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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当代情感哲学比较

李海超
【编者按】李海超:男,1987年生,现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基地研究员。文章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摘要:反思西方启蒙理性主义,批判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以情感为基础积极探索更优的现代性方案,这是中美当代情感哲学的共同旨趣。由于哲学传统的差异,中国当代情感哲学注重以个体主观体验为基础的哲学建构,擅长为个体提供根本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在情感性质研究方面较为不足;美国当代情感哲学注重以客观经验为基础的哲学建构,其有关情感性质的研究极为精细、深入,但在个体生命安顿和心灵超越方面较为薄弱。基于两者各自利弊的互补情形,两者的会通融合必定有助于当代情感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当代情感哲学;中国;美国;现代性

情感哲学在当代哲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①],并且近些年来有着逐步发展壮大的趋势。这一情形在中国和美国体现的尤为明显:在中国,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蒙培元的情感儒学、黄玉顺以情感为本源的生活儒学、王庆节以道德感动为基础的儒家示范伦理学等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当代情感哲学理论;在美国,20世纪后半叶兴起并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关怀伦理学、新兴的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以及在神经科学、心理学、心灵哲学等多学科交叉互动下的情感哲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中国哲学领域较多关注的是欧陆近现代的情感哲学,对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的整体关注则稍显不足,比较研究和吸收创造更为薄弱。值是之故,本文尝试对中美当代情感哲学做初步的比较研究,勾勒双方基本的思想旨趣、哲学进路、理论特长与局限,并探讨其相互借鉴、融通的可能性,以期推动当代情感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共同旨趣:对启蒙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双重反思

从广义上来看,情感哲学包含一切有关情感的哲学研究。纵观中西方哲学史,并非所有的情感哲学都对情感持肯定态度。很多情感哲学虽然认可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价值,但并不认为情感在人生中应居于根本的地位。例如,在中国的程朱理学中,情有积极(包含仁义的情感)和消极(包含私欲的情感)之分。但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它们俱是形而下的存在,是形上之“性”的作用——“情是性之用”“性才发,便是情”。[1](P82、90)先天之性被看作圆满人格或天理的体现,而情只是第二义的。再如,流行于20世纪上半叶,以艾叶尔、史蒂文森等为代表的西方情感主义(emotionalism)元伦理学派,此学派虽主张情感是伦理道德的基础,但由于他们认为伦理语句主要表达的是情感态度而不是理性命题,于是判定伦理学不能给出知识,不能成为科学。这实际是对以情感为基础的伦理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即便有的学者,如迈农,积极的肯定通过情感而呈现的价值论说,但他依然认为价值的可靠性在根本上不奠基于情感,而是奠基于理性,就此而言,情感同样是第二位的存在。[2]

然而,与上述情感哲学不同,中美当代情感哲学对情感的重要性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如李泽厚指出,“情”是人生的“终极实在”“根本”。[3](P203)黄玉顺说,本源的生活情感“是我们所有一切——概念、思想、理论、认识、知识等所有一切东西的真正的来源”。[4](P36)美国当代情感主义伦理学家肖恩?尼古拉斯(Shaun Nichols)[5](P62)、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6](P75)等认为,情感在道德判断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7](P224)、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纷纷对情感的“合理性”做出了辩护。[7](P271)不可否认,当代有关情感的哲学论述不可能全部都会对情感表达“善意”,但那些非“善意”的情感哲学显然并不是当代情感哲学的主流。中美当代情感哲学之所以引起较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视角挖掘并阐述了情感对伦理道德、生命安顿、心灵超越的积极意义。这是中美当代哲学共同的思想旨趣。

