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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论“忧”与“安”

 

李慧子

编者按: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9辑,第199-211页。作者系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与东洋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国美学史。

【摘要】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孟子深切体察到人生存的苦难与忧虑,并思考如何解忧得安。孟子指出真正应当忧虑的并不是欲望能否得到满足,而是如何完成生命的根本使命。他提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欲望,而是人固有仁义礼智之性,因此人的使命就是效法圣人。孟子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在强调人终身应当忧虑的是能否实行仁义,解忧的目的就让个体获得心灵的“自得”与“充实”,让群体安居乐业。孟子认为能够解忧安心的方式有三种:第一,先立乎其大者,以守身养心为本,在寡欲的基础上存养浩然之气;第二,居仁行义,反身而诚;第三,推行仁政,安顿社稷百姓。孟子以仁为安,以不仁为忧的思想,对于当代人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关键词】孟子;忧;安;居仁行义;求其放心

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1] 孟子意识到所有战争的根源皆是为了利益,而围绕了财物、权力、美色而展开的追求与战争,让世界不宁,让人忧虑难安。他深切地体察到人的焦虑恐惧,并且在思考如何让人解除忧患,获得生活与心灵的安宁。

在深刻体察人生存的苦痛与忧患之后,孟子区分了“忧”与“患”的不同。孟子说:“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离娄下》) “忧”是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持续性担心,是持续终生的[2]。比如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滕文公上》)孟子强调人应当忧虑的应当是那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对于君主来说,最值得关心、忧虑的事情是如何能够成为好国君,并且找到最贤良的继位人;而对于农夫来说,最关心忧虑的事情是如何把土地种好。

孟子认为,“患”是对困难、难处、缺陷、灾害、疾病的担心,时间持续性比较短,是一朝一夕的。比如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离娄上》)这里用“患”指的是缺点、不足,“好为人师”并不是人最根本应当忧虑的事情,也是应当警惕的一个不足。再比如孟子说:“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孟子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下》),旨在强调人在一生中只有不断关心、忧虑人生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死后才能获得平安快乐。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特别把“忧“与”安”相对,“患”与“乐”相对。因为快乐是一时的喜悦高兴,对应的是外在的、一时的困难焦虑;而心灵的安宁、平安才是持久的状态,它所对应的就是那种对于人生重大问题的持续性的思虑、担忧。那么,什么才是孟子认为的人最应当忧虑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呢?

一、孟子论“忧”

《孟子》文本中出现很多次的“忧”。这些“忧”与匮乏、不满足与心不安有关。孟子分析了人们常见的几种忧虑,并且指出这些困扰人们的忧并不是人们最应当关切的。

首先,财富不能解忧。孟子说:“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万章上》)孟子认为财富是人们都想拥有的,但由于欲望是无限的,即使坐拥天下财富,人们内心还是不能满足,还是会忧愁。为了说明财富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孟子特别举颜回之乐与富拥天下做对比。“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离娄下》)孟子认为困穷并不是君子忧虑的事情,财富也并不能解除忧虑。

第二,权利不能解忧。每个人都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与重视:“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但是如果这种尊重是基于外在的原因,那么它就不容易持久,很容易改变:“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告子上》)孟子还指出:“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万章上》)即便得到最高的权利都不能解除的内心的忧虑。那么什么才是“良贵”,什么是人一直都要珍视的宝贵财富呢?孟子认为这种宝贵的东西,并不在外,而在每个人心中:“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告子上》)这种“贵于己者”是任何财富与权力无法替代的,所以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公孙丑上》)享受过因为实践仁义而带来的满足感的人,就不会在乎外在的名誉。

