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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史意的“表述”与“内蕴”

盛邦和
【编者按】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章学诚撰《文史通义》,主旨为阐述“史意”。《文史通义·史德》云:?“史所贵者义也。”《中郑》篇又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然而何为章学诚的“史意”?众说纷纭。其实,章学诚之“史意”,既表白显见的“表述”又深潜难喻的“内蕴”。通常的“表述”为:“大道”、“义意”与“春秋大义”,而深潜的“内蕴”则是“默会知识”与“微言大义”。既往的研究,即对章学诚史意“表述”的探讨,成果斐然,但未及其“内蕴”的深入考察。事实是,如果将讨论引向对后者的探索,想必会使有关章学诚史意之研究,别开生面。

  一、因章学诚“史意”引发的争论

  说起中国古代史论家人们自然想起刘知几与章学诚。两人齐名,合称“刘章”。如金毓黻说:“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1]刘知几(661一721年),唐代史学家,著有《史通》传世。章学诚(1738一1801年),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人称“浙东史学殿军”,阐发“六经皆史”,著《文史通义》。

  章学诚与刘知几皆言史论而各有侧重。章学诚自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在章学诚看来,刘知几论史重在“史法”,“所具者事、所凭者文”,而自己所重在“史意”,“所贵者义”。章学诚对“史意”格外重视,他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3]又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4]这里说到的“义”就是“史意”。

  后世学人尊重章氏此说,肯定他在“史意”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同时也追问:“何为章氏史意?”对此侯外庐回答:“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他说的‘议文史未能自拒于道外’。”[5]柴德赓指出:章学诚“所谓史意,实即孔子论《春秋》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义。”[6]张立新说:章氏“认为有见地、有见识的史学家,应具备两条标准:其一是精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是为说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这是对他著史出发点的要求。其二是要以《春秋》为楷模,这是讲史书应达到的效果。实际上,两条标准讲的是一个意思,即史学之精神或‘史意’。由此认为,他所说的史意,就是指孔子著《春秋》的意图和目的。”[7]

  仓修良教授撰文《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三》论《文史通义》撰写要义认为:对此章学诚在本著及其他论著中都有清楚说明,归纳起来不外如下几点:其一,阐明史学的意义,发扬史学之“义”,即“史意”。其二,为著作之林校验得失。其三,“盖将有所发明”,驳正前非,树立己见。其四,评论当时的学风流弊、世教民俗。其五,与人学术论战。那么“什么是史义(史意)呢?实际上就是史家写史所体现的观点与见解,史家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8]
  
   至此,有关“史意”的定义还在继续讨论中。廖晓晴撰文说:有人认为,章氏所举孔子“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两例,暗示着他的史意内涵就是以上两点。鄙意以为,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可能还有第三种答案。若要真正了解章氏史意的特指内涵,就不可停留在反复纠缠章氏所说的某一两段字句上,而应当从章氏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去进行综合性考察和进一步印证。[9]不过廖晓晴最终对“史意”的理解依然与众无异:章学诚之“史意”无非是“探索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10]

  章益国对此问题作出新解:"吾言史意"这句章学诚自我标举的话,是理解其史学史叙述的重要指示,只是"史意"不能仅仅解释成"历史理论或史学观点",而应作"史著风格"理解。史著风格可有两种:一是直笔言传,二是圆神意会。前为刘知几史风,后为章学诚笔意,亦即章氏所叙之“史意”。章学诚从六经中抽取两种对立的风格("意"),然后考察这两种风格在史学演进中的起落嬗变,以"意"的波动建立通贯的史学史叙述,展示了一种和现行史学史研究范式大异其趣的独特进路。[11]这是一种颇具创意的理解,脱开窠臼,为有关章学诚史意的考量提供新平台,拓展新视野。 

  二、史意的“表述”:“大道”、“义意”与“春秋大义”

  章学诚论著中“道”字出现率甚高。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12]在此,章学诚提出“即器明道”的概念。又说:刘歆《七略》“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13]这一句中,章学诚指出“宣明大道”的意义。

  再看以下段落:“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史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14]这是说:史家著史,不啻录古,“亦以明道”。笔墨所到,“发明道要”,唯述先人故事,舍“明道”而不为,“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细观咀嚼以上文字,章学诚不惜笔墨,将“即器明道”、“宣明大道”、“亦以明道”、“发明道要”、数层语义逐次推出,再三阐说,真切之情溢于言表。

  若无饥饿,则不必植谷种粮;若无疾疫,则毋需药石疗救。然而人有饥且患疾,食粮医药必不可少。章学诚说:文章者药石也,学问者食粮也,为当下饥馑有患之人世所必须。他强调:“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於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15]“所以经世”、“期于明道”,八个字引人注目。章学诚所谓“史意”,即为撰史之“道”。“史意”之中核:“期于明道”。

