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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儒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涂可国
【编者按】作者简介:涂可国,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现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周可真老师叫我来做会议总结,其实我做不了总结。我觉得几位主持人其实都替我做了总结,特别是李广良老师主持得非常到位。但是,既然周老师相信我,我还是讲一下吧。

今天会议的基本情况,大概是40多人参会,22位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不远万里来自云南的。今天在座的专家,围绕黄玉顺老师的生活儒学,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做了很好的发言、阐释,都非常好、非常到位。会后会有相关报道,我的总结到此为止,我和黄老师是“结义兄弟”,下面我冒昧地谈谈四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概念问题。

我喜欢搞一些新概念,特别是所谓的“标示性概念”。我想区分三个概念:第一个是“黄玉顺思想”,或者叫“黄玉顺学说”;第二个是“黄玉顺儒学思想”,或者“黄玉顺儒学”;第三个是“黄玉顺生活儒学”。我觉得首先得把概念搞清楚,因为“生活儒学”虽然是“黄玉顺思想”的核心,但是并不等于“黄玉顺儒学思想”,更不等于“黄玉顺思想”。我知道,在座的可能也知道,他早期在川大写过一本《易经古歌考释》,还主编了一套《周易人生智慧丛书》。众所周知,《周易》或《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虽然我们更多地是从儒学的角度阐释,但也可以从道家的角度阐释。我觉得,黄玉顺的易学思想里面,有一些是“儒易”,但还有一些“道易”的东西,我觉得这两方面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任何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任何学者,其思想学说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许多儒学家许多既有儒学思想,也有非儒学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天文思想等等,不少大儒往往儒释道汇通,譬如宋明理学家。所以我认为,黄老师的思想不一定全部都划归到儒学当中。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也涉及一个问题,我有比较深层的考虑:我的同事郭萍提出“自由儒学”,认为张君劢是“自由儒学的先声”,但是我觉得:张君劢的思想,是不是所有的都是儒学思想?张君劢的自由思想就一定是儒学思想吗?我认为不一定。就我自己来说,前期我研究过社会哲学,2001年出版过一本《社会哲学》,后来才专门从事儒学以及文化学研究,分别建构儒学人学、社会儒学、道德儒学、文化儒学和儒家责任伦理学。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三个概念——“黄玉顺思想”、“黄玉顺儒学思想”以及“黄玉顺生活儒学思想”,这便于把握黄玉顺老师思想的总体。我不知道黄老师认可不认可。与之相关的是:我认为生活儒学应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广义的生活儒学。黄老师的生活儒学就是广义的生活儒学,包括生活本源的问题、形而上学的问题、形而下学的问题。后者特别是黄老师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从来就有过自己的正义论,他构建的“中国正义论”当然也可以说是“儒家正义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正义论的兴起或形成,再一个是中国正义论的理论建构。这个广义的生活儒学,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狭义的生活儒学,不知道黄老师认可不认可。

第二个问题是黄老师的学术贡献。

黄老师特别关注当代儒学的建构。他建构当代儒学的宗旨是什么?为学的宗旨是什么?就是寻求“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他特别关注的是儒学当代建构这样一些问题,不仅不遗余力地支持出版《当代儒学》这个集刊,还创建了“生活儒学”学派。最近郭萍在《中华读书报》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山大学派”的。另外,黄老师还关注“世界儒学”的建构问题,还关注“重写儒学史”和“儒教”的问题,创造性地阐释了“变易本体论”。尤其是借助于现象学的进路,黄老师大胆突破传统儒学的“形上-形下”二元本体论建构,提出了“仁爱(情)- 性体(性)- 情欲(情)”或“无(存在)-有(存在者)-万物(现象)”或“生活(存在)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观念层级三元本体论架构。他在山东大学开了一个会,批评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对此我不以为然,尽管安乐哲搞的角色伦理学是出于反对西方原教旨个人主义,强调关系本位,不太适合当代中国本土现实,但他的角色伦理学对于发展出中国学人自己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推动作用。其实,我有一点私心,就是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针对所谓的儒家德性伦理学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与西方责任伦理学有一定的关联性。而我这几年着力思考儒家责任伦理学的建构,如果否定了儒家角色伦理学,那不就要打压我搞的这一套吗?这样我能高兴吗?言归正传,黄老师的一个学术贡献还有我前面提到的中国正义论,他充分阐释了与儒家有关的制度伦理学,而且据我所知,他的中国正义论方面的专著已经翻译成外文,传播到国外去了,很好地传播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为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添油加彩。

但是我认为,黄老师的儒学建构里面,可能更多地引用了一些外部的资源,比如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现象学还原”方法、“本质直观”理论,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想等,那么,这样建构起来的还是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儒学?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今天很多老师也谈到,黄老师的生活儒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儒学形态,包括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2016年,我专门为黄老师开了一个会,而且比周老师还大胆,我不是叫“‘生活儒学’研讨会”,而是叫“黄玉顺‘生活儒学’研讨会”。我之所以一定要挂上“黄玉顺”三个字,开“黄玉顺‘生活儒学’研讨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对黄老师的人格魅力,对他的学问功夫,都怀有一种很敬仰的心情,会后我们还出版了《黄玉顺生活儒学研究》论文集(涂可国主编,齐鲁书社2017年版)。再一个原因,我特别主张当代中国儒学已经进入了学派建构的阶段,我认为应当鼓励建构一些个性化、独创性的儒学形态和儒学学派。儒学已经两千多年了,我觉得,从不同的学术资源的角度来建构新的儒学形态,已经水到渠成。这几年,我也受了黄老师的启发,提出“社会儒学”、“文化儒学”和“道德儒学”。“社会儒学”开了两次会,谢晓东教授刚才提到了;“文化儒学”也开了两次会,周老师去年也参加了。今年我们可能还要开一个“生命儒学”的会议,放在青岛开,不在济南开了,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会议。

