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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儒学与生存分析

谢文郁
【编者按】作者简介:谢文郁,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现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很高兴来参加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研讨会!谢谢玉顺教授的邀请!也谢谢苏州大学的热情款待!

我不是中哲专业的,我是做西学出身。面对各位中国哲学研究学者,我就自以为是一次,代表西学研究者来向本次会议致辞了!

我2005年加盟山大。不久,我就遇到了黄玉顺教授。这个事件对我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我当时听说,他是一位儒学学者,提出了生活儒学这种说法。这引发了我的兴趣。大约在世纪之初,我开始从研究西方哲学和基督教宗教哲学转为比较研究,因而同时重视儒学,写了一些从基督教的角度批评儒学的文章。认识黄玉顺教授之后,我们常有机会一起谈论儒学。他关于儒学的一些说法让我能够对儒学思想有更多的理解。同时,他也不断地邀请我参加一些中国哲学学界的研讨会,让我有机会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研究者结识。

有一种感觉挺有意思的,我们之间的讨论常常是开始于争论,而结束于共鸣。就问题意识而言,我们都重视人的生活,认为思想是源于生活又融于生活的。因此,我们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不过,对于生活一词,我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我的学术训练,在知识领域上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围绕着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在思维方法上则属于分析哲学。从我的分析哲学思路出发,我对生活一词的使用更多地是分析的。我认为,生活实质是就是生存,可以作如此界定:“生存即从这个时刻进到下一个时刻”。这里的“进到”是一个时间过程。人是在某种思想观念结构中进行判断选择,进而在意志的推动下从这个时刻过渡到下一时刻的。当然,不同的思想结构中的判断选择,引导不同的生存方向,建构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是面向生存的思想,我想,都会进入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中。我所从事的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以及比较哲学研究,都是这样的问题导向。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共鸣,玉顺教授对我的比较研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我的研究对儒学发展和中国的思想界有重要贡献。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意识。人作为一个主体,在生存的每个时刻都面临下一时刻。这个主体不是被动地面临下一个时刻。他是主动者。也就是说,下一个时刻至少有两个方向,他必须主动地选择其中一个方向。他是如何选择的呢?就可能性而言,他是自由地(作为主体)选择其中一个。就现实性而言,他的选择出于他的判断。比如说,人家拿着手枪顶着你的脑袋,说要抢劫,要你把钱包拿出来。你可能会说,没办法,只好交出钱包。其实,你这时候仍有两个选择,除了交钱包之外,你也可以不交钱包,跟劫匪拼命,大不了丧命。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中,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生存方向。但是,你是在判断中做出选择的。如果你是一个把金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的人,你就会选择不交出。因此,我们在分析生活一词时,发现人的生存离不开思想。判断是一种思想活动。人是在某种思想结构中进行判断的。生存的这种结构是普遍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个例子。在座诸位,你们现在坐着。在这个生存环节中,你每时每刻都有两个选项:继续坐在这里,或离开座位而出去走走。当然,你不是没有理由地进行选择的。如果你对这个会议感到无聊,或者你有其它事情要去完成,或者你的身体不宜长久坐着等等,这些背后的思想活动引导你做了一个选择。无论你选择继续坐着还是离开,你都是在做选择,并且是在判断中选择。西方哲学用“自由”这个词来指称生存的这个环节,认为人在生存中的选择是意志的自由选择,或直接称为自由意志。

人在生存中的选择是自由的,但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在选择之前必须对他所面临的选项进行判断。判断作为一种思想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人拥有各种观念,它们是在某种结构中联系起来的体系,因而可以对事物进行因果判断;人还拥有各种情感,它们也是在某种秩序中共存的,因而对事物有价值取向。这些观念和情感便是判断活动的依据。人在生存中面临的不同选项,首先是运用自己的观念和情感对这些选项进行判断。如果一个选择在观念和情感判断中优于其它选项,那么,这个选择便是首选,并在意志的参与下进入选择活动。因此,要理解人的生存,我们必须讨论人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在这个问题上,我跟黄玉顺教授的分歧可能会大些,甚至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对立。比如,对儒家观念有较多理解,并在情感上对儒家有更多的倾向和执着,他就会追求用儒家思想来建构自己的观念体系和感秩序。又比如很多自由主义者,他们拥有一定的西学知识,加上对西方的崇拜,他们就主张用他们所了解的西方思想来建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玉顺教授虽然不反对基督教,但内心仍然会拒绝用基督教来建构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这个问题涉及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建构问题,同时,我们还得考虑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的更新问题。这需要更多的分析。

