重要并且急迫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儒学已经过时了,应该放到博物馆里。比如列文森有本书叫《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影响很大,他在书中的结论就是,儒家传统已经死亡。然而,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儒学能够实现现代转型,比如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家,以及承接他们衣钵的港台新儒家,还有现在很活跃的大陆新儒家,都在致力于儒学的现代转型这个问题。那您认为,儒学能否实现现代转型?如果能的话,应该怎样去实现现代转型?

张立文:关于儒学能够否实现现代转型,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关键在于儒学应该怎么去实现现代转型。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同的学术形态。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中寻找规律,来为儒学现代转型提供一点思路。

我依据40年来对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心得,以及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全面系统的梳理和体认,曾体贴出三条“游戏规则”,或曰中国哲学的创新标志,分别是核心话题的转化,诠释文本的转变和人文语境的转移。举例来说,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元创期,标志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是“道德之意”,诠释文本则是“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人文语境则表现为三代礼乐文化及其典章制度。两汉是中国哲学的感通期,学术思想探究的话题是“天人之际”,所依傍的诠释文本则是《春秋公羊传》,以华丽的辞赋、形象的比拟、神秘的类推、循环的象数和奢华的气象,渲染“天人之际”,推动“独尊儒术”,宣扬“汉家制度”成为当时的人文语境。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哲学的玄冥期,其核心话题是“有无之辩”,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而其人文语境,则一方面是生命智慧毅然回归田园,忘我的赏析自然山水,一方面是主体精神异常孤独,峻峭瘦弱,表现出既无可奈何又放浪形骸的玄远风度。隋唐是中国哲学的融突期,其核心话题是“性情之原”,诠释文本是佛经,人文语境则是融“西天取经”与“古文运动”于一体的恢弘气度。宋元明是中国哲学的造极期,理学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之辩,诠释文本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人文语境的特点是既豪放又婉约。所以儒学想要实现现代转型,构建起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儒学话语体系,那我觉得也应该遵守这三条“游戏规则”。我所创立的“和合学”虽然不完全等同于儒学,但它包含着儒家的思想资源,所以也可以看做是儒学现代转型的一种形态。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话题就是“和合”,“和合学”的诠释文本是《国语》,辅以《管子》和《墨子》。
 
何晓:张先生,在采访的最后,您能不能给年轻学者们一点做学术的建议?

张立文:首先,做学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尊师重道,这是一个“立德”的问题。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首先要把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做到,然后如果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我们知道《左传》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排在最前面的。如果德不行,学问再大也不行。

第二点是要掌握文字训诂学的知识。文字、音韵、训诂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功,不懂此功,在解释古人文本时往往不明其义,以至于会望文生义,不能准确把握古人思想的本真。这样就很难超越前人,提出自己的创新见解。我的《帛书周易注译》的完成就得益于文字训诂的知识。我那个时候,学界对《周易》的著作年代、作者、《经》《传》关系、思想内涵、现代意义的讨论各说其陈,莫衷一是。我当时就想,解决分歧意见的最佳方法是通过文字、音韵、训诂,搞清楚《周易》经典文本文字的形、音、义,排除后人及现代人的种种附会和误读,由文字、音韵、训诂而贴近《周易》文本的原意和作者的原意,再现《周易》本来面向,这样才能化解人们对《周易》的误会。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经过一年的努力,把《周易》译注了一遍,完成了《帛书周易注译》的初稿。所以说,我们搞中国哲学的,一定要懂文字训诂学的知识,可惜现在好多学校都没有这门课程了。青年学者想要搞好学术,一定要想办法去学习这些知识。

第三点是要对整个哲学史有所了解,不要局限于某一领域。局限于某一领域,可能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但这样视野会变狭窄,也没有办法提出什么创新性的观点。现在好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年轻学者,为了赶快出成果,就一头扎进一个领域去做,对于不是他这个领域的东西,他不去看。这样是不行的。整个中国哲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如果不能够对整个哲学史有个通盘的了解,想作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也很难了。

第四点就是要少玩手机。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当然不光学生,很多老师也被手机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做学问是一件苦差事,有一句话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想做出点东西来,要坐十年冷板凳才行。你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比我们好,我1935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经历过。从15岁念完初中就参加工作,去土改。考上大学后,正常的学习生活也经常被政治运动打断。后来毕业留在人大,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四清”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学术生命就在这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浪费。你们现在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多政治运动,所以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大好时机,也是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机,希望青年学者们最大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实现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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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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