中美当代情感哲学之所以表现出共同的思想旨趣,从根本上来看,是因为它们回应着共同的时代问题。当今世界最根本的时代问题,就是在保持既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如何规避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局限,并摆脱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价值虚无主义问题。简言之,就是如何做出更好的现代性文化设计问题。[8](P1)尽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尚没有完成,但我们不能亦步亦趋,而必须同当前的发达国家一样,积极构建更优的现代文化版本,只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并迎头赶上。所以,中国哲学家必须同西方哲学家一样致力于“更优的现代性文化设计”。而中美当代情感哲学的兴起,正是回答此时代问题的一种尝试。具体来说,中美当代情感哲学的时代意义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中美当代情感哲学的发展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反思。在此方面,中美当代情感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同一阵营的,甚至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不过,中美当代情感哲学家对启蒙哲学的批评并不局限于反思理性主义哲学的缺陷,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情感的重要性。即:无论就人的存在而言,还是就现代性文化的建设而言,情感都不是第二位的,理性离不开情感,甚至情感比理性更应居于根本性的地位。

蒙培元指出,很多学者将“理性”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启蒙理性主义也造成了对人本身的认识偏颇,后现代哲学提出恢复“完整的人”,针对的正是这一偏颇。[9](P17)不过,理性主义的偏失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在蒙培元看来,是对人的“情感存在”的忽视或轻视。于是他指出:“人作为人而言,首先是有情感的动物,就是说,人是情感的存在。……对人而言,情感具有直接性、内在性和首要性,也就是最初的原始性。正因为如此,情感就成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标志,并且对于人的各种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甚至起决定性作用。”[9](P24)美国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提倡者迈克尔·斯洛特也对理性的控制性做了反思。他指出:“由于西方哲学如此重视主动的理性控制以致几乎完全排斥接受性这种价值或德性,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太可信的道德理论及其其他理论。”而情感主义哲学则不同:“作为(规范性的和元伦理学的)道德情感主义核心的情感既有接受性的方面,又有理性控制的方面。”[10](P17)这两个方面表现为相互合作的阴阳关系,而不是偏于其中的任何一面。因此他认为,情感主义伦理学是比理性主义伦理学更为可取的伦理学发展方向。

第二,中美当代情感哲学虽然在反思西方启蒙理性方面具有后现代哲学的意义,但它们又与纯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对其有所批评。如上文所说,中美当代情感哲学的目标是追求一种更为完善的“现代性设计”,故而它们比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更注重提出明确的文化建设构想,并坚决反对价值虚无主义。如黄玉顺指出,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为建构当代原创的哲学思想扫清了道路、提供了可能”,不过,“后现代主义者通常对于建构工作不感兴趣、贡献甚微”。[11]而建构工作又是不可回避的,只解构,不建构,容易导致文化发展方向的模糊,甚至价值虚无主义。于是黄玉顺主张在超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域下,建构当代性的哲学。

在积极的文化建设方面,美国当代的关怀伦理学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关怀伦理学家不仅对西方传统的正义伦理做了批评,而且特别注重关怀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应用,积极探寻关怀伦理应用于社会的具体方案。例如,诺丁斯对关怀伦理学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做了深入的研究[12],弗吉尼亚·赫尔德探讨了关怀伦理学在改善正义原则、市场经济环境、公民权利和法律适用范围等领域的作用以及相应领域的具体调整方案或方向。她指出,在此文化重建的工程中,“后现代主义立场帮助不大”,“关怀伦理学倡导者目标在于对规范的理解之进步,这一进步对政治、社会和个人生活都会产生影响”。[13](P240-241)

此外,中美当代其他一些情感主义哲学家,也对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积极的设想或进行了具体的建构工作。不可否认,凡在文化上有所建构,就不可避免的有所偏失,而这正是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所不愿意接受的。但反过来,无所偏失通常也意味着无所作为,这种态度也是中美当代情感哲学家所拒绝的。就此而言,中美当代情感哲学似乎又不应被归入后现代主义哲学之中。

总之,面对当前时代中的根本性问题,中美当代情感哲学家们大都选择继续完善和发展现代性文化,并且大都主张以彰显情感价值的方式来彻底修正既有现代性文化的缺陷,并积极地探寻新型现代性设计的可能方案。如果能够对中美当代情感哲学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凸显各自的利弊及其互补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势必有利于推动此新型现代方案的实现。