不难看到,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最后还是把我们引向观念性的争论。当然,这些观念性争论与生存戚戚相关,而不是简单的概念之争。生存就是人在任何时刻都要进入下一个时刻;人作为主体面临两个以上的选项,并主动地选择其一而进入下一时刻。然而,人同时是在判断中选择的。判断是思想活动。人是在现有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中进行判断的。因此,理解人的生存,我们还必须分析人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的建构和形成。那么,我们是如何建构我们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的呢?而且,一旦形成,我们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需要更新吗?更新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这些问题是生存的深层问题。这里,我想简略地展示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思路。

我这些年来一直在谈论生存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生存分析的对象便是生存。前面关于生存的分析,就其基本原则而言属于现象学分析。我们已经注意到,作为一种现象的生存是在经验中呈现的生存。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发现,生存是指向下一刻时间,指向未来。未来是充满可能性的。在两个选项中选择其一,下一刻的生存方向就被确定并实现了。这个生存方向也许是死胡同。一旦进入死胡同,人如何能够找到出路?因此,我认为,生存分析还必须涉及未来。未来就是尚未被经验到的,因而不是一种现象。因此,生存分析不能停留在现象学分析这里。

人的选择是由判断引导的;判断作为一种思想活动是在一定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中进行的。人的生存进入死胡同时,不同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在寻求出路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因此,对于生存的分析必须进入这些观念体系和情感秩序的分析。这种生存分析虽然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一直在做的事,比如,柏拉图的哲学分析就运用了生存分析方法。近代以来,丹麦哲学齐克果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分析都属于生存分析。国内学界过去20余年来对海德格尔情有独钟,因而对生存分析这个思路也还算熟悉。

然而,国内学界的生存分析大多是针对经验性的观念(在经验中指称或赋义的观念),或推论性的命题分析(强调概念和命题的逻辑关系),而对于那些指称情感的概念则缺乏分析。齐克果和海德格尔的生存分析十分重视对情感的分析。比如,他们都对“着急”(anxiety,dread)做过深入分析。作为一种情感,海德格尔注意到,人在这种情感中直接面对的是“无”,或所有的可能性,认为这才是生存的原始起点。显然,这个“无”是无法在推论中理解的,也无法在经验中予以指称。着急是人的一种情感状态。人在着急时面对下一个时刻而无法选择。当然,他期望着某种好东西的给予,也期望着坏的事物走向他。如果我们对“着急”以及诸如此类的情感缺乏分析,我们就无法理解的人的生存。人是在某种情感中进行选择。判断作为一种理性活动引导选择活动,但情感也引导人的选择。通过深入分析人在生存中的情感,我们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人的生存。我称此为情感分析。

在中国哲学研究界,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思想中对情感重视。比如,蒙培元和李泽厚都在强调情感在儒学中的地位。我们上次在北京召开蒙培元先生80寿辰研讨会时,我也发表了一通关于情感分析的讲话。中国人在谈论性情时,认为,人的情感都是来自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未发未动之时,那是处于原始状态。一旦发动,便有了人的情感。“情者,性之动也。”说的便是这个意思。情感乃是人的生存倾向。中国儒家思维对情感在生存中的作用是有深刻体会的。在修身养性这种说法中,儒家追求在人的生存中建立一种情感秩序。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我希望能够有意识地采用情感分析方法。当然,我自己也希望对情感分析方法给出更为详细的说明,让研究者可以有道而循。我为此而努力。不过,这里不打算展开对儒家所设计的情感秩序进行分析。我想,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和我谈论的生存分析及情感分析是相通的。

归根到底,论及思想,如果和人的生存无关,它就是没有生命力的。

谢谢大家!祝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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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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