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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书不必道贯

李幼蒸

(原載臺北《中央日报》1995年7月10日《中山学术论坛》副刊受命关闭前之最后一期 #69)

 

陈立夫先生曾著《四书道贯》,蒋先生为其题签,以倡忠孝仁义之传统道德。然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否真合一贯之道呢?先秦孔孟伦理和汉儒心志之学是否是一回事呢? 朱熹在末代同一政治格局和不同文化格局中辑定《四书》,使儒学中心由《五经》由经学到思想),又变有用为无用(由功名到独善),四书编定在政治、历史、文化上之巨大作用,史罕其匹。朱学在孔孟与汉儒之间扬前抑后,心迹可寻。“礼记”二文亦颇合孔旨,此所以陈先生愿突显其道贯之意。可以说,正是大学和中庸予孔孟文本以一秩序化之补充:既提出向外用功之行为节目,又提出向内用功之心理目标,诚敬心学遂由焉而生。 孔孟原始伦理观念亦获得了一明确学理框架。其后,程朱性理学极获明清两代专制帝王赏识,《四书》对封建政治人格养成术之贡献早经历史明证。这就是说,不论《五经》系统(王言)抑或《四书)系统(圣言),对中国专制政权而言均为极其有用的典籍。论孟要待《四书》而完全。所谓“完全”,是就儒学历史文化系统而言,前制度化的孔孟思想如何纳入汉儒浚制度化系统,是今日研究儒学者不能避免的一个大题目。现代符号学指出一个文本虽有一个本身的意义系统,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它还同时另有一个语用学(pragmatic)的意义系统。孔孟本文的直接意思“D”(denotation)和其在社会语境中的引申意思“C”(connotation)是可以区分的。后者的成立取决于众多外于本文的决定因素 (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亦即不同的语用学环境会使同一本文产生不同的总体意义效果(meaning effect)。后者是和历史社会中操纵文化意义构成的力量相关的。于是既有一个“论孟”本身,又有一个社会权势对“论孟”利用(运用、实践……)的方面。

在两千年的汉儒大系统中(此专制政治史系统也即梁漱溟辈盛赞之“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孔孟本文与汉儒的其他本文自然可形成一由汉儒“实践语用学”予以统一化控导的整体。大学和中庸(以及礼运)作为汉儒最千要的治心纲要和行为目标遂可舆论孟同其道贯了。同理,就论孟本文和其语用解释学(Pragmatico—hermeneutic)关系而言,可有宋儒、明儒、清儒、今儒等系统。它们各自赋予论孟以不同的“C”。山于历史文本解释者或语用者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各异,论孟本文所获得的总体意义也有别。就《四书》而言,在一个解释系统中相互一致的诸文本,在另一个解释系统中相互就会下一致。先秦之门仑孟”和后秦之“大学,中庸”不仅历史根源不同,论理方式也不同。不仅“孝者所以事君也”不合“说大人而藐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下台“邦无道危行言逊”。所谓重解宋明正在于解析先儒是如何处理儒学众多内在论理矛盾的:他们何处屈服,何处反抗,何处躲避,何处又在寄托遥远。到了现代时期,汉儒解释学体系随其所依赖的政治环境一同消失了。对《四书》的解释学统一性之社会性压力亦不复存在。《四书》本文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环境中(大部分为外来的)陷入了全新的对话场。什么是论孟和《四书》今日之意义总体呢(D+C)?这是一个论孟本文不得不和汉儒经典分离,另行建立全新对话场的时代。如讣把先秦历史称作A,奏汉至清称作B,现代称作C,B与C已发生了结构性断裂,A时期的文本在B与C相互回异的社会、政治、文化综合体中必不能有相同的作用和意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有或明或暗的固定的施作程序的,这和法制社会的政;白运作方式根本不同。“礼运”之伦理意义只能相当“圣经”一类,是不能算作政治纲领的。如果只能向社会人生提出大而空的道德口号,一是无效,二是易为权势者所滥用。道德、政治、经济、文化是应该全面配套成立的。在B期曾存在著这种完美的配套关系,不仅使朱、王有不朽之杰作,顾、黄、王虽因不谙道德与政治关系,于事功一项未必能有更张,却仍能有效地成就大段人文精神。到了中华民族最后一任“国士”曾国藩(章太炎以种族主义立场称之为满清爪牙),传统时代统一性即告终结。这就是为什么《大同书》、《仁学》不再有学术价值,而冯友兰、熊十力之辈为什么在人为缩小文化对话场后所构筑之体系应属“时代误会”之列了。

本世纪文化中最具“国士”资质的首推梁启超,他是另一位曾以国事自许的梁公漱溟所不能比拟的(观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已足判定)。梁启超的“求新善变”实体现了寻求建立新对话场和追求思想统一性的内在诚挚。“诚”是孔孟之精髓、中华之精神。然而,现代中国人文话语中广泛存在的不协调,或对书本世界进行“闭关销国”后的协调,正反应了工商时代中国文化人的不诚。“用儒者”竟成了背孔者。什么叫发扬中华传统? 首先要问一句,你是发扬孔孟,还是发扬汉儒、宋儒,或清儒?现在到了要把“产自”A段而“用于”B段的孔孟解放出来,使它在真实之世界另建真实之生命的时候了。在一个下重伦理、只重法制的现代世界中,实有必要重解中华民族“前大一统”时代之原始伦理智慧,以贡献于人类之未来。孔孟之道乃人生基本方向之道,并非只用作为既定权势集团训练“忠顺”的工具。孔孟讲“君子下器”,今人纷纷做生意;孔孟讲“王不待大”,今人以富求大;孔孟辨王霸,今人亟称霸;孔孟辨紫朱,今日儒学者专下乡愿功夫;孔孟讲闻道即止,今人大讲手段功利。那么,孔孟原始伦理观念又应如何与现代世界关联呢?首先当然要深入全面了解现代世界,这也即是要提出一个西学问题的根本原因。现代新儒不同程度地躲避和缩小与西学的对话场,这显然与采取B段儒学实用主义生存态度有关。不要忘了无论汉学抑或宋学均为专制政权高压下形成之学术。

六十年代末天下大乱,笔者于浙甬东钱湖畔潜读太平天国史料,于曾文正事功学术感动弥深。稍后于邓之诚公子处借阅《家书》,以为与《传习录》虽异曲而同工。理儒、心儒、政儒、学儒、文儒等之各自的构成与彼此之间的异同关系(也即道德心志与政治行为的关系),遂常滞心间,并逐渐认识到只有把传统文化表现中之混沌对象分解为意义的和功能的单元,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和研究此对象,并进而思考这些包容在具体对象中之诸功能因素如何才能与全新文化场中之相关文化对象发生关联,特别是伦理与政治学的关联。如果省略了这样的解剖和对比程序,则必然会以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含义模糊的概念进行粗糙的观察和实践。简单地以旧驭新,或以新饰旧,鲜有下败者,首先即在于不能更准确,更适当地掌握、运用传统材料。问题还下止此:“含混”乃政治意识形态强势运作之最佳温床。有什么比今日各类儒学研究语言更含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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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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