第三,被人敬重、美色、富贵虽然是人之所欲,但这些事情都不能解除人的根本忧虑。“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万章上》)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总是不断与他者进行比较,而比较后产生的得失心会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孟子把这种由于比较带来的折磨,叫做“心害”。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尽心上》)通过比较获得的满足,就像在太过饥渴的时候,吃喝什么都是好的一样,但那只是暂时的满足,并不一定是对身体真正有益的东西。因此不要用比较得失去折损自己的心灵。因此,孟子指出“不及人”不应当是人真正应当忧虑的事情。那么什么才是人真正应当忧虑的呢?孟子指出人真正应当忧虑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为不能成为圣人,不能实现仁义礼智而感到忧虑。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按照尧舜的言行去行事,就可以成为尧舜。不能成为尧舜,并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不去行动的问题。“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告子下》)仁义之行就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之中,比如“为长者折枝”,并不是如“挟太山以超北海”那种“我不能”的事情,所以孟子强调人不能成为尧舜,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上》)因此,人们应当终身关切、忧虑的事情应当是能否成为尧舜:“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离娄下》)

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是因为他坚信人具有仁义礼智的良知良能,这种良知良能并不是外在的,而是人性中先天固有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这四种心是仁义礼智的开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孟子强调,人应当做的就是把四端之心不断地发掘、显现出来,让它们成为仁义礼智的行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四端之心也是人生命的根本动力:“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而把四端之心“扩而充之”就是生命的根本使命与重要责任。如果人不能把固有的四端之心扩充显现出来,把仁义礼智实行出来,那么人性的价值与意义就没有实现。

孟子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尽心上》)得广土众民,坐拥天下财富是欲望想要获得的,但这些外在的财富并不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快乐。居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四海百姓,这样的事情确实会给人带来满足感与成就感,但也并不是人性之所在。孟子强调人性中最卓越的属性对于权力、财富不感兴趣,因为这些都是满足欲望的因素;人性中最卓越的属性也不是在顺境成功时的得意满足,而是在困穷时候的不加折损,始终不变:“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所以孟子强调人性中最宝贵的就是仁义礼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孟子说:“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离娄上》)如果一个人不能致力于行仁义之事,那么就会一生忧虑、一生耻辱,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没有荣耀,因为他的生命使命没有实现。因此,人应当忧虑的事情,不应当是身体与居住环境的舒适安逸,不应当是财富、权力、功名、美色,而是有没有把人内在的卓越品性——仁义礼智发挥出来。因为孟子认为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根本本质不是欲望,而是人有仁义理智。所以孟子说:“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离娄下》)君子所终身忧虑的事情是否能够成为尧舜。如果能把人生的目标定位在成为如尧舜一般的圣人,能依照仁义而行事,充分实现人的使命,那么就会为一时的困难而担心了:“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离娄下》)

第二,对于百姓福祉的忧虑。孟子强调,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君主,要以民之乐为乐,民之忧为忧:“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圣人的忧虑就是人不能实现仁义礼智之性,因此制礼作乐,匡正人伦,实行教化,让社会安定有序。“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值得指出的是,孟子并不认为“忧”是一个负面、消极的词,他认为君子应当由终身之忧,也就是时刻担忧没有把四端之心显现出来,时刻担忧四端之心是否受到遮蔽。孟子说人之所以会做恶,就是因为四端之心被堵塞。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尽心下》)因此人应当警惕的是“茅塞子之心”与“陷溺其心”(《告子上》)。如果说“忧”是一种对生命根本使命与责任的关切、担忧、警醒与用心的话,那么“安”就是孟子说倡导的与“忧”相对的、把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扩充之后的满足感。

二、孟子论“安”

《孟子》文本中大量出现“安”[3],孟子对于“安”的思考可以分成三个层面。第一,身体的安逸。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程朱理学把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性”理解为口、耳、鼻、舌、四肢,把孟子所说的“命”理解为仁义礼智。朱子云:“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以后五者为命。”[4] 清代戴震认为朱熹对“性”与“命”的解释违背了孟子的原意:“后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5] 与朱子的理解相反,戴震认为,孟子把人与动物都有的血气之性叫做命,不叫做性,即“不谓性”;而把仁义礼智叫做人性,不叫做命,即“不谓命”。

