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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认同与现代性的新“礼乐”建构

黄玉顺
【编者按】作者简介:黄玉顺(1957-),男,成都人,现任山东大学二级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本文是作者于2019年10月27日出席《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在青岛举办的“礼法之间:新国族认同”圆桌会议的即席发言,现载《当代儒学》第17辑,现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这个圆桌会议的提纲,列出了许多值得讨论的话题,我只简单谈其中几点:一是刚才有老师谈到的“礼乐”问题,二是这次会议最核心的主题“国族认同”的问题,三是谈一谈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第一点,关于“礼乐”的问题。刚才刘丰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对古代的“礼”的研究课题,最后要写所谓的“现实意义”,却没法写,很不好弄。既然是古代的礼,它有什么现实意义?这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也是我们教学生写文章的一种套路:明明是研究的古代的什么玩意,最后一定要写它的现实意义。举一个典型极端的例子,比如有学生研究古代的三跪九叩之礼,最后要写三跪九叩之礼的现实意义,它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并不是说古代的礼完全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但这里的危险性很大,是一个大陷阱。为什么说是陷阱?我下面谈“礼”的问题,可以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限于时间,我只能简单说一下。

我这些年研究“中国正义论”,也就是儒家正义论,主要就从“礼”的概念讲起的。儒家所讲的“礼”,或者中国古代所讲的“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狭义、最具体的“礼”是许慎的《说文解字》所讲的“事神致福”,就是祭祀活动的那么一套规矩,诸如祭祖、祭天之类活动的一套仪轨、礼仪;而伴随着这套仪轨的一套音乐、舞蹈等,就是所谓“乐”, 其实就是礼仪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礼”的最狭义的理解。但是,我们来看《周礼》这部书的内容,它实际上涵盖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那一整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都叫做“礼”。这就是最宽泛、最广义的“礼”的概念,即是泛指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

而这种最广义的“礼”和最狭义的“礼”其实是相通的,道理很简单,《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为当时是宗法社会,如果我们要观察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人际关系、秩序安排,也就是作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之“礼”,那么,它最集中的体现,只要看看祭祀活动的格局就知道了,祭祀里面的秩序格局就是“家国天下”的秩序格局。所以,最狭义的“礼”即祭祀的“礼仪”,而最广义的“礼”即社会的“礼制”——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两者是相通的。现在学界研究礼学的很多,但基本上都是研究的礼仪,是很表面的东西,而没有触及礼的实质,不知道礼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带来很多困惑。

关于“礼”,我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礼”并非中国特有的东西,也并非古代特有的东西。这个观点看起来很突兀,其实不难理解。什么叫“礼”?就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套规范,其中一些还可以落实到制度安排上,这就叫“礼”。在汉语的表达中,实质性的、实体性的东西,诸如规范体系、制度,叫做“礼制”;这套礼制在一些仪式性场合下表现为一套仪轨,这叫“礼仪”。既然“礼”是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还表现为礼仪,这怎么会是中国才有的东西呢?外国同样也有社会规范、制度,也表现为礼仪。只有这样理解,才可能让儒家的正义论成为一种普适的理论;否则,西方、中国,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的东西也是特殊的,我的东西也是特殊的,那又怎么能在全球化的“地球村”里“共在”呢?其实,儒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特殊主义的理论,而是普遍主义的理论;儒家、孔子从一开始就不是在思考“鲁国问题”,而是思考的“人的问题”。

所以,关于“礼”的问题的思考,关键的不是“中西”的问题,而是“古今”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礼乐文明的现代化危机”、“新国族认同”,这种表述本身就是说的“古今之变”的问题。这也是孔子讲的“礼有损益”的道理:夏、商、周三代之礼是不同的;三代之后的百代之礼也将会是各有不同的。至于古今之变,涉及的“损益”就更大了,前现代的礼和现代性的礼当然是不同的。古代的礼乐,碰到现代的生活方式,当然就产生危机了。所以,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我们今天不能说完全批错了,“吃人的礼教”真会吃人的,我们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或“专制礼教”的批判。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说因此就不能再讲“礼”了,或者不能再讲“礼乐”了?还是要讲的,因为:“礼”既然是普遍的范畴,怎么能“不讲礼”呢?所有,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新的礼、新的礼乐?这完全是时代的要求。

