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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儒学”哲学创新的若干问题

高秀昌
【编者按】作者简介:高秀昌,西南大学教授。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现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各位老师、各位同道:大家上午好!

十分感谢玉顺教授、可真教授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来苏州大学和大家一起研讨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

从接到邀请函至今,我几乎每周都要读玉顺教授的书和文章,也兼顾读其他学者和玉顺教授商榷、讨论、质疑的文章。在阅读的同时,做笔记,写札记,对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有了一些零散而不系统的思考,现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赞同何善蒙教授的观点:“生活儒学”是一种创新,一种哲学创新。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十力、冯友兰等哲学家创建了自己的新心学、新理学等哲学体系。而从1950年代至今,我们则常常感叹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真正的哲学家,自然也就没有真正哲意义上的哲学体系。所以,当我们看到玉顺教授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探索,著书立说,创立了“生活儒学”的新哲学体系时, 我和学界的师友们自然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玉顺教授创立“生活儒学”之新说,以其仁、智、勇的精神,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提出并不断完善化了“生活儒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大陆新儒家中可谓是独树一帜。从新体系上看,“生活儒学”突破了传统儒学“形上学–形下学”二级架构,构筑了生活本源—形上学—形下学的三级架构,并且有总论、方法论、本源论以及形上学(变易本体论)、形下学(知识论、理论学:中国正义论),还有诠释观、时间观、历史观、宗教观,并因此成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系统。

这里的“仁”指的是玉顺教授的爱,对学术的爱,对哲学的爱,对儒家的爱,对创建融贯古今中西之新说的爱。若无这种大情、大爱,要想建构一种新哲学,那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智”指的是玉顺教授的大知与大智,对哲学、科学、宗教、艺术、政治、社会、历史等系统而有机的会通,以及转识成智之智慧的融贯与点化。若无此大知、大智,要想创立新说,那也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勇”指的是玉顺教授的勇敢精神,“勇”于“标新立异”,“敢”于“树立新说”。若无这种大无畏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要想突破旧说、创立新说,那也是不可能的。

玉顺教授以其仁、智、勇的精神创立了“生活儒学”的哲学体系,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道的,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仁、智、勇这“三达德”、三种精神是成就哲学家的三种最基本的品质。中外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应该说大都具备了这三种精神、品质和德行。在我们这个需要哲学创新的大转变时代,作为真正的哲人应当自觉地弘扬仁智勇之精神。

在此,我首先要强调一点: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是自觉地接着冯友兰先生、蒙培元先生讲的。我们知道,在现代新儒学的系统中,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的“新心学”,三四十年来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后继者人才辈出;而“新理学”好像是在走下坡路,或者说好像没人接着冯先生来讲“新理学”。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普遍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的创立是特别有意义的。我认为,从玉顺教授所提出的“生活儒学”的概念、命题,到整个“生活儒学”哲学体系的架构,确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而这个系统应该说是自觉地接着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来讲的,接着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来讲的。这使得玉顺教授在当今大陆新儒家当中成为独特的一家。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刚才李广良教授所说的“不成家、不成派”的提法。恰恰相反,在当今时代,凡是真正有志于作哲学研究的,都要发奋自创“学说”,自立“学派”,惟其如此,才能够形成像先秦诸子一样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不同学派的相互争鸣中,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进一步讲,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不仅是近接着冯先生、蒙先生往下讲,而且是接着中国传统儒学、甚至先秦儒学往下讲,接着西方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解释学往下讲。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活儒学”是融贯古今中西的创新,也就是对以往各大哲学传统所作的“综合创新”。