通过戴震的分析可以看出,孟子区分了两种人性:一种是欲望之性,一种是仁义礼智之性。为了区别这两种性,他把告子所谓的“食色”之性(《告子上》)看作是本能欲望,由于欲望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所以不能将其称为人性,而是叫做“命”。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叫做“性”。从这种区分可以看出,孟子高扬的是仁义礼智之性,不把欲望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因为如果把欲望作为人性的本质,那么追求欲望的满足就成了人的价值与意义,那么人与禽兽就没有差别了。“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人区别与动物的本质特征就是人有仁义理智,人有教化。所以孟子认为身体的安逸只是最基本的欲望满足。尽管人必须满足基本的生存欲望,但是满足欲望并不是人生追求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因此也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但是,孟子并不是要否定身体的安逸。他认为,如果想让老百姓行礼义,就必须先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他们的生活以安全地保障:“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百姓能够得到温饱,能够侍奉妻子,供养家庭,遇到灾荒可以平稳度过,才有可能实现美德。

孟子的对“安”的第二种描述是心灵上的安乐。孟子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丑上》)仁是天赐给人的最大荣耀,也是人安心立命的居所之所在,是让人最安心的宅邸。人生的根本使命不是追求功名利禄等与欲望有关的东西,而是应当努力把天赐予的仁义礼智发挥到最大。正如孟子所言:“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那些放弃人生的根本使命,违反礼义的人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放弃的人:“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

孟子认为,人一旦能够实现自己的生命使命,在修行仁义礼智的道路上越走越稳健,把仁义礼智充分实现出来,就能够达到一种自得的境界。这种境界可以让人内心安稳,并且左右逢源,克服困难。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离娄下》)清代焦循将这句话解释为:“造,致也。言君子问学之法,欲深致极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6] 孟子认为修行的目的是了解天道,只有把修行发挥到极致,才使得自己的行为与天道相配。

孟子之所以强调“深造”,是因为对于仁义的实践如果不用百分百的努力,效果就非常差:“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告子上》)“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尽心上》)所以君子应当全心全意的实践仁义,充分地扩充天赋的“四端之心”。人只有全然实现仁义之性,像天道一样自然自如、不刻意地实践德行,才能“居之安”,即获得一种踏实、安然的存在感与幸福感。孟子认为只有“居之安”,才能“资之深”:“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焦循把“资”解释为“取也”,“取之深,则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也。”[7] 只有安稳地居住在仁德的房子里,居仁行义,才能够源源不断地实践仁义礼智,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气馁、忧愁。因为所有的德行都出于自发自愿,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仁义礼智根植于天性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能够自如地实践仁义,那么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所以君子所应当欲求的是拥有“自得”的能力。这种“自得”的满足感不是通过追逐财富、权力而获得的,而是通过不断思考与实践仁义而获得的充实感。正如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尽心下》)一旦人能够感受到这种“自得”与“充实”之后,外在的功名利禄都如浮云一般不值得留恋:“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由此可见,孟子所讲的“死于安乐”,指的就是扩充四端之心,实践仁义礼智而体验到的“自得”与“充实”。

孟子对安的第三种描述是“安社稷”。孔子说:“修己以安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8] 孟子继承孔子的这种安百姓的思路,认为君子的使命一者是实现仁义礼智之性,安顿个体生命,二者是安顿群体生命,让国家富强、百姓安康。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尽心上》)孟子指出君子与普通的百姓的不同,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朝堂上辅佐君主推行仁政,实现国泰民安;在家庭里实践忠信孝弟之道,成为家人亲友效法的榜样。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忠臣以让国家安定,让百姓安泰作为值得喜悦的事情。“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9] 能够格物致知天道,并且实践天道的人能够按照天的规律去制礼作乐,安定社会,知道什么事情先行,什么事情后行。“大人,大丈夫不为利害动移者。正己正物,象天不可言而万物化成也。”[10] 不为利害所动的大丈夫,能够通过自己端正的言行去影响别人。《大学》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 只有先“正己”,然后才能用善行去影响他人(“正物”),才能安定社稷百姓。而那些违背仁义的暴君只能让民不聊生,百姓朝不保夕。“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滕文公下》)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解忧得安,安顿心灵、安顿社会百姓呢?