二、进路差异:主观体验路向与客观经验路向的不同选择

尽管中美当代情感哲学有着相同的思想旨趣,但中美当代情感哲学表达各自思想旨趣的哲学进路有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中国当代哲学家们倾向于从存在主义和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进路展开情感哲学研究;而美国当代哲学家们则倾向于从客观经验的进路探讨情感哲学问题。这两种类型的哲学进路与中美两国各种的哲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主观的生命体验和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建构,而较少注重客观经验的研究和分析,中国哲学虽然大都蕴含客观经验的层面,但很多时候更为强调超越客观经验的意义。中国当代的情感哲学充分继承了这一特点。比如,在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中,他提出情感是心理的终极实体。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他不是通过分析人的客观经验心灵,运用各种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得出这一结论的。相反,他是通过对先验理性和神圣信仰的批驳,然后再辅之以中国情本哲学传统和主观审美体验的分析,最终得出情感是心理本体的。[3](P124-157)尽管最终将情感落实于心理之上,但是在整个哲学体系的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先验哲学、生存哲学的讨论。而真正关于经验心理之情感性质的研究,其实他的理论是很少涉及的。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也是如此,他的生活儒学最基础的理论,就是区别了观念的三个层级(本源层级、形上层级、形下层级)以及它们之间的生成与奠基关系,并由此得出,本真的生活感悟(本源情感)是一切观念的本源。本源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对原始儒学传统的宏扬,另一方面明显的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影响。这一点是黄玉顺在提出生活儒学之时就指明了的。[14](P29)生活儒学有关情感本身性质的论述同样不多,最核心的一段论述,是有关本源情感如何从感触到情绪再到感情之发展阶段的描述。[15](P76)但这些描述本身依然有着强烈的存在主义或现象学意味,而没有涉及客观经验的研究。当然,按照生活儒学的理论,本源情感本身是拒绝客观经验研究的,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观念层级的事情。但即便客观经验只能用于形下情感的研究,生活儒学在此方面的探讨也很少。

此外,蒙培元的情感儒学主要是通过对儒家哲学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传统的再诠释而开展出来的,而宋明理学传统本身就是本体论形而上学(先天德性论)的进路。王庆节的“道德感动”说直接通过主观体验肯定了感动与价值的先天关联,并借鉴李泽厚的“历史积淀说”,作为先天关联产生的根据。[16](P16)虽然他也引用了英国哲学家休谟、美国当代情感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斯洛特的一些见解,但主要都是以其结论作为支持性证据,并没有特别展开来自于客观经验的探讨。从以上论述可见,中国当代情感哲学在哲学进路上依然偏重主观体验和形而上学的辩析。

与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的进路不同,受英美经验哲学传统的影响,美国当代情感哲学较为偏重基于客观经验的哲学进路。换句话说,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的开展更加善于运用来自经验科学研究的支持。吉利根在关怀伦理学的奠基之作《不同的声音》一书中,运用大量的访谈案例证明,男性和女性在道德判断上是朝着不同的路向发展的:男性倾向于朝着注重理性的方向发展,而女性则朝着注重情感或关怀的方向发展。[17](P22)虽然案例分析未必具有普遍性,但至少使她的论述获得了大量的经验支撑。美国当代情感主义元伦理学家杰西·普林茨(Jessie Prinz)在论证情感对道德判断和个体道德发展的作用时,广泛引用了道德发展心理学、教育学、神经科学、精神病学等领域的经验研究成果。比如,他引用过教育学家Turiel、Nucci等关于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儿童能够将违背道德的行为与违背习惯的行为区别开来,认为违背道德的行为更严重,而其理由是因为违背道德的行为能够产生更为强烈的情感后果。[18](P36)此外,他还引用了诸多关于精神病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很多精神病人之所以作出反社会学性的行为,如撒谎、偷窃、虐待、伤害等,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智力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做这些行为时缺乏应有的负罪感、羞愧感以及对被伤害者的移情。[18](P42)这些实证性的研究,极大地支持了道德情感主义理论。

