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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儒学“大本大源”观念的若干思考

李广良
【编者按】作者简介:李广良,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现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尊敬的各位专家、黄玉顺教授、周可真教授,大家上午好!

很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从边疆来,尽管我是陕西人,但我30年来一直在云南工作,当然除了在北京读博士的3年。我觉得,在边疆看中原的思想和学术,另有一种风味。因为在云南,他们喜欢讲的是边疆性、民族性的东西,喜欢讲民族文化、民族艺术,他们不喜欢讲儒学,不喜欢讲中原的东西。所以,云南最容易申请到的社科基金项目就是研究民族性的课题。但我是一个另类,我虽然在边疆,但最关注的反而是我们中华文化最主流的、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非常关心儒学的进展,尽管我很少写这方面的文章。

这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我就谈一谈我对生活儒学的一些看法吧。我本打算专门写一篇文章,但这次会议只提交了一个提纲。我主要谈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儒学所讲的“大本大源”。我注意到,黄玉顺教授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大本大源”,与此相关的词就是“本源”。我想,他为什么喜欢大本大源?生活儒学为什么要讲大本大源?

我想,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一定要从本源处契入,从大本大源处悟入。从轴心时代以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从大本大源处契入的。我们这个时代,如果要在思想史上留下一些东西,如果要给后人以智慧的启迪,也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入手。而生活儒学之所以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创造性、激动人心,也是因为它是从这个地方悟入的。如果没有大本大源的觉悟,就算能够一时在学界搅动风云,就算有一堆的头衔,最后还是没有用的。真正的思想家就是要从大本大源处悟入。在我看来,生活儒学毫无疑问就是从大本大源处悟入的。所以我要讲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本源意识、源头意识。

我们讲儒学,儒学之所以不朽,儒学之所以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它的最根本之处,也正在于它对大本大源的领悟和坚守。所以,自古至今的真正的儒学,都是大本大源的开显和发用。只有从这个地方悟入的,才能叫真儒、大儒、纯儒。所谓“先立乎其大者”,那就是这样一个大本大源。我们讲“新儒家”,新儒家当然是要别开生面的,但是,他必须是一个大本大源的坚守者,从大本大源处悟入,是对大本大源的展开,这才是真儒。

几年前,我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生活儒学是当代大陆新儒学中的一派,黄玉顺教授是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十大代表人物之一。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当然有它的意思,但是这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要强调“大陆”?那是要跟“港台”分庭抗礼的。所谓“十大代表人物”,当然有一种江湖身份,就是我们所谓学界的江湖门派观。但是,我在边疆,不在江湖之中,那么,我来看这个江湖,按照我的想法,生活儒学并不是“一派”儒学,不是大陆新儒学的“一派”,因为它从本源处领悟入,是本源的呈现,当然不是作为派别而出现的。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一种从本源处悟入的思想,至少它自身不能把自己仅仅当作一派。我想,真正的儒学,它不是要作为“某某学”的一派出现。如果我要讲我的思想,那也不是要作为谁家的一派。

我想,生活儒学就是这样的。黄玉顺教授讲的是儒学的“不易”的底蕴。儒学当然有其“不易”的底蕴,而且是“简易”的。这个底蕴是什么?那就是生活儒学所讲的“生活”。所谓“儒学”就是生活儒学,所谓“生活儒学”就是儒学。关键就是:这里为什么要刻意地标明“生活”二字?那是因为儒学长久地遗忘了生活本身,所以,我们当下要回归生活。所以,黄玉顺教授说,儒学复兴的一个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详尽地阐明生活本身这样一个大本大源,儒学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从生活本源说起。这就是他讲的“大本大源”,即从生活本身这样一个大本大源处来契入,来建构他的儒学体系。

我当年读《爱与思》,就看了他讲的整个理论;后来,这里边又增添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那是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建构,属于他所说的“形而下学”、“形下之思”,它是基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的。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如果不关心政治的建构,那肯定不是负责任的态度。中国正义论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建构出来,有着巨大的思想史意义。但是,它只是整个生活儒学的一部分。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这个大本大源。

在这个本源上构建出形上学、形下学,那么,这个形而上学也罢,形而下学也罢,其实都是在真正中国的意义上来说的。尽管我们现在一讲到“形而上学”,可能都想到亚里士多德,想到西学的传统的哲学体系、哲学论证,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即:可能形而上学其实才真正是中国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把西学的“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可能是不对的,或者说就应该照它的字面来理解,它就是“后物理学”而已。黄玉顺教授跟张志伟教授有一个辩论,说中国也有形而上学。其实不是“也有”,而是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中国的东西,反而西方的“形而上学”就是“后物理学”。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非常严密的学术论证。

我现在要说的是,黄玉顺教授讲生活儒学,将生活本身作为大本大源,但他又把它理解为存在本身。这个“存在本身”如何理解?我们是用西方的存在论的那样一个路径去理解,还是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生活儒学的问题意识,是在当代的现代性的生活中激发出来的,所以,尽管他用的是一个西方存在论的术语,但是他讲的“存在”其实不是西方哲学的那样一个“存在”概念,因为那个意义上的“存在”可能会产生许多非常严峻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人把“ontology”翻译成“是论”,一“是”到底,这跟我们的理论也罢、直觉也罢都不符合,就会产生许多的冲突。所以我不太喜欢“是论”这样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生活儒学有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回到汉语的思想境遇中来考察“是”、考察“有”、考察“在”,真正有一种现象学的分析,把生活本身的、本原的结构分析出来。这是《爱与思》里边最有现象学意味的一种分析,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讲的是一种中国式的存在。通过这种存在本身,来揭示出生活的真意,然后回到儒家最本源的那种“爱”上边来,也就是所谓“爱,所以在”。在这个本源存在的基础上,一切才有意义,也才有一切形而上、形而下的理论建构。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希望大家提出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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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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