其次,看“生活儒学”的形上学沉思。我们看到,“生活儒学”追根溯源,追到了“生活”这个源头。在玉顺教授看来,“生活”既不是某种“形而上者”,也不是谋种“形而下者”,而是前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是说,“生活”本身是不可以再追问、不可以再言说的,因为它是在形而上之前的大本大源。这里的“生活”是最为“根本”的,是不可以追问的;一旦被追问,就是在言说“生活”;而生活一旦被言说,那就不再是原本的大本大源的“生活”了,就已经是用语言所指称的一种对象化的东西了。这里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张力”,或者说是一个“悖论”?这是不是就陷入了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那样一个语言的困境当中?当然,玉顺教授有他自己的一些系统化的思考,比如说:生活之被言说,是符号化的言说,并不是本源的言说。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提出来作进一步讨论的。我们到底是追到形而上的问题为止呢,还是可以再继续往前追问?事实上,针对这些问题,玉顺教授有他自己独到的回答,在“生活儒学”建构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做着解释与澄清的工作。不过,我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大问题。

其次,是关于“生活”和“情感”的关系问题。“生活儒学”追问“生活”,而“生活”显示为“情感”,显示为“仁爱”。这里存在着一种推导关系。尽管玉顺教授是接着蒙先生讲的,而蒙先生的“情感儒学”强调“情感”,不过玉顺教授又追问“情感”背后的“生活”。因为在“生活儒学”中,“生活”是更加本源的,而“情感”则只是生活的一种显示。用玉顺教授的话说就是:生活首先显示为生活情感,而生活情感又显示为儒家的仁爱,仁爱情感的背后又是其宗法社会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又是作为“有意义”的“规范生活”和“无意义”的“本源生活”的统一。这种浑然一体的解读,其实是建立在玉顺教授的“本源”的“生活”之预设信念之上的。这里需要追问的是:“生活”是否就是“终极性”的,“生活”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源头”之“本身”呢?“生活”与“情感”是“一”(“生活”即“情感”)还是“二”(“生活”是“生活”,“情感”是“情感”)呢?作为情感的仁爱(爱)是否真的可以代替上帝、代替宗教呢?

再次,是关于“现代生活”和“现代性”的问题。今天早上我们都拿到了玉顺教授的新书《生活儒学》,其副标题是“面向现代生活的儒学”。我赞同玉顺教授的判断,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上个世纪的老一辈学者,包括冯友兰先生,也是这样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冯先生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与中国历史上古、中古的分期是相契合的。这可以说是冯先生的一个创见。冯先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创立的“新理学”,就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一种近代哲学或现代哲学。在当今我们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其实仍然需我们要对“现代生活”、“现代性”作出系统而深入的思考,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把传统哲学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哲学。玉顺教授对“现代生活”、“现代性”做出了系统的反思、沉思,这是他提出“生活儒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也是他谋求建构作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生活儒学”的大愿。我常常想,我们到底要不要跟着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来看西方和中国?我们现在要在哲学思想上、理论上实现创新与发展,那么,我们如何来消化、理解现代、现代生活、现代性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跟着西方来解构现代性、主体性?如何理解和建构当代中国理性的确定性问题?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未来中国哲学的建构是可以借鉴玉顺教授所提出的诸多命题和思想的。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昨天晚上已经跟玉顺教授讲到了我在来苏州的飞机上写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应当重视玉顺兄所开创的学术研究的对话模式。创立新说,不能停留在自说自话之中,而要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学者对话交流。其他学者的质疑、批评乃至批判,是创立新说者借助于答疑、辩难、阐释从而不断完善己说的重要途径。不经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与争鸣,新说是不太可能真正立起来的。近十年来,玉顺教授积极主动地邀约同行学者进行多层次、多元化的交流对话,与其‘生活儒学’的日趋完善,其内在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我十分赞赏玉顺教授所开创的这种学术对话模式。我也观察到,学界的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大多数学者,往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版了一本书,也只是相互赠阅一下,就没有下文了;至多是希望同行、同道能够写写书评,仅此而已。而玉顺教授则是以高度自觉的理性方式,寻求积极的学术的对话交流,这可以说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有利于促进学派、学说完善化、系统化的做法,是值得大力倡导和发扬的。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王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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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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