在情感主义伦理学之外,有关情感性质的研究对实证研究成果的借鉴更为明显,这些研究带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甚至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他在《笛卡尔的错误》《寻找斯宾诺莎》等代表性著作中,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理性主义心灵观做了批评,同时对斯宾若莎哲学有关情感与身体关系的理论做了支持性的论证和发展。例如,达马西奥团队运用实验神经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了12个前额叶损伤(与情感控制相关的脑区)的病人,这些病人在注意力、智力、记忆、语言等方面都是完好无损的,但他们在情绪体验减弱的同时,也出现了推理能力减弱的现象。[19](P48)由此,达马西奥对没有情感参与的纯粹理性心灵提出了质疑。在情绪与身体的关系方面,达马西奥非常推崇斯宾诺莎的先驱性研究。追随斯宾诺莎的脚步,他从生命调节和身体平衡的视角对情绪的功能机制作出了体系性的论述,并通过脑科学、神经科学的研究对其论述做了相应的论证。[20](P17)

总之,在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的研究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实证科学研究的大量引述。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的重要基础。这与中国当代的情感哲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差别,两者在哲学进路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三、各自利弊:生命安顿和情感认知的殊胜与偏失

任何一种哲学进路都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局限,因此,哲学进路的差异使得中美当代情感哲学各自具备了不同的优缺点。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础的存在主义哲学进路和注重先验、超验观念探究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哲学进路都不太注重客观经验的研究。这种哲学进路不是不注重经验的层面,但来自经验层面的论据往往是个体主观的生命体验。主观的生命体验通常又直接与先验或超验的存在相关联,由于这种体验及其见证的存在不能被客观的还原(至少今天尚且不能),因此往往会被冠以神秘主义或独断论的名声,而一种学说一旦被冠以这样的名声,在当今这个理性和科学的时代里,其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当然,“科学”意义上的可信度低,并不能说明这种哲学理论必然是错的或者是无用的,毕竟哲学在很多时候是“前科学”的或“超科学”的。但是,如果因为研究领域的“前科学”或“超科学”便完全拒绝参照相关的实证科学研究,该理论也的确存在着“不真实”的风险。这里的“不真实”,不仅指形而下客观经验层面的不真实,也涉及先验或超验层面的不真实。即,人们很有可能会把“臆想”的内容当作先验或超验的存在。

虽然先验或超验观念与客观经验观念之间并不能互证,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表现在:如果某种先验或超验的观念是真的,并且有人宣称它们对经验人生有作用,那么它们一定具有转化为某种经验的可能性,这种经验可能完全是个人主观的经验,但也有可能涉及客观的经验。在涉及客观经验的方面,如果某种客观经验的研究表明,此种经验根本不可能存在,这至少说明我们对相应先验或超验观念的理解存在问题。今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能够通过实验获得越来越多的客观经验,在此情形之下,通过客观经验来反思先验观念的范围和深度也就越来越大。所以,先验或超验的哲学研究尽可能多的借鉴客观经验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尽管如此,本文并未宣称客观经验可以直接验证先验或超验观念。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存在主义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先验和超验)的哲学进路与纯粹实证(以客观经验为基础)的哲学进路各有其利弊。前者有助于关照个体的生存体验和超越性的生命安顿,但在先验或超验存在的认识或体悟上可能存在臆想的成分,在客观经验认识上的弱点更为明显。后者有助于确证主体客观经验领域的法则,具有较强的可信性,缺点是无法关照个体独特的生存体验和超越性的生命安顿。这两种哲学进路的利弊,正好反映了中美当代情感哲学各自的利弊。