第二点,关于“国族认同”的问题。讲“新国族认同”,这个“新”字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国族”本来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无所谓新不新。不过,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其实是有阶段性的,国族认同也是有阶段性的。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整个世界,就会发现,所有国家的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没有例外,全都是威权主义的。因此,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国族认同度也很高,爱国主义也很强烈,甚至非常狂热。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现代性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讲“新国族认同”,这个“新”字还是有意义的,甚至是非常值得思考的:现代化的新的阶段,就应该有新的国族认同。

顺便再谈一个问题。有些人说,西方欧洲是民族型国家,我们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五十六个民族统一起来的文明型国家。这样的说法,中西对立的思维方式,那是不对的。先说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国家,哪一个不是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混合杂居,一种是区域划分。而且,西方也有分区域的多民族国家。这里的关键是概念的问题:说“五十六个民族”,这里的“民族”是前现代的种族的概念——ethnic的概念;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民族国家的“民族”是现代性的国家的概念——nation的概念,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国族”的概念。今天的中国要建构“国族认同”,这里的“国族”不是复数的,而是单数的,就是单数的“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由此可见,区分“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型国家”,是完全把时代搞错了,把概念搞错了。

第三点,关于国族认同和礼乐文明的关系问题。限于时间,我没法展开谈。其实,刚才我谈的两点,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国族认同是伴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当然也就伴随着现代性的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即伴随着现代性的“礼”的建构的,这就是“新礼乐”的建构。

附录:讨论发言

“礼法”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之一。我有一个基本的说法:中国有中国之礼乐,西方有西方之礼乐。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涉及“礼”的概念的大小、涵义的广狭的问题:广义的“礼”,涵盖了“法”;狭义的“礼”,与“法”是并列关系。我们今天的很多属于民法的东西,在古代是属于“礼”的范畴,它只是名称的问题,其实就是一种“法”。中国汉语里的所谓“法”,有很多不同的用法,例如“法先王之所以为法”的“法”,是讲的根本的道,而“法先王”的“法”,是讲的具体的治道;还有刑法的“法”,是狭义的、与“礼”相对的概念。而荀子讲“礼法”,他是不做区分的,这个意义上,礼和法是贯通的,叫做“礼法”。大致来说,中国传统里面,最狭义的“法”特指刑法,是社会的底线规则;除了刑法之外,非底线的社会规则,称之为“礼”,如此而已,你把它叫做“法”也行。“礼”这个词,用法也是很多的。总之,中国文本和西方文本不同,我们的训诂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做“字不离句,随文赋义”,就是说:要理解一个词语是什么意思,不能说它就是一个定义化的含义,而是要看它的上下文,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

“礼乐”问题,从“礼”的维度来讲,它有一个现代转型的问题。礼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建构一种新的礼,即建构现代性的国族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建构起了现代性的社会规范体系、制度,那就是现代性的“礼乐”。而现在有一些很原教旨的人,他们的国家认同,哪怕他们说自己是“爱国”的,也不能叫“国族认同”,因为他们所认同的其实是周公的制度,或者是秦始皇的制度,而不是现代性的国族的制度。真正的国族认同,前提是我们认定它确实是一种现代性的规范建构、制度安排,是现代性的“礼”,所以我们才愿意认同它。这也是符合儒学原理的,就是“礼有损益”的原理,这就意味着国族认同的前提应该是礼的损益、现代转换;也就是说,如果“国族认同”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那就意味着我所认同的国家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性的国家。

我刚才听你(章永乐教授)的报告,你首先讲了“文明”的概念,有两个维度,即共时的维度和历时的维度。共时的维度,是讲多元文明,即不同文明之间无所谓高低;但是,历时的维度,文明之间确实也有高低问题,文明等级确实存在。你一开始就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但是,我听你最后的结论,却似乎是单方面的,认为文明之间不应该有高低之分,只应该有共时的区分。我觉得这是你整个报告的一个内在矛盾。

责任编辑:王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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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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