  章学诚说了“道”以后,又说“义”,强调“义意”的重要。如此阐明其完整的“道义”观。《文史通义》云:“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16]

  章学诚论述:孔下作《春秋》,对于后世所供献者有三,其一是史事的记载,此谓“事”。其二是叙事之文字,此为“文”。其三为观史之“一家之言”,此即“义意”,三者相衡,“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义意”最大,乃叙事、为文之目的“所归”。章学诚將自著命名为“通义”,其内在深刻含义亦在于此。他想师法孔子,纵观文史,晓明史之“义意”。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春秋》为鲁国编年史,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史事。孔子订《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7]章学诚认为:《春秋》乃史学源头,孔子修《春秋》笔削删订,所为非仅文字修饰,而其更重要者,乃“推明大道”凸显《春秋》大义。

  章学诚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此句行文重点(或称“关键词”),为以下几个:“春秋之业”、“惟义之求”、“存义之资”、“取其义而明其志”。把以上关键词作连贯分析,则可知章学诚意欲表达以下的意思:撰著历史是“春秋之业”,责任重大而神圣,而要胜任此业,须当“惟义之求”。道者为何?义者为何?何为“道义”?春秋大义。

  为达到晓明“春秋大义”的目的,孔子埋首撰史,“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8]孔子“独断于一心”的“春秋大义”是什么?实乃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大义名分、尊王攘夷等一系列儒家史观。

  三、史意之运用:经世致用,考镜源流

  章学诚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撰史著文最忌“无实空言”,必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有用。“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19]古人著述汗牛充栋,多一本少一本又有何妨。章学诚反复论述学者责任所在,声称文章乃经世之业,既然立言,亦期有补於世,易之今语就是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所帮助,解明经验教训,探明既往规律,展示未来走向。

  章学诚反对那种“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不良学风,提倡“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20]

  他说:“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21]著史目虽有记注备忘的一面,然而又不可“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为撰史之第一要义。章氏有意创“知来”之学,探明往者之源头,而晓未来之流向,为此力陈“考镜源流”的重要。“源”即源头起始,“流”即流动走向,连起来解释就是:回首查悉历史轨迹,举目探明前程走向,亦即“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22]

  为“考镜源流”,章学诚重视校雠。他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3]又说:?“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是特著《校雠》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24]做好校雠工作可行“重复互注之法”,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25]

  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26]此谓古人著书引经据典,触类旁通为常事,但所引典故或历时久远,出处无访;或自有宗旨,引而改意,这就需要认真校雠,以达去伪存真之效。如此才能“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27]

  为达到“考镜源流”的目的,除进行校雠工作之外,章学诚力主通史写法,唯通史可贯通博雅,探明古今。这方面他特别推崇郑樵学识,他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凡具伟才卓见之史家,必有宏阔远大的胸襟,他们不畏古人,审视陈说,以至如郑樵那样,匡正史迁、贬损班固而勇创新意。章学诚强调郑樵最可启益后人之创见,乃为力倡通史。郑樵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章学诚倡言通史,主张“贯通”,予后代学者以重大影响。胡适就曾说过:“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为此胡适建议用通史体例写哲学史。他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 [28]

  四、 史意的“内蕴”:“默会知识”与“微言大义”

  章益国在有关章学诚研究的论著中,主张通过研究章学诚“默会”精神以对其“史意”作新思考。事实如此,既往关于章学诚“史意”的研究,看重其“意义”的定义:“春秋大义”及“推明大道”,而偏忽其内涵的多元。将“史意”当作“意义”(“义意”)未必有误,且论之有益,然而,章氏所说的“史意”,不仅是如上的阐述,还包括“风格”的探悉。这就像我们界定孔子的“史意”,不仅说的是“春秋大义”,还说的是以“笔则笔,削则削”为特征的“春秋笔法”及因此笔法运作而生的“微言大义”。只说“春秋大义”,不说“微言大义”,无法对孔子“史意”作全面了解。同理研容章氏史意,只说“意义”,不说“风格”,必会使这项研究,滞留半途,无法深入。读章学诚以下一句,可见他对于“史意”的另一种诠解。他说:“古人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竹帛之外, 别有心传??”。[29]这是说古人写书做历史,未必真把自己的话和盘托出,书本之外,另有一种“心传”意会(默会)。

