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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儒学”与“后现代文化哲学”

周可真
【编者按】作者简介:周可真,苏州大学教授。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现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这个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对生活儒学的看法。

首先,我为什么组织、举办这个会议?除了朋友关系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本应进行哲学研究,或者说,研究哲学才是我们的本份、本业,但是现在,我们中国哲学界的情况是,研究来研究去,“哲学”都快变成“国学”、变成“经学”了,最后可能就回到清代的“考据学”上去了,我们的本份、本业都快丢光了;而老黄的生活儒学,不管他的体系怎么样,最起码他自成一家,创造了一个哲学体系!我觉得,这才是属于“哲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就应该像老黄这样去研究、去创造,最后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建造出自己的哲学体系,至于这个体系建造得怎么样,我觉得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成,没必要也不该去追求完善无缺——没有任何一个哲学体系可以达到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所以,我非常佩服老黄。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了解到,老黄早期曾从事易学并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故素知他有很深厚的考据功底,但是他却不满足于做“形而下”之事,而是从“形而下”做起,逐渐向“形而上”发展,最后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我觉得我们搞中国哲学的就应该像老黄这样做。举办这个会议,是表示我很赞成老黄的做法,也是表示我希望中国哲学界形成“哲学研究”的风气,愿意并乐意为营造这种研究风气,使中国哲学研究者回归自己的本份、本业,开展真正的哲学研究,而略尽绵薄之力。

对老黄的“生活儒学”本身,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刚才已经讲了,“生活儒学”是为他的“中国正义论”提供一个哲学基础。而我的努力方向与他有所不同。1996年,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1],这是我对西方哲学所做的一个反思,认为西方哲学的历史形态是从“存在论”进展到“认识论”,又由“认识论”再进展到“实践论”,其未来则将由“实践论”向“生活论”转变。2015年,我又发表了两篇有密切的思想关联的文章,[2]是从自然哲学和文化哲学两个方面来考察包括“中”“西”“马”在内的哲学的历史演变,主要观点是认为,中西哲学有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把以上三篇文章连在一起,我的总的观点是:哲学的未来形态应该是后现代文化哲学。它是生活论形态的文化哲学。而对文化,我是从这样两个层面来理解的:一个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在自然界的特殊生存方式;另外一个是从人类世界的民族关系角度,把文化理解为每个民族的特殊生存方式。前者是哲学角度,后者是文化人类学角度。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文化,并以全球化的视角来审视文化,我认为,在前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人类统一的生存方式,只有各个民族的生存方式。而全球化正是要使民族生存方式逐渐向人类生存方式过渡。这意味着全球化最终将导致区域性民族社会向全球性人类社会的转变。在文化问题上,我和老黄的关注点可能不一样,即可能彼此关注的文化主体不同,他关注的其实还是民族共同体,而我关注的则是“地球村”,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世界各民族之间怎么进行有效的文化对话。我认为,平和地开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对话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种对话来消解和消除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隔阂,这样可以避免因民族文化隔阂所导致的文明冲突向对抗性方向发展,或者说,各民族之间平和的文化对话,至少可以使世界性的文明冲突保持在非对抗的限度之内,从而减轻由此造成的世界动荡的烈度。而我们中国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对话模式,那就是儒、释、道之间的会通。在中国学术和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之间从来没有形成对抗关系,相反是在非对抗关系中逐渐走向互相融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儒、释、道三家学者以会通方式来对待和处理三者的学术关系和文化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为贵”的和谐价值观和和谐思维方式的儒、释、道之会通,才使儒、释、道三学或三种文化得以走上了平和的对话之路与互融之道。我觉得,反映中国文化特殊价值观和独特思维方式的学术与文化会通传统,对于妥善的处理当今世界的民族文化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进行文化对话、文化研究的时候,最好是采用会通方式,不要老是找差异,要从差异当中找到相似、相近、相通的地方,由此来建立真正的普世价值——建构和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需的价值观基础,而不是西方所宣传的那种基于“西方文明中心论”和反映“西方文明优越论”并为维护西方特殊文化和特殊利益服务的“普世价值”。这是我最基本的观点、思考。

当然,我现在的思考,是围绕着管理哲学来进行的。因为“管理哲学”就是“对管理的哲学研究”,所以研究管理哲学不能不首先思考“什么是哲学研究”和考虑“怎样进行哲学研究”。当我通过自己的哲学反思,认识到哲学的未来形态将会是后现代文化哲学时,我就把管理也当作一种文化来对它进行后现代文化哲学的思考和研究了。我的初步研究结论,可以借助于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达。现代认知心理学把人的心理当作一个认知过程来理解,认为这个过程可分“知”、“情”、“意”三个阶段,与之相应的判断形式,在“知”的阶段是事实判断,“情”的阶段是价值判断,“意”的阶段是行为判断。如果把这些判断当作互相统一的知识获得过程来看待的话,那末,知识就可分事实之知、价值之知和行为之知三个阶段或三种形式。依我看,这种三种知识的区别在于:事实之知是知真假,价值之知是知善恶,行为之知是知好歹。如果再进一步把管理也当作一个知识获得过程来看待的话,那末,管理之知就可分为知真假的事实管理之知、知善恶的价值管理之知和知好坏的行为管理之知。与之相应,运用这三种管理知识来进行的管理就可分为依据一定的真假标准对人的认知活动所进行的事实管理(或曰认知管理)、依据一定的善恶标准对人的情感活动所进行的价值管理(或曰情感管理)和依据一定的好歹标准对人的意志活动所进行的行为管理(或曰意志管理)。这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的管理应该是同一管理过程的三个方面或三个环节,它们之间应该是互相依赖、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现代管理学对于这种关系至今还没有达到自觉的意识和清醒的认识。在被管理学界所通常区划的现代管理理论发展三阶段上,所谓“古典管理理论”实为事实管理理论或认知管理理论,所谓“行为科学理论”实为价值管理理论或情感管理理论,而所谓“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管理学丛林”的庞杂理论集合,则是表明了管理理论实已陷入迷茫,是到了需要管理哲学来为管理理论发展指明方向的时候了。我以为,如果可以把“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分别归于事实管理理论和价值管理管理论的话,那末,管理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将是构建行为管理理论(或曰意志管理理论),从而也意味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将相应的进入到行为管理阶段(或曰意志管理阶段)。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我其实也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后现代管理文化哲学”——关于管理的后现代文化哲学,这和老黄构建“生活儒学”也算是有一点交集吧——毕竟都是着眼于“哲学”和“哲学研究”。

我对儒学当然有一种情感(我曾长期研究明清之际三大儒之一顾炎武的哲学思想),但是我始终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儒学就是儒学;要搞哲学,就得跳出儒学的框架,这样才能走向世界,否则是难以走向世界的,因为儒学的框架还是太小。这就是我的看法。我想,我可能要跟老黄在私下进行交流,也许会有争论,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研究的方向、研究的领域不太一样,彼此思路肯定有差异。

最后,作为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谢意:首先要感谢老黄,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哲学文本,让我们解读,不管是批评也好、赞扬也好,我认为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具有当代哲学价值的文本,便是最大贡献;其次要感谢来自各地的专家,这当中不但有老友,还有刚结识的新朋,老友重逢,新朋得交,都让我快乐无比!最后,要感谢我们单位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和老师,还要感谢几位研究生从头至尾的认真工作和辛勤付出。

非常感谢各位!

【参考文献】

[1]周可真:《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2]周可真:《简论西方自然哲学的历史演变——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哲学贡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始于阳明心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历史演变——兼论中西哲学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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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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