基于存在主义和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进路,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特别注重个体的生存体验及个体生命的超越性安顿。在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中,他虽认为情感是心理的终极实在,但他并没有细致的论述情感在心理层面如何比其他心理功能,如认知、意志等,更为根本。他也讲到基于情本体可以开展出两种类型的道德,一种是社会道德,一种是宗教道德,但他对这两种道德并没有细致的展开。他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以个体的情感体验为本实现人生的终极安顿。如他说:“‘情本体’之所以仍名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3](P23)他认为,个体一旦把握存在的“本体”,就会活在“对人生、对历史、对自然宇宙(自己生存的环境)的情感的交会、沟通、融化、合一之中。人从而不再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峙(认识)相作用(行动)的主体,而是泯灭了主客体之分的审美本体,或‘天地境界’”。[3](P24)与李泽厚类似,蒙培元的情感儒学虽然涉及诸多领域的内容,但关于主体如何挺立道德的自我、如何进一步实现自我的内在超越、心灵实现内在超越的情感体验方式和直觉方法等的论说,依然是他情感儒学的核心内容。[21](P49)与李泽厚和蒙培元相比,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较多关注制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探讨,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和生命的安顿问题同样是生活儒学探讨的一个重要和有特殊价值的内容。他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教问题研究》一书中。由于生活儒学主张本源情感体验(生活感悟)是一切观念的根源,因此他认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达本源的、前主主体性的自如境界。[22](P98)

所以,个人情感体验和生命的超越安顿问题是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中国当代情感哲学擅长从心灵超越的视角为个体的生存提供根本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的优点所在。不过,中国当代情感哲学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对客观经验研究的引介较少,其关于情感客观性质的研究比较薄弱。例如,李泽厚虽然认为情感是心理的终极实在,但由于缺乏关于经验心灵之研究的介绍,人们从他的论述中无法判断这一论断的真实性。因为除非是特别关注相关研究的学者,否则人们无法从常识来判断经验心灵中的情感功能、认知功能、意志功能等哪个在存在上是优先的。另一方面,过于关注个体内在的体验,缺乏来自客观经验的参照,人们也无法判定其对超越境界的论述具有公共性,但若不肯认超越境界的公共性,他的情感哲学就完全变成了个体自说自话的理论。因此蒙培元指出,这样的哲学传统容易导致“内向性的封闭主义”。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蒙培元提倡“开放心灵的求知欲、好奇心,发展自由理性,树立客观理性精神,使内省式的心理定势转变成内外交流互动的形态,在自我修养与向外发展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积极的互动。”[21](P16)这实际是强调客观经验知识的重要性。但从蒙培元实际的思想体系建构来看,这仅仅体现为一种提倡,而并没有真正将其落实下来。其他中国当代的情感哲学家亦对此没有特别的贡献。

与中国当代情感哲学家不同,美国当代情感哲学家很少探讨生命安顿与心灵超越问题,他们关于情感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伦理学领域,通过客观经验的研究为情感主义伦理学做论证。美国当代情感主义伦理学主要强调的是情感在维系社会关系、参与道德判断和道德观念建构等方面的作用,而这是中国古代情感哲学的一贯传统。因此,这并不是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特殊的优长所在。与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相对比,美国当代情感哲学最突出的特长在于对情感性质的研究。这类研究为美国当代情感主义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当代情感哲学关于情感性质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两派,即感受派和认知派。

感受派强调情感的感受性质,反对情感的感受性质被忽视。例如,迈克尔?斯托克(Michael Stocker)反对人们将情感视作认知性、价值性、动机性“内容”的组合物。他认为,这些“内容”理论将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感受”被彻底忽视,而感受才是情感之最本质的特征。[23](P26-27)可是情感感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讲过一个观点,即情感感受本质上就是身体感受[24],这遭到了很多美国当代情感哲学家的反对。彼得?戈尔迪(Peter Goldie)指出,情感中除了包含身体感受之外,还包含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感受:意向性感受。他说,情感指向对象的意向性不是纯粹认知性的,而是感受性的,确切的说,是一种伴随感受的、对某物的思考(thinking of with feeling)。[25](P58)罗伯特?罗伯茨(Robert Roberts)通过对多种感受类型的比较指出,情感感受在本质上既不是詹姆斯所谓的身体感受,也不是戈尔迪所谓的单纯指向对象的意向性感受,而是一种识解状况的感受(feeling of construed condition)。这种感受是一种渗透关心的认知体验,是基于关心的识解感受。[26]可见,美国当代情感哲学家对情感感受的探讨是十分丰富的,中国哲学传统虽然特别注重情感的感受性,但其对感受性的研究,远没有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细致深入。

