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

生活儒学:儒家哲学面向时代的系统建构

何善蒙
【编者按】作者简介:何善蒙,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

非常感谢周老师,感谢黄老师,让我们又有了这么一个见面的机会。我来这儿,主要是学习黄玉顺老师的生活儒学。黄老师的生活儒学,我个人是获益匪浅的,也是一直在学习、在思考,但是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每一次学习的时候,都会有新的体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刚才李广良老师一直强调“边疆”的概念,但如果从生活的角度来看,生活是一体的,是浑然的,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边疆”(或者非边疆)的生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按照李老师刚才说,要从“大本大源”来讲的话,那也是不能说“边疆”的或者“非边疆”的。生活就是一个大化流行,正是在这样的动态之中,我们关于生活的一切领悟可能就都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生活儒学可能也就具有活的基础。

对于黄老师的生活儒学,我想谈几点自己学习的想法,不一定准确,但是,代表着我此刻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肤浅的感受。

第一点是我们在座的诸位都知道的,所谓“大陆新儒家”有各种派别、各种细分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生活儒学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黄老师的生活儒学置于今日所谓的“大陆新儒家”的各种“学派”中,生活儒学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这几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学的各种所谓“学派”纷纷出现,这当然是一种好现象。但是,从根基处说,这实际上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儒学在面向当今世界的时候,可能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焦虑。为什么会存在焦虑?这大概是是因为在学术的话语系统上和现实的纬度上,我们长期“失语”,长期“失声”。也就是说,在过去很长时间中,由于种种因素,我们没有能够很响亮地亮出自己的话语,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的关注,而大概都只是在“僻静处”徘徊。而这几年,因为各种因素的“和合”,儒学也逐渐走到人们的视线中间,它的这种存在感就如同突然爆发出来一般。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儒学已经开始不断地去面向生活世界、面向现代生活,而且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是传统文化复兴(或者说现代转型)所必须要有的状态。但是在积极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某种焦虑。说焦虑,这是因为我们虽然有了种种“学派”的提法,但是,大多数的所谓“学派”都可能只是为了提而提,因为他们事实上似乎并没有找到面对现实的一种很恰当的方式。焦虑也代表着某种不安,而这种不安的根源是跟以往的失语、失声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种种的“学派”林立,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面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方式,而不是各种名号。

在这些不同的儒学的提法当中,我觉得黄老师的“生活儒学”是非常值得去梳理和关注的。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立足于生活世界,这是儒学在当代发展所应有的态度。如果从儒学的传统来说,它所具有的种种价值就是因为其坚定的生活立场。我们通常都会说,儒学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学问,其实这就是对于儒学生活立场的最直接的认可。因此,立足于生活,是对儒学基本立场的坚持,也是对于生命本身的重视,儒学如果是具有着生命力,那么,它一定是和生活本身是相贯通的。生活世界,才是儒学的精神源泉、大本大源,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学首先不是一种纯思的、抽象的知识系统,而是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的一种实践智慧。

其次,如果作为学理来讨论的话,黄老师的生活儒学跟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儒学的最大差异在于,黄老师的“生活儒学”有一个非常自觉的、完整的哲学架构,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其他很多的儒学形态,“政治儒学”也好、其他形态的儒学也好,实际上都只是用儒学来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只是回答儒学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没有像刚才李老师所讲的从“大本大源”上去讨论儒学怎么样面对当今社会的问题。如果不从“大本大源”的意义上去回应现实问题,那么儒学对于生活的关注,只能是支离破碎的,无法形成一个圆融的系统。而只有一个圆融的系统的存在,才能保证儒学精神不断开成出新。

所以,我觉得黄老师的生活儒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建构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和完整的哲学系统。黄老师的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晰,怎么从生活感悟转成形而上学的讨论和形而下学的建构。这样的建构,不管它是不是存在问题,至少提出了一种哲学的系统。这种自觉的哲学意识和建构的努力,是当前其他大陆儒学流派所缺乏的。很多人在讲儒学的时候,没有这样一种非常清晰的问题意识,只是为了讲儒学而谈论儒学而已,并没有把儒学放在一种自觉的生命运动中去理解,并没有真正意义去尝试从儒学的角度应对现实。黄老师从2004年开始讲“生活儒学”,就有非常强烈的哲学建构的意识,最近几年尤其强烈。

我觉得这样一种持续性的建构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这个哲学系统本身不断完善。而其他的新儒学可能不仅在学理上存在一些问题,更为麻烦的是,它们实际上避开了哲学讨论的基础,而直接来谈论儒学在当今世界运用的,或者说如何把儒学用的现代社会当中来,然后呈现出儒学所谓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讨论,看上去为儒学在现代生活中谋求了极大的地位,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讨论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没有哲学架构的儒学,没有自觉问题意识的儒学,很难真正去回应当今生活。离开了哲学理论的建构,去谈论儒学的当代意义,只是一种抽象的讨论,也就是说,只是自己觉得儒学有这个用处而已。但是黄老师的做法,是从十多年前一开始就致力于建构这么一个新的哲学系统。我觉得,不管是从学理或者从系统的完整程度来讲,生活儒学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东西,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都很清楚地看到了黄老师的建构能力。