第三个大的问题是关于黄老师生活儒学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个是关于“观念”的问题。大家今天都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黄老师的学理贡献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建构了一个观念的体系。他特别爱讲“观念”。但是,我在这里给黄老师提一下:有一些地方用“观念”好像不太准确,用“思想”好像比较好一些。我就不展开讲了,咱们私下里再沟通。

二个是关于批评的问题。黄老师对海德格尔是有批评的,但是我觉得,他对儒学缺乏一种批判的分析态度。他经常说:孔子是不能批判的。这是我不大赞同的。我对儒学实际上也持一种辩证的批评态度。我前年在《现代哲学》发了一篇关于孟子的文章,就对孟子提出了批评。我感觉黄老师好像批评得少了点儿,但是他的同事沈顺福教授就批评得比较多。

三个关于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也是黄老师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后现代社会当中,后现代主义要解构形而上学。在这样的背景下,黄老师重构了形而上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根据我掌握的一些情况,“形而上学”提法已经有很多了,在座的老师都知道,上海的杨国荣教授还提出了“具体的形而上学”,还专门开了一个会。此外,还有一个提法是“形而中学”,最近有这方面的文章。有一次开会,黄老师也讲到的,“形而中学”是徐复观讲过的。所以我认为,黄老师的生活儒学当中的形而上学重建,也只是一个方面。

四个是关于问题意识的问题。我觉得,黄老师的问题意识虽然比较强,但还不够强。我讲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意思?不仅是学理问题,还有现实问题。黄老师虽然也关注当代中国的个体的建构问题、群体秩序的建构问题、制度正义问题,但是我觉得那是完全依据生活儒学的学理来讨论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海德格尔、萨特的影响就非常大了,但是,“生存”也好、“存在”也好,怎样结合我们当代的现实的困境、包括生存困境?我们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什么?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学理问题。我觉得,生活儒学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拓展自己的空间。

五个是关于生活儒学体系的问题。在座的很多老师,都表示特别佩服黄老师的文字训诂功夫。比如我提“社会儒学”,就涉及“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文献上到底怎么来界定、怎么来理解的问题,我当时请教了搞社会学的,还是搞不清楚;后来我们开了关于“社会儒学”和“文化儒学”的会议,黄老师提交了两篇文章,就“社会”和“文化”概念做了非常好、很到位的训诂式梳理,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受益。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黄老师的生活儒学,有本源论,有生活儒学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但是,我觉得生活儒学的体系还是不够完善的。这可能是我做学问的一个基本套路,比如说,什么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的发展路径是什么?这可能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怎么使生活儒学的庞大体系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完善,这是一个问题。

六个是生活儒学的谱系问题,也是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生活儒学的学派定位问题。黄老师曾经对我说:“我的学生就是你的学生。”但是他的学生一般不承认,不把我当老师,哈哈!关于生活儒学的学派,郭萍讲了“山大学派”,刚才胡骄键谈了“情理学派”;在黄老师的影响下,他的很多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儒学,像郭萍建立了“自由儒学”,李海超提出了“心灵儒学”,等等。虽然他们的儒学形态建构本质上根源于黄老师的“生活儒学”,但不是“生活儒学”的本真、本体,而是“生活儒学”的延伸形态。我建议黄老师以后招弟子的时候,首先确定一个原则,除了看他能不能衍生“生活儒学”,还要看能不能围绕生活本源来开拓,进一步拓展核心“生活儒学”的学术空间,回答和诠释我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妥善处理狭义的“生活儒学”和广义的“生活儒学”的关系问题。至于“生活儒学”与情感儒学、政治儒学、文化儒学、人类儒学、道德儒学等儒学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也需要加强梳理。

第四个大的问题黄老师生活儒学的未来如何进一步发展。

第一,黄老师虽然已经对“生存”、“存在”、“生活”这样一些概念做了很好的梳理,对经典文献中的“生”、“在”、“存”三个字的原初之义做了词源学解读和仔细辨析,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和当代中国哲学、包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概念进行一种比较性的梳理,比如“生活”和“活动”这个概念的比较,还有和“行为”概念、“实践”概念的比较。我的意思是要进一步把“生活”和这些相近概念的关系系统化地梳理一下。

第二,对“生活”这个概念本身,也要进行深度的结构分析,比如生活的目的、动机、效果等。另外,对黄老师自己讲的“生活儒学”与其他人讲的“生活儒学”以及日常生活哲学讲的“生活”进行区分与融通。尤其是要打通形而上的、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与经验主义的“生活”,避免“生活儒学”不生活的困顿。

第三,生活儒学要进一步和儒学的其他形态进行对话和沟通。比如我搞“社会儒学”,建构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化的体制,是包括了生活儒学在内的,黄老师很不高兴,说我要包打天下,后来我做了检讨,我觉得两者是相互渗透的关系。

第四,要避免把生活儒学原教旨化。黄老师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切的一切的本源”,而“儒学的一切的一切,都从‘生活本源’说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其他一切思想、学说以致现实都要从“生活”说起、以生活为前提呢?恐怕不能这么讲。完全可以依据生活来建构一种自洽的生活儒学体系,也可以利用生活以及本源的、原初的仁爱情感概念去说明一些现象,但难以用它涵盖一切。

第五,进一步深化生活儒学元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包括生活儒学的本质、起源、形态、地位、作用以及可能性、必要性、发展路径等。黄老师经常说到“知人论世”,这意味着生活儒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关注生活儒学与古今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最后用八个字来跟大家共勉: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第一是收拾精神。“收拾精神”是陆九渊的话。第二要自作主宰。“自作主宰”也是陆九渊的话。最后一句话是:回归本源,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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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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