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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及其问题

孙钦香
【编者按】作者简介:孙钦香,江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

首先非常感谢周可真老师的邀请,让我有这个机会系统地去阅读黄老师的书,学习黄老师的哲学建构。

我先说一下我的一种感受。有一种说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趋势越来越专业化和专门化,相对而言,80年代那种思想的创造性和丰富性,反而日渐式微了。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通过阅读黄老师的著作,我好像又找到了80年代思想文化的那种状态、那种学术的创造性。黄老师的生活儒学,如果我们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感觉有点陌生。因为按儒学史的划分,我们总是在研究古代的某个时期、某个人,比如我本人就做船山的研究,也做明清之际的研究。我们总是讲古人在他的时代是怎么言说的,很少把他们的思想延伸到我们当下,他们跟我们当下的距离是一直存在的。但是读黄老师的著作,就明显感觉到儒学在当下有它鲜活的生命力和生长点。这就是我的感受。

从博士期间一直到现在,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或者说是儒家传统政治哲学。所以,主要谈下我对生活儒学中“中国正义论”这部分的学习体会,也有一些疑问,希望黄老师和诸位老师能够释疑。

您说现代中国需要的是面向现代性的这样一种启蒙儒学或自由儒学,需要个体的原则,以个体原则来重建儒家的政治哲学。这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念或者架构是不违背的,是相融的。但是,我想提出自己的一个疑问,就是:个体的原则如何跟儒家“仁义”的传统或者家族和家庭的传统以至修身齐家的传统相融合呢?因为对传统儒学来说,个体的原则毕竟是陌生的。个体是一个现代性的原则,它如何跟我们传统的儒家融合,或者它们的结合点在哪里?这是我想请教黄老师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正义的问题,在我的阅读当中,我明显的感觉到,您的“中国正义论”主要借鉴西方罗尔斯的正义论,或者说是以它为参照系的,而罗尔斯的正义论基本上是关于利益分配的正义论,是要通过一种社会再分配,达到公民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一种公平或者平等;所以,您的中国正义论也把利益的问题放到一个很突出的位置。但是,就我的学习体会来说,如果我们不以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为参照,而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哲学为参照系的话,是不是中国正义论的论域就不仅仅是“利”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还是西方其他传统的古典伦理学,都是以善为目的的实践哲学,是以“善”为目标的。这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建构中,如果参照系不同的话,是不是会进入不一样的视域、不一样的言说和思想建构?

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公私概念的问题。关于公私概念的问题,跟宋明理学的主流观念不同,无论是东亚儒学,还是在明清时期的儒学,其实都是儒学的自我批判或者自我反思。所以,现代的启蒙派学者,他们很乐意到明清思想家那里去挖掘公私问题的思想资源;东亚儒学也很喜欢谈论公私的话题,台湾的学者、韩国、日本的很多学者在公私问题上都有很多的研究。西方的公私之别,“私”是说的个人的品德或个人信仰的领域,而“公”的领域是政治的领域,或者是法律的领域。但是在您的中国正义论的框架里面,“私”是“差等之爱”的问题;而“公”,您是用的“一体之仁”来言说的,这跟您论述的“公”和“私”的领域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您所说的公私概念,跟明清之际儒家的公私概念、西方政治哲学的公私概念,是如何圆融的?您自己提出这样的公私观,是如何回应我们已有的思想资源的?这也是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您的中国正义论主要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参照系,但有一个关键点是对政治的理解。如何理解政治?从洛克以来的近现代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起源或者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个人的生命财产、或者个人的存在,这是罗尔斯意义上的分配问题的思想传统和来源,围绕的是一个经济安排的问题,这跟古典政治哲学以善为目的的政治观截然不同。在做王船山政治哲学、或者传统儒家哲学的研究时,当然是希望与西方的政治哲学相比较,但相比之下,借鉴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来跟儒家相比较,是不是呼应度更大一点?

这些就是我阅读体验中的一些问题,请教黄老师和各位老师。谢谢

责任编辑:王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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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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