因此,即便当代有诸多据称是“大陆新儒家”的学派,黄老师的生活儒学是少数有着现代问题意识和系统哲学架构的,这是黄老师区别于其他人的重要特点。

第二点,就是“生活儒学”跟“生活的儒学”的差别。黄老师的书里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两者有着根本的差异。

“生活的儒学”是龚鹏程老师的提法,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就是说,他关心的是儒学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对今天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那就像黄老师的书的副标题所说的“面向现代生活的儒学”。“面向现代生活”对于儒学的复兴(或者发展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为如果儒学不面向现代社会,那就仅仅是一种哲学或者一种思想,就跟这个时代脱节了,那就只是一种纯思的兴趣罢了。而一切真正的哲学、真正的思想,都必须面向生活世界本身,必须关注现实,才能获得现实的滋养,由此才具有生命力,才会生生不息。但问题是,儒学应该怎么去面向现代生活呢?我刚才讲了,“生活的儒学”这个提法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尽管是用儒学去解决现代生活当中的问题,认为儒学在这个方面有用、在那个方面有用,但实际上,这样一种列举方式不仅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它更严重的问题是会把儒学的整个系统解构了。比如说,如果儒学可以用来解决政治问题,那儒学实际上就变成仅仅是政治儒学了。但是,政治儒学只是站在儒家的角度来对政治做出的回应,姑且不论这个回应有没有效。如果我们只是从生活现象的本身来讨论儒学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那只是把儒学贴在一个个的生活事实上,这样一来,儒学就被切割成一片一片的东西,它只适应现代生活的某个方面;从最好的意义上来讲,儒家也仅仅变成了一种思想资源。当然,作为思想的资源好不好?那肯定也是好的,因为它毕竟意味着儒学的某个方面还是可以被“激活”。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儒学被“激”得粉碎了。所以,在这个意思上来讲,“生活的儒学”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它要用儒学去回应现代生活。但它的问题同样是很严重的,是对儒学精神的一种肢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把儒学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让它从学理上得到一种适应现代生活的系统延续,就像黄老师的生活儒学的建构那样。我觉得这是“生活儒学”和“生活的儒学”的最大差异,虽然中间只差了一个字。

第三点,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生活儒学”的提法很好,它可以在保持儒学的系统性的前提之下来做出一种理论形态,使儒学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先秦儒学到现代新儒家的出现,任何一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包括黄老师的生活儒学,其实也很清楚地是在回应这样一个时代的“life”,那就是在现代性背景下产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文明形态。但是我觉得生活儒学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究竟不是问题,就是黄老师在书里面也提到的,生活本身是没办法作为一个对象去言说的,但是当你讲“生活儒学”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个对象在言说,尽管你在书中也尽量地避免产生作为一个对象化的东西。

黄老师其实意识到了生活本身的特点和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架构之间的那种张力,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提法在别人看来可能会产生一个、或者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生活本身被非生活化。因为生活本身是事实,而当我把生活当作一种学理来建构的时候,它本身的那种灵动的意识可能会被消解,从而变成了一种纯粹思维形式。生活的非生活化,是不是这种思辨的讨论所无可避免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生活儒学会不会消解生活本身?这个想法就是说,生活本身是一个感性的事实、感性的经验、感性的体验,而当我们把生活当作一个理论系统去谈论、去推行的时候,是不是会把生活本身给消解掉?也就是说,我们在谈生活儒学的时候,是对生活从儒学的角度进行了建构,而建构出来的东西,由于它学理的特点,会消解掉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说到这里,我想起当年向秀说要注《庄子》之时,嵇康和吕安等人甚为鄙视,“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 此书讵复需注?徒弃人作乐事耳! ’ 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 安乃惊日:‘ 庄周不死矣! ”(《向秀别传》)在嵇康和吕安看来,对于《庄子》的注释,当然就是对于生活本身意义的消解,所谓“徒弃人作乐事”,这说明,语言的固定化、抽象化是会对生活本身的那种灵动性、丰富性构成冲击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嵇康等人看来,“ 此书讵复需注?”但是,后来在向秀完成注庄之后,嵇康与吕安对于此书的称赞中,我们也看到了语言的成功和完满之处。这样说起来,重要的不是去不去描述生活,而是怎么描述、怎么讨论,我们相信,黄老师的讨论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方式,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一直有着清醒的自觉!

这是我的一些非常粗浅的想法,可能不对,请黄老师多多批评。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王培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稿      来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05/03

版权所有者:中国儒学网    Copyright (c) 2003—2011 www.confu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序号:蜀ICP备050322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