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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儒学的“大本大源”

李广良
【编者按】作者简介:李广良,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

内容摘要:一切真正的思想和一切奠基性的学术都是从“大本大源”处契入的,自古至今之“(真正的)儒学”,亦皆是“大本大源”的开显与发用。黄玉顺在“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视域中”,阐明了一种本土性、当代性的原创思想:“面向生活本身”的“生活儒学”思想。“生活儒学”是一种本源性思想,其把“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视为“大本大源”。此“大本大源”说然使用了海德格尔氏“存在论差异”的术语,但本质上是一种以“爱”为“本源”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生活儒学;大本大源;存在

1.一切真正的思想和一切奠基性的学术都必须从“大本大源”处契入。“轴心时代”的思想之所以至今仍然能打动人心并启人之思者,就是因为其是从“大本大源”处契入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如此;《吠陀经》、《奥义书》、《薄伽梵歌》如此;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如此;佛陀、耶稣基督,《华严经》、《圣经》如此。后世之大思想家亦皆是从“大本大源”处悟入的,王弼、郭象如此,僧肇、智顗、玄奘、慧能如此,朱子、阳明、船山如此;笛卡尔、康德、海德格尔如此;牛顿、爱因斯坦亦如此。而不从“大本大源”处悟入者,因其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宏大誓愿和“三智一心中得”之根本智慧,故格局固陋,眼界狭窄,气机不畅,易为人所乘,虽亦可掀动一时之风云,终不能有“天长地久”、“长生久视”之大用,甚至有堕入“魔道”,祸害天地万物、涂炭世间生灵者。

2.儒家和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即使经历了二十世纪“西风俄雨”之狂暴洗礼,仍保持了其不绝如缕的绵绵生机,以致有今日“新儒学”之胜景。对于儒家和儒学成功的原因,20世纪的学人习惯于展开宏大的或细腻的“历史理性”或“辩证理性”分析,此种分析诚然有其“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辩证理性”根据,但因其站在儒家和儒学之外,故不知儒家和儒学之成功,是因为其有着永不枯竭的“大本大源”,有着“民族生存的动态结构不断兴发出的风云雨雪”“补给给它新的生命元素,维持它的源头不竭,使它流淌成大江大河”。[1] 而自古至今之“(真正的)儒学”,无不是“大本大源”的开显与发用,亦唯有从此“大本大源”处悟入者,方可称“真儒”、“大儒”、“醇儒”也。所谓“新儒家”者,亦唯有坚守此“大本大源”者,才是“儒家”,“新儒家”之“新”既是“别开生面”,亦必须是此“大本大源”本身的可能性的展开,非从外部强加于“儒家”、“儒学”者。

3.许多人视“生活儒学”为今日从此也是今日“大陆新儒学”的一派,视黄玉顺教授为“大陆新儒学”之“十大代表人物”之一。所谓“大陆新儒学”,隐有与“港台新儒学”分庭抗礼之意;所谓“十大代表人物”者,似有“门派”掌门之身份权势,故此种看法实乃学术思想之“江湖门派”观所致,为智者所不取,亦不合黄玉顺教授之思想。我对“生活儒学”之研究,严格坚守现象学原则,“朝向”“生活儒学”思想之“事情本身”,以开显“生活儒学”本身之“思想大义”。

4.“生活儒学”不是“儒学”的“一派”。任何思想如果自身就是从“本源”而来,自身就是“本源”的呈现,那就不是作为“派别”而出现的。当代儒学运动中的出现的思想皆不是作为“派别”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儒学”本身的“真义”、“大义”而出现的,“政治儒学”、“自由儒学”、“制度儒学”、“文化儒学”等是如此,“生活儒学”亦是如此。“儒家的观念当然是历史地‘变易’的,然而其中自有其‘不易’的底蕴,这种底蕴是颇为‘简易’的,在我看来,那就是‘生活儒学’的观念:‘儒学’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就是‘儒学’。”[2]“我所理解的儒学原来的样子,就是我所提出的‘生活儒学’。”[3]

5.既然“儒学”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就是“儒学”,那还有什么必要特意标明“生活”二字呢?这是因为“自从原创时期以后、秦汉以来,儒学已经长久地遗忘了生活本身;这就正如轴心时期以后、雅典哲学以来,西方哲学已经长久地遗忘了存在本身。”[4]正因为儒学“长久地遗忘了生活本身”,今日要“重建儒学”就必须“回归生活”。“在目前情况下,儒学复兴的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首先就是详尽地阐明‘生活本源’,亦即‘生活本身’这个大本大源、源头活水。”[5]“儒学的一切的一切,都从‘生活本源’说起。”[6]

6.“生活儒学”就是从“生活本身”这个“大本大源”处契入的“儒学”,其整个思想理路和系统如下:“儒家将作为操作本身的生活视为大本大源,将生活情感尤其是‘仁’即‘爱’的情感的显现视为源头活水。在这种本源上,通过‘思’去‘成己’、‘成物’,而给出存在者,从而构建出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因此,爱首先是作为不忍之心的本源之爱,而递转为作为绝对主体性、实体性、本体的形上之爱,并落实为作为道德情感的形下之爱。所以,思首先是生活本源中的情感之思、生活情感中的领悟之思,而表现为生活感悟的言说方式、诗意的言说;进而是生活感悟中生成的形上之思,而表现为哲学的言说;最终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形下之思,而表现为伦理学、知识论的言说。[7] 所以,所谓境界,不外乎是一种回归:首先是从形而下存在者回归到形而上存在者,最终是回归‘无我’、‘无物’的纯真的生活情感。”[8] 据此,“生活儒学”之“观念系统”实际上由四个部分组成:“生活本源论”、“爱”之观念、“思”之观念、“境界”之观念。