  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梁启超意识到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隐约其词、神秘幽微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章学诚揭示出来看作“史意”的一种。如此“史意”源出孔子订《春秋》而出的“微言大义”。左丘明最早对“微言大义”下定义,他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意思是《春秋》阐意于细微,述志于隐晦,行文委婉而顺理成章,词达意尽而不污名伤害。孔子有其独特的著史心意,《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然而又做到““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是《春秋》三传之一《公羊传》的著名评论。如《春秋》述齐灭纪国,只说“纪侯大去其国”。以“大去”代称“灭亡”,而不说“齐灭纪国”,为齐襄公“讳过”。

  “微言大义”还表现为孔子式的因表述己志而别具特色的文字剪辑增删方法,名曰“春秋笔法”。具体而言为“笔”和“削”。“笔”是在《春秋》的原稿上添加新词,“削”是对《春秋》原稿作必要删减。如《史记》载: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0]然而孔子具“微言大义”之“史意”,纵是曲笔隐晦,笔削增删,到头来竟无损“春秋大义”于丝毫。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孟子则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由上可知,孔子传道未必直述而重默会,他因“春秋笔法”而得的“微言大义”,乃是他留给后人的重大“默会”。章学诚所述“史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孔子“默会”精神的承接与担当。

  章益国说:人们习惯于把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这句话,理解成“对事实的抽象能力”、“科学的概括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一定高度的俯瞰能力”。而这些“能力”却和章学诚“史意”所称道的那种“默会”(“心传”意会)能力, 那种对 “极其复杂 、极其繁多 、极其细微 、未知和半未知的因素 ”的卓越感觉, 恰好分为两端,是两种智力维度的区分。所谓两种智力维度, 就章学诚的语境而言,一种是“法”,另一种是“意”,或者说一种是“智”,另一种是“神”。这样人们对章学诚史论特点的诠释恰恰忽略了章氏史论“意”与“神”的真实特质, 同时也把传统史学批评中最有趣和最有特点的一部分想法轻巧放过。

  章益国引用哲学家波兰尼的理论认为, 人们在科学活动中, 会发现两种并行而存的“规则”:“严格规则”与“模糊规则。诸如实验 、测量 、计算 、制作图表等, 属于严格规则的范畴, 这是一些日常的、常规性工作所遵循的。与“严格规则”相伴而行的是“模糊规则”,同样给予科学以有价值的指导。“科学探究的规则使其应用处于充分开放的状态之中, 让它由科学家的判断力来决定”。波兰尼提醒人们:存在于科学发现中的“模糊规则”, 在实践中的应用, 支持科学家的个体判断,促进他们的发明创造。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在这种判断中显示其天才。[31]可以作一个类比, 波兰尼揭示的 “严格规则”与“模糊规则”, 在史学工作中也存在。刘知几在《史通 》中详细论证的 “史法”(“史例”), 其特点是严格明白:“史无例, 则是非莫准 ”,以至做这样的类比:“史之有例, 尤国之有法”。刘知几的史法即指 “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32]显然,刘知几所述的史法是 “明确知识”, 属于“严格规则”。

  章益国评说:与刘知几的“史法”不同,章学诚的史意是“默会知识”, 属于 “模糊规则”。“史法”可以仿而能, “史意”不可强而至, 它更接近波兰尼所说的“科学发现的规则”。与科学判断及发现一样,剖析“神以知来”的历史 ,从事“撰述”的工作,乃为一种前瞻性、启发性的工作, 难以程式化, 无法化约为一组“严格规则”, 最终体现《文史通义》所说的 “模糊”性特点, 此所谓:“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 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 。而后微茫秒忽之际, 有以独断于一心 ”。

  一如科学的“模糊规则”,支持了科学家的判断力与创造力, 史学中的“模糊规则”也促进以撰述为业的历史学家,以史观今,洞观“现实”的感悟, 即章学诚所谓的 “存乎其人”的“别识心裁 ”、“独断一心”。[33]

  章国益关注到章学诚把史学分为“记注”与“撰述”两类,形成一组对称的历史学概念。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所云: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34]

  章学诚将史学“两分法”与章对理想的“默会”史学的内心偏好有关。他认为“撰述——无定名”,不硬性地给予规矩方圆,也不必把史家心思道得分明,由是默会心领,而臻“圆神”境界。与此不同,“记注——有成法”,遵守成法,谨慎严格,直笔畅白,由此产生好“记注”。章学诚指出:史学之不振,就在于“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必须纠正。这是章学有关“史意”叙述的一个重点。[35]

  五、“史意”之守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写道: “盖欲为良史者,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虽未能至, 苟允知之, 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又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属史家撰史“心术”,亦为“史德”。这是说,作为一个史家,当其撰写历史,传述史意时,一旦遇到“天人关系”当须权衡,必当符合“天”的自然存在,而不可放任于“人”的情志私见,用今天的话表达,即尊重客观实际,反对主观杜撰。如姜胜利说,章学诚“主张史家要避免“因事生感”使情绪受到外界影响,从而悖离客观史实。要对尽量客观地反映历史有一种自觉的追求。这个理论不是一般的道德范畴,实际讲的还是史识问题,是一种历史认识论。[36]