三、解忧得安,求其放心而已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告子上》)

朱熹对于“求其放心”的解释:“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故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此乃孟子开示切要之言,程子又发明之,曲尽其指,学者宜服膺而勿失也。”[12] 王夫之对于孟子“放心”的解释是:“君子之学问,有择善固执、存心致知之道,而要所以求仁。已放者谓之放心,未放者谓之仁而已。”[13]

由此可见,孟子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两种放心:一种是放任仁义之心不知求,既不学习也不修为,让其荒废;另一种放心是心安理得,自得充实。孟子认为,求学问道的最高目的就是让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扩而充之,充分实现仁义礼智;而只有居心仁厚,行走在正义的道路上,生命的根本使命才能实现,人才可以无忧无惧,安然放心。孟子指出,“求其放心”有三种方法。

第一,先立其乎大者,守身养心为本。

万事万物“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14](《中庸》),能够有效的养护,事物就会有益地生长发展,反之则会消亡:“故苟得其养,无物不章;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孟子说人们连种树种都是知道养护,但是对于心灵的养护却经常忽视。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不思也。”(《告子上》)孟子提出养乎心灵应当抓住最重要、最根本的,“先立其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那么,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呢?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孟子认为在所有的事情中,事亲为大;在所有要守护的事情中,守身为大。这里的守身更强调对人的本质属性仁义礼智之心的养护。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5](《论语·学而》)只有养护自己的四端之心,让仁义礼智实现出来,人的本分才能得以实现,人才有能力爱父母、爱家人。如果一个人不能以守身为本,心性被堵塞,仁义之心不能显现,那么孝弟之行也不能实现。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修养善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求利的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求利的欲望少,那么即使善心有些丧失,也是很少的;一个人求利的欲望多,那么即使善心有所保存,也一定是很少的。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16](《道德经》第十二章)所有外在的诱惑,都会扰乱心智,让心灵不得宁静。

孟子认为,要养护心灵,不仅要寡欲,还要存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心中强大而又力量的正气,充满于天地之间。它可以抵御邪念,战胜邪恶。孟子强调浩然之气的培养需要三个条件:其一,“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养料是公义、正直,只有用持续性的仁义德行才能让其生成,只是偶尔的仁义行为是无法培养浩然之气的。其二,“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只要做出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浩然之气就会受到伤害,就会变得没有力量。其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公孙丑上》)要培养这种浩然之气,就要落实在具体的仁义礼智的事情上,但不要有功利性的特定目的。要时时刻刻惦记它的长养,但是也不能违背规律去帮助它生长。因此,只有常常养心寡欲,存养浩然之气,内心才会获得自得、充实与安宁。

第二,居仁由义,反身而诚。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孟子发挥《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7]的思想,指出能够充分发挥四端之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仁义礼智。能够认知人的本性,就是可以了解天的道理。因为“天命之谓性”(《中庸》),人性就是天所赋予的。能够保守自己的四端之心,修养人的本性,就可以为天做事。无论寿命长短,都会一心一意地以修身为本,这才是一个人生命应该立足的基点。

孟子提出,仁是人安宁平安的居所,而义是人应当行走的道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居所环境对于人的身体与气质都会产生影响:“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尽心上》)而选择心灵的居所对于人的德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因此,居仁行义是解忧得安的一种方式。那么如何才能居仁行义呢?