认知派的情感哲学家反对将情感的本质看作感受。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认为,一种情感并不是一种感受,或感受加上其他的成分,因为对于有些情感,我们并没有明显的感受。一个人可能连续生气三天、甚至五年,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可能并没有感受到那种可以归之为“生气”的感受。因此,他倾向于将情感理解成某种判断行为,也就是说,情感的发生就是判断行为的发生,或者说,就是一个人对他所处的情境做了一个正常的判断。情感判断与认知判断的区别,就在于情感判断乃是仓促的判断。[7](P224)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同样把情感看做一种判断。她认为,情感有其意向对象,但情感的意向并不单纯指向对象,它还体现着主体看待对象的方式及其内心蕴含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又总是与一定的价值相关联。他反对将情感的本质看作是一种感受,他认为一切感受都是身体感觉,但情感是大脑的意识状态,身体感觉并不是判断活动所必要的条件,判断所包含的认知成分就是情感的全部。[7](P271)

客观的说,情感既包含认知的成分,也包含感受的成分,美国当代情感哲学中的感受派和认知派各自揭示了情感的不同面向,这对我们全面的认识情感及其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文指出,中国哲学传统虽然特别强调情感的感受性,但对感受性本身的研究并不深入;与感受性研究相比,中国哲学传统对情感认知方面的研究更为薄弱,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弥补中国哲学传统的不足,对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不过,也许是因为过于倚重客观经验知识的研究,美国当代情感哲学在超越方面的拓展极少,因此在为人的生存提供根本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美国当代情感哲学不如中国当代情感哲学有优势。

四、结语

纵观全文,中美当代情感哲学都是顺应批判西方启蒙哲学、反思现代性观念建构的时代风潮而兴起的,它们对纯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均抱有警惕并作出了批评,其目标都是积极的探寻更为合理、优越的现代文化方案。但由于哲学传统的差异,中国当代情感哲学偏于存在主义、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哲学进路,而美国当代情感哲学偏于经验主义的哲学进路。哲学进路的差异,使得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特别注重个体生命的安顿和心灵的超越,竭力为个体的生存提供根本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的优长;其弊端在于,对情感性质和价值的客观经验研究不足,理论基础的可信性差,具有独断论的嫌疑。而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特别注重的是客观经验的研究,因此,其关于情感性质的研究丰富、深刻,亦不乏关于情感价值的客观调查研究,这是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的优长所在;其缺点是,忽视个体的主观情感体验,因而较少关注个体生命的安顿和心灵的超越问题,缺乏对个体根本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所以,中美当代情感哲学在利弊两面正好形成互补的形势,有助于两者的相互吸收和补充发展。不过,由于哲学进路的不同,两者实际的相互借鉴和补充发展并不容易达成。欲达成两者的会通发展,寻找到两者间适当的接榫点,必须对两者进行更加深入、充分的比较研究,并于比较研究之后进行新理论的创造。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倘若此任务能被完成,中国情感哲学将会像蒙培元所提倡的那样,走出“内向性的封闭主义”,并摆脱独断论的嫌疑,被更多的人所认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当代情感哲学家们应该在会通中西情感哲学上作出不懈地探索和努力。当然,中美当代情感哲学的会通,不仅有助于中国当代情感哲学的发展,对美国当代情感哲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许双方共同努力,更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注释
[①] 本文所谓当代,指20世纪下半叶迄今的时代;本文所谓情感哲学,偏重指向那些高扬情感积极作用和价值的哲学,主要涉及的是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哲学,但并非全部都是情感主义哲学;本文所谓中国当代情感哲学,指依托中国传统哲学而创建的新哲学理论,并非一切“在中国”的当代情感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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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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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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