  对于章学诚这句话,章益国这样理解:“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 公认是理解“史德”的关键。对于以客观主义来解释“史德”的人看来, “天”相当于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 , “人”则相当于“主观主义”,这话被解释成: “剔除主观, 使得认识符合客观”。从伦理角度说,“天”指“天理”之公,“人”指一己之私。

  章益国指出:章学诚所谓的“史德”不是指史家对史事的诚实,而是史家对自己的诚实。是对史学之心,即一己史意的忠诚不渝与坚定守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指史家要发扬"天性",而不屈从"他人"。这样,章学诚的"史德"说就不是主张"客观主义"而恰恰站在在"客观主义"的对立面上,站在"个体知识"的立场上,在承认史家"自我—授权"的前提下,以"史德"的自律来保证史家主观在合法限度之内的自由思想活动。

  “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 其道易入, 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其所以入于伪者,?毁誉重而名心亟也”。[37]“天质之良”,指的是天生具备的的良知良能,然而史家也是常人,免不了名心膨胀而重世人毁誉,结果“亦趋风气”,随波逐流,篡改史实,妄评历史,相率而入于伪。这里“深戒以趋风气”甚是重要,能坚守“史意”志念(尽其天),不为毁誉所动,不被名心所诱(不益以人),这是对“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又一诠释,值得重视。

  章益国举出一个例子:章学诚曾指说戴震“心术未醇”,这不是说戴震治史不够客观,也不在斥责戴震论学,偏离了纲常名教、程朱理学,而是指戴震在治学过程中定力不足,顺应时俗,曲意逢迎,以至于“权欺术御”,有失其诚,在“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方面,有所偏失。[38]本文叙述诸家各派有关章学诚“史意”观点时,较多论及章益国的史论见解。

  综上所述,章学诚撰《文史通义》,“史意”之阐述为其著述标的。章学诚之“史意”包含通常的“表述”,又含括深潜的“内蕴”。人们论说章学诚“大道”、“义意”与“春秋大义”诸概念之际,是在说他史意的“表述”,而阐释他的“默会知识”与“微言大义”的时候,是在论辩其“史意”的“内蕴”。可以想见,人们一旦转向对章学诚史意深潜“内蕴”的考察,有关章学诚史意的研究必将更上层楼,发现新视界。最近章益国新著《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出。此书涉及章学诚史意说,既吸收前人观点,又多有一家创获,立论鲜明,据史翔实,实为著者多年勤读深思而成的优秀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章学诚研究著作中,此著于章学诚史意之潜藏“内蕴”,昌言发明,首着先鞭。

注释:
[1]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8页。
[2]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3]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六《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第574页。
[4]《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5]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93页。
[6] 柴德赓:《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2页。
[7] 张立新:《章学诚“史意”概念发微》,《贵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以上诸人说,参考廖晓晴:《章学诚“史意”说考辨》,《文史哲》2012年第4期。
[8] 仓修良:《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
[9] 廖晓晴:《章学诚“史意”说考辨》,《文史哲》2012年第4期。
[10] 廖晓晴:《章学诚“史意”说考辨》,《文史哲》?2012年第4期。
[11]章益国:《释“章言史意”——章学诚史学史论述新解》,《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02期。
[1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三》,第994页。
[1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原道第一之二》,第952页。
[14]大梁本《文史通义》外篇二,《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15]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1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 申郑》,第464页。
[17]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1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 答客问上》。
[19]《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余村》。
[20]大梁本《文史通义》外篇二,《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2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二《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第1009页。
[22]廖晓晴:《章学诚“史意”说考辨》,《文史哲》 2012年第4期。
[2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 申郑》,第463页。
[2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二《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第1009页。
[2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互著第三之三》,第968页。
[2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别裁第四》,第972页。
[2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原道第一之二》,第952页。
[2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29]章学诚著、 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6页。
[30]《史记·孔子世家》。
[31]郁振华:《权威、传统和原创性之间的紧张———波兰尼的观察和解决》。
[32]瞿林东:《中国简明史学史》。
[33]章益国:《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中的 “默会知识 ”观》。
[3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36 页。
[35]章益国:《论章学诚之“撰述”与“记注”》,《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36]姜胜利:《章学诚“史德”论浅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37]《答沈枫樨论学》。
[38]章益国:《章学诚“史德”说新解》,《学术月刊》2007 年 12 月。

责任编辑:王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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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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