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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互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宋志明
【编者按】作者简介:宋志明,1947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章原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6年第10期转载。

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中,儒学一直处于核心的位置。千百年来,经过儒家传统思想长期培育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起着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不过,也应看到,儒学对于民族精神的影响力也是有局限性的。儒学借助权势大行其道的同时,道家(包括道教)一直伴随着儒学的发展而发展,两家相互诘难而又相互补充,共同培育着中华民族精神。

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人生,其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1]孔子重视人,认为不论贫富贵贱,人格都是平等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个体人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在儒家的典籍中,“仁者,人也”(《论语·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论述最详,强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从而亲仁”(《论语·学而》)是做人的准则。儒家的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仁”的内在要求,都是做人的基本规范,都是儒家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都是儒家培养理想人格的价值尺度。儒家所称誉的“圣贤”、“志士仁人”,就是指恪守道德规范的楷模。基于重道德的人生观,儒家往往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大丈夫在任何屈辱之下,都要竭力维护人格尊严,在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也不苟且偷生。为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就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人生能苦能乐,先人之苦而苦,后人之乐而乐。孟子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表达儒家道德理念的名言佳句,千百年来为人们世代传诵。

儒家人生哲学求进取、讲现实的特点体现为儒家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色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坤》)理想的人格应该像天一样运行强健、自强不息,像大地一样以深厚的德泽化育万物。《周易》所追求的这种人格,几千年来始终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境界,并经过历代哲人的发扬光大,已经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构成民族精神的基石。儒家的进取精神和现实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追求的是现实的道德的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这样向弟子表述自己的志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孔子鄙视不求进取的人生态度,批评这样的人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倘若无所事事,只知道饱食终日,白白浪费大好时光,实在是枉为人生一世。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时光有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告诫我们:要珍惜时光,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积极进取,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现实人生“任重而道远”,要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儒家的处世原则是“以和为贵”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宋儒程颐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的解释更是简洁:“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冯友兰先生则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话概括了中庸之道的实质。“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哲学中的核心理论,“不偏不倚”、“以和为贵”正是“中庸”之道的“极高明”处。“中庸”之道并非不讲原则的一味作老好人,而是“极高明”的处世哲学,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避免和克服片面性与极端主义的基本原则。而由“仁”引申出“忠恕之道”,则是儒家提倡的做人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成为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的底线。

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精神,强调在现实世界中养成刚毅进取、自强不息品格,达到理想境界。这一思想特质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由此形成中华民族注重人生修养、贫贱不移、刚毅进取、自强不息、谦恭有礼、不为人先、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求真务实、厚德载物、忠恕之道,利群爱国、乐观主义、经世致用等一系列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儒学以积极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特质以及讲求奉献的价值取向,教育并鼓舞着一代代华夏子孙发奋进取,在现实人生中创立了无数功业。但儒家过于重视道德价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生命价值;过于强调现实的进取精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在精神方面的超越需求。因为对于一个完整的人生而言,既有现实的入世事业,又有出世的超越需求;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现实事业中能够成就功业者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人不得不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意和困惑;即使是现实人生中的功成名就者,在漫长的一生中,不如意之事常十之八九。出世的超越需求需要满足,失意者也需要精神的关怀和抚慰,不如意之时也需要宣泄和精神的慰籍。生命与死亡也是人类摆脱不了的两大难题,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人类自古至今一直寻求答案而不可得的困惑。在生死问题上,人们同样需要得到的精神的慰籍和安顿。而儒家学说在面对以上这类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儒学的精神慰藉往往适合于少数成功者,往往是苦尽甘来时才能体会到事后的安慰。儒家思想中的这些不足之处,给其他学说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家补充和纠正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

作为先秦时期的另一重要学派,“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位,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2]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都从道化生出来,禀赋了“道”而具备了“德”(自然本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作为宇宙根本的道,遵循着自然无为的原则。在道家看来,万物无一例外地都根源于“道”,由此它们也就没有价值上的优劣,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庄子提出“物无贵贱”的论断,认为站在“道”的高度观照万物,万物并无贵贱高下之别,主张平等地看待一切、包容一切。由此引申出道家平等、博大、宽容的精神。“以道观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来审视一切。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成为道家处世哲学的重要内容。至于道家容易引起争议的“不争”、“不言”、“无为”等主张,并非是消极悲观的出世态度,而是强调不乱争、不胡言、不妄为,告诫人们因循自然规律作事情,从而取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这体现出谦让不争同时又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人生修养上,就是道家提出的“知足常乐”、“少私寡欲”。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老子·五十九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不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这是道家站在重自然的立场上对人生的反思,体现了道家重视生命、淡泊名利的精神。