7.“生活儒学”将“生活本身”视为“大本大源”。对此“生活本身”如何理解?黄玉顺教授将“生活本身”理解为“存在本身”。而对此“存在本身”的理解有两个路径:“西方哲学的路径”与“中国思想的路径”。所谓“西方哲学的路径”即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指“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亦可称之为“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Unterschied)。“存在”与“存在者”彼此维系,当人们思及存在(Sein)时,总是在思考存在者之存在;另一方面,当人们思及存在者(Das Seiend)时,所思虑的又总是存在之存在者。[9] 黄玉顺教授对海德格尔的判断也许有问题,但“生活儒学”确实坚守了“存在论差异”,并“从存在者的观念达到了真正彻底的存在的观念”,并声称这就是“生活儒学”的基本观念。[10] 但为什么“存在本身”就是“生活本身”?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存在本身”是“存在本身”,“生活本身”是“生活本身”,尽管“存在”与“生活”可以通过某个“第三者”发生关联。黄玉顺教授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出发,走向了中国存在论,他所谈的“存在”并不是海德格尔等西方哲人所谈的“being”或“sein”,不是什么“是”及其相关联的“是者”。黄玉顺教授的思想是:“生活即是存在”。这一命题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说,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生活儒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基本观念”。

8.在当代这个哲学中,一说到“存在”,我们就会想到“存在论”,想到那个魔性的“Ontology”。然而,“生活儒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中国思想的存在论道路,通过对汉语的“是”、“有”、“在”的训诂考察,来回答“中国人是怎样来理解存在观念的”,并由此引入“儒家对存在、无的领悟”,也就是“对情感、爱的领悟”。[11]“是”是“从形而上的层级向形而下的层级的落实”,[12]“有”是“从形而上的存在者向形而下的存在者的落实”[13],“都是在说存在者”,而“存在本身”的观念,在汉语的“存”“在”中显示出来。[14]“在”即存在,是与土地、大地相关的,是“草木生长在大地上”。“在”即“生”,“草木之生与人之生是一回事”,就是“生活本身”,即“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15] 而“生”就是“活”,“生活如水”,“水”的“流动性”,就是“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这是“生活儒学”中最富有现象学意味的分析。[16]

9.汉语中还有“存”,“存”是“恤问”、“温存”,是“爱的情感”。“存就是在,就是存在;同时也就是生活情感,就是爱的情感。这就是这个人的‘存在’观念;如果说,存在即生活,那么,生活就是生活情感,首先是爱的情感。”到了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存在本身”即是“生活本身”的意义。这是只能在“华夏思想”文本和“华夏经验”中才能理解的,西方的存在论是不足以为此提供论证的。然而,“儒学”在哪里?就在这“爱的情感”中。“生活之为存在,首先显现为爱的情感。这种爱的情感,儒家谓之‘仁’、‘仁爱’。在本源意义上,仁就是爱。所以我经常说,不管你怎样讲,只要不讲仁爱,不讲生活情感,那就不是儒家了。”[17] 从文字的原始构造上,“存”字从“子”,归入“子”部,所以“存”作为“温存之问”,说的就是“母爱”这样一种生活情感,“渊源于母爱的温存的体验之问”。之所以说“亲亲仁也”,就是因为“亲亲”之爱才是爱的最基本的样式,爱本就是“亲爱”。“存在作为一种生活领悟,在本源上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生活情感,而其源头,乃是母子之爱。这一点对于儒家来说乃是最本源的感悟;如果说爱的情感是一切的本源,那么,亲子之爱就是本源的本源。”[18]

黄玉顺教授说:“爱,所以在。这就意味着:一切存在者,包括人,都是由爱给出的。而爱本身却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就其是存在而不是存在者而言,爱就是‘无’物,也就是‘无’。”[19]“生活儒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爱”,“爱”就是“存在本身”。这就是生活儒学的“大本大源”,是真正“第一性”的,只有在此“本源”的存在之基础上,一切才有“意义”。不管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最终也只有回归此“本源”之存在,才能真正成就“有无相生、主客相融、虚实不二”的“动人境界”。

【参考文献】

[1]张祥龙:《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从孔子到荀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叙说”,第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叙说”,第1页。
[4]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叙说”,第2页。
[5]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叙说”,第3页。
[6]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85页。
[7]黄玉顺:《回望“生活儒学”》,《孔学堂》2018年第1期:“儒家最关注的形而下者领域是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为此生活儒学建构了一套制度伦理学——‘中国正义论’。”由此看来,在“形而下”的层面上,“生活儒学”不仅是“伦理学”、“知识论”的“言说”,更是“政治学”、“法学”的“建构”。[8]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叙说”,第3页。
[9]张柯:《道路之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0]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23页。
[11]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25页。
[12]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28页。
[13]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34页。
[14]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35页。
[15]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38页。
[16]我曾经写过《现象学视域中的中国水哲学》一文,强调的也是此意。
[17]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43页。
[18]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44页。
[19]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44页。

责任编辑:王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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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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