孟子认为要从终身慕父母开始: “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万章上》)孟子之所以强调舜五十慕父母,是强调舜爱慕父母的初心始终不变。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尽心上》),爱父母是孩童的良知良能,这种爱是天然的本能,也是未经过后天污染与教化的仁爱初心。但是人长大以后开始有各种各种的追求,对父母的需要也越来越少,对父母的爱也越来越淡。但随着父母的老去,他们就越来越需要孩子对他们的爱。孟子之所以强调“终身慕父母”,就是要让人们不要忘了仁爱的初心,因为这种爱是良知良能的开始,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模式是一切仁爱关系的原型。如果一个人能够始终爱父母,那么他也能够把并且把这种爱的力量推扩到他人与社会之中,那么仁爱之心就能不断扩充。“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仁爱之心能够源源不断地发挥爱的力量,那么人就会心安,就不会忧虑。

孟子认为,在扩充四端之心的同事,“反身而诚”也是解忧的一种方式。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孟子继续子思“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18](《中庸》)的思想,把诚性作为人固有的属性,并且把诚性具体化为仁义礼智的良知良能。他认为,人只要能够反求诸己,把内在的诚性发挥,不断扩充四端之心,不断行仁义,才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孟子把仁爱行为比作射箭:“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只有射箭手的技术足够娴熟精准,箭才能正中把心。如果射箭不中,只能怪自己技术不精,不能责怪别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对别人足够仁爱,足够有礼义,但还是不能得到别人的回敬的时候,就应该多反省自己是否做得充分,不应该责怪别人。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即使是别人犯了过错,也应该以宽恕为上。孟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这一思想是对孔子“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推进。

第三,推行仁政,安社稷百姓。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孟子指出,如果没有基本的生活保证,而单方面强调百姓有礼义之行,是违背人性的:“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忽视百姓的根本利益,就是失去民心,从而失去政权的合法性:“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上》),因此强调推行仁政,以百姓为贵,使民富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孟子强调以义为上。“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孟子还强调一个良序的社会,要考虑到弱势群体的福祉。“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由此可见,只有建立一个安定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才能效法尧舜,实现仁义之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孟子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呼吁人们停止战争与杀戮,停止对于财富、权力、美色的争夺,因为欲望是永远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争夺与战争只能让世界越变越坏。孟子提醒世人看清人本身固有的人卓越品性,说明人区别于禽兽的生命使命就是实现仁义礼智。他告诫人们生命中最应关心、忧虑的事情就是四端之心的不能扩充,不能成为尧舜;而生命中最为“自得”、“充实”、“放心”的事情就是发挥仁义礼智,活出尧舜的样子,让江山昌明、国泰民安。孟子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强调的是人的一生要持续不断地实行仁义,充分完成生命的的使命,死后才能心安快乐。孟子以仁为安,以不仁为忧的思想,对当代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忙碌与焦虑是当代人的症候,人们都在为财富、权力与名利不断奋斗,但却忘了人的根本使命不是成为满足欲望的的机器,而是像尧舜一样,实践仁义礼智,活出属于人的尊严与荣耀。

[1](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下只注篇名。

[2]对于“忧”与“患”的区分,也体现在《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司马牛把自己没有兄弟,不能修养孝弟之道叫做“忧”,但子夏认为四海之内皆是兄弟,孝弟之道无处不可以学习与修行,所以不把司马牛无兄弟的事情叫为“忧”,而是叫做“患”,意外强调无兄弟并不是司马牛最应当担心、忧虑的事情。

[3]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安,静也。从女在宀下”;“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尔雅·释诂下》:“安,定也。”《玉篇》:“安,安定也。”五代时人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言:“安,止也。从女在宀中。”清人段玉裁改“静”为“竫”,谓“此与宁同意”。可见,“安”字的意思是安全、安宁、安定、安心、安顿。《论语》中也有多处提到“安”。比如: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论语?阳货》)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4](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6页。朱子云:“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以后五者为命。”

[5](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38页。

[6] (清)焦循:《孟子正义》,第558-559页。

[7](清)焦循:《孟子正义》,第559页。

[8]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1页。

[9](清)焦循:《孟子正义》,第903页。

[10](清)焦循:《孟子正义》,第903页。

[11]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1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4页。

[13](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2页。

[14]来可鸿:《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第226页。

[15]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0-13页。

[16]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46页。

[17]来可鸿:《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第135页。

[18]来可鸿:《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第230页。

责任编辑:赵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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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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