道家人生哲学主要表现为重视精神境界,提倡个体的精神自由。按照庄子的说法,作人应当追求自由、放达理想境界。要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就要尽量做到莫与人争,少私寡欲,洁身自好,返朴归真。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慈、俭、不争。“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必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作为普通人,要尽量做到处事谦下,善于保护自己;作为位居高位的执政者,则要尽量做到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故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皆乐推不厌也。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庄子更是洞达人生哲理,提倡“逍遥游”,也就是人的精神要尽可能的自由自在,不受外界名物引诱,待人处事要保持适度,做到“为善者无近于名,为恶者无近于刑。”(《庄子·养生主》)作人应当顺其自然,报道执度,只有这样这样才“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同上)这就是道家倡导的洁身自好、不为物役、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

道家还提倡尊道贵德、生道合一,主张“天人合一”说。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和我们同生于“道”,站在“道”的高度,天地万物的和我们都是相通的,人与天地万物是合一的。“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人应该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道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的人生哲学相比较,在思想表现形式上似乎不如儒家那样现实、积极,但是在精神追求上显得自然、自由、洒脱。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反对人为地损害生命,重视人的生命权,反对战争等滥杀无辜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与儒家迥异的生命观。道家认为,一个人在精神上超然于外物,心灵超脱形体的局限将获得充分的自由,于静定中体悟自己的自然本性,与“道”契合为一,进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道家称之为“圣人”、“真人”、“神人”。道家提倡的养生之道,后来被道教吸收,进一步形成了道教长生论和神仙论。道教继承了老庄保命全生养生之道,以“生道合一”作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以养生为修道,特别强调“重生”、“贵生”,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道教主张在人的生命体验中实现内在超越,体现了道教功行两全、崇尚实践、注重验证的精神。

尽管儒家提倡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贫贱不移的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趋利避害、喜生恶死毕竟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对于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而言,最关注的往往是如何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尽量避免挫折与坎坷,尽量做到身体安康、精神自由。减少疾病,延长生命,颐养天年,乃是人类发自本能的愿望。道家以及后来再次基础上发展成的道教,为上述人生的需求提供了理论指导。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肯定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关注人生的肉体与精神的各种感受,重视现实中人的精神超越,并提供旨在延长生命过程的养生之道,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于掌中,悟透生死,还虚合道,最大限度的开发人的生命潜能。老子提倡淡然闲适的生活方式,主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庄子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主张“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更是对追求出人头地、高居人上的功名利禄之心的否定,体现出对个人精神生活的肯定。道家、道教学说可以成为失意者的避难所。现实有它残酷无情的一面,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过程中遭遇挫折、失败的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从道家、道教那里找到他们所渴求的精神安慰。“因有道家学说的存在,使得人们有了退却的理由和余地。就整个社会群体而言,强可为儒,弱可为道;智可为儒,愚可为道(事实上可能往往相反,亦未可知)。而就某一具体个人而论,进可为儒,退可为道;攻可为儒,守可为道;成可为儒,败可为道;表可为儒,里可为道。因道家学说之存在,使人们比起从出生到亡故便一直无从选择地被捆绑于儒学名利的战车而拼杀致死的境遇,其幸运诚不可以道里计。”[3]关于道家、道教学说的思想精要,胡孚琛也做了很好的概括:“道学之道,以无为本,以因为用,以反为奇,以化为术,无成势,无常形,立俗施事,来物成务,拨乱反正,救亡图存,神妙莫测,其精华可以究天人物理,其尘垢秕糠可以陶铸尧舜。老子以道垂统而教天下,人能得其一隅则可以治国,可以用兵;可以成事,可以立功;可以明心见性,可以乐生益寿;可以叱咤风云,可以退藏于密;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随遇而能安;可以用一字而走遍天下行之万世者,其唯道乎。”[4]道家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认为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强调一个“化”字,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强弱、祸福等都是会向自己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在事物的转化过程中贵在一个“因”字,主张因循自然、因势利导。道家以“中”字为纲要,在处世之道上巧用一个“中”字;在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上注重在一个“和”字;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一个“忍”字上,而养生之道的要诀在一个“逆”字。道家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以逆向思维的方式补充和纠正了儒家学说中的不足,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宗旨,以回归自然为目标,以追求人的内在超越为价值取向。道家重自然特色和儒家重现实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 方立天:《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载《光明日报》,2004-01-13。
[2] 方立天:《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
[3] 邸永君:《儒释道相互关系之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81页,2004(6)。
[4] 胡孚琛:《道学通论》,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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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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