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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儒学”的批评

----致黄玉顺先生的一封信

葛安台

此信傳楊祖漢先生（並請轉吳汝鈞先生）、林安梧先生、周博裕先生、FSCPC（李淳玲小姐或FSCPC的朋友可否將此信轉給李明輝先生？）、陳明先生、蔣慶先生。---- 作者

玉順先生：

《述神》蒙貴網站採用，您的識量非一般所能及，首先表示感謝。

其次，你說我沒有了解你所說的“生活儒學”是什麼，那麼我願再作以下的答覆，以為說明。

先只簡單再指出一點：中國哲學的核心，如果不是全部“中國人所習的哲學”的話，至少是“轉化為現代哲學的中國哲理”。

“外國哲學”當然仍須“如其所是”的學習之，講述之。在熊牟唐之後，有三條路可走：

一是亦步亦趨的覆述/演伸/應用。（就此點而言，台灣的李明輝先生最可謂忠實無違而擇善“固執”，如果不是“排他”的話；楊祖漢先生亦可稱忠實，而現能主持台灣“新儒家”代表刋物。故我們不妨說李先生與楊先生或有點可比擬為陽明門下的錢緒山。只不過，不但完全沒有獨立運思的能力，而不可能真可稱為“錢緒山”，且亦曾說牟宗三對“上帝”是“存而不論”的楊先生現在不知執“著”（平聲）什麼。自稱是新儒家左派的林安梧先生----我去年回台灣去見他即是因同情於他之“左”，而他竟粗暴的變臉----拒絕刊登敝文，故亦不知他在想著些什麼。現在他亦已在七月份《鵝湖》推出了他的“後新儒學”規模。他也說他是“生活”儒學。）

二是重新安排時空、數學與邏輯，即所謂的“量論”。這是牟宗三所曾從事、但並未完全成功的，亦是今天講現象學者不能不自知者。（台灣的吳汝鈞先生不能在此方面真正為之，卻反而一頭走到偏路上去了----此“偏”與王龍溪之偏不同----而自歡喜贊嘆。大陸的現象學者則恐怕還不必有吳先生在“創生”與“有/無”問題上的用心/警覺。）

三是徹底明白/分別何為“自然”，何為“精神”，以徹底解決宇宙“體/用”的問題，黑格爾/馬克思所留下的問題，[1] 與最終的“創世主/上帝”的問題（這不但是唐君毅“精神/人文”哲學猶待吾人省思的部份，也是熊牟唐三先生如何圓通融和的部份）。

上所說之一是任何人皆可為，亦皆不能不經過。二是我當年所曾想從事而愧不能者（我曾想從王浩先生學點數理邏輯，但他卻說“邏輯是末道小技”）。我亦因自認無法有力辯証牟師而不敢立言。我們或可期望中國人現之講習現象學將來能與數理邏輯結合，而再出一如青年牟宗三的天才而為之。三卻是我今已有悟而能明白說出者，而雖然不能從內部建立時空數學與邏輯，卻能從外部指點出其真相/定位。有一天若有人真能建立“量論”（中國哲學今後的Holy Grail），那將是中國哲學完全站立起之一天，但亦無法逾出我今之所說也（即可是牟先生在祭悼唐先生文中所說的“文化意識宇宙”明確具體落實為人所“創/生”的“精神宇宙”，但人之為“創世主”仍不能違於“自然”；而且，人是宇宙“創世主”之觀念若不成立----在“宇宙/自然”中“創世”之“人極”----則即使關於時空數學與邏輯的謎思也不必能真正解決）。

“生活儒學”所說的“生活”雖甚佳，但那是不夠的（也服不了現象學者或甚至由海德格所領軍的存在主義）。“生活儒學”（不管是海峽那一邊的）並沒有真正知道牟宗三所說的“創生心”[2] 和“般若共法”是什麼（“般若”在台海彼岸淪為“一本光明/同歸於道”的“解業”論）。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釋老若一時仍難掌握，（黑格爾的）“精神”總應該還能知（至少在敝文出現以後）？（康德是人人皆可不服氣，但卻不是人人皆可繞過去。胡塞爾/海德格真繞過去了嗎？）

附上從今年三月到現在我所寫的一些信，希望能有助你進一步了解。我在《述神》一文中原曾稱道“生活儒學”和陳明、林安梧與吳汝鈞等人與大陸現象學圈的一些見解，但以我從未發表過文章而恐人以為有附麗之嫌（也更擔心會使我的中心主旨被轉移或誤解），而全刪掉了。我衷心期盼大家不論所見為何，能共同為中國的前途思考奮鬥，而這個奮鬥只能以恢復孔子之為人類至聖/神的地位為最大目標或共同交集。但可惜的是人卻各持一見而互相抵消，而之所以如此，也往往是因為人不敢或無法以上所說之共同目標為明揭之共同目標而有以致之，否則大家必非不能彼此包容。（“不與夷狄主中國”的蔣慶先生雖最敢大聲明說，可謂最有漢子氣，但若不能真有得，即可被視為所謂“原教旨”，或甚至有可能被誤會為“義和團”）。今中國搖搖欲起，美日謀之日急，台灣卻不識大體而甘為人卒，中國/台灣何去何從？孔老之道不明，“上帝/神道”迷思不破，終是無法與人見真章也。馬克思在中國的功過/意義倒底為何？今後如何定位？豈不都仍是問題？願共思之。

現在，再回到“生活”問題----

先如此問一個問題：什麼叫“生活”？什麼叫“思在”？

首先，開門見山的（點出一個小秘密，a tip）說：我現在附上給你看的幾封信，比較是“生活”；你所開列出來的“生活儒學”規模，仍比較是“思在”。

言下有悟否？（若不能悟，恐怕既不能說是陽明的好弟子，甚至亦不會是馬老兒與毛潤之的好學生喲。）

（林先生的“後新儒學”亦只能是轉說轉遠的“思在”哲學，未真正明白什麼是“創生心”與“般若共法”故也，故“創生”化為“（存有）X態”，“般若”化為“（道言）解業”，而總名為“一本光明/同歸於道”之“道言/解業”論。）

“言說/思在”不能只靠你指出它只是“言說/思在”，它就可不只是“言說/思在”了，---- 正如“生活”不能只靠你指出它是“生活”，它就真可是“生活”；更如“業”不能只靠你說它是“業”，它就可“解”了，---- 否則我早在十餘年前就可開始立言了。（除非你開宗明義的說：我今天所說的不是“哲學”，我只是寫詩或打禪。但你能或願如此否？寫詩或打禪亦須有寫詩或打禪的技巧入路與氛圍也。若非在此氛圍內，人必可問：你何不去種田算了？）（而我也果然也就到餐館送貨切菜去了。）

“生活儒學”說中國人並未“失語”，這是對的，亦確是不同於大陸上的“原教旨/義和團”之處。在台灣，則好像比較沒有人擔心“失語”的問題。但這並不是台灣人高明之處，而是根本沒有人關心或察覺，即使是號稱新儒家信徒者也好像沒有人察覺此問題之嚴重：即如果中文日趨概念化而“不知所以然”的話，---- 且莫言知不知“返”，因為已經沒有什麼“返”的可能，故在“返”（傳統）的問題上，沒有什麼失語的問題，故中國人今天在“語言”的問題上，亦只能“順其然”，而不能“違其然”，但是，若只知“順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話，---- 則不只中國人會“失語”，即連全部“哲學”本身（不論東西）亦將永劫不回。中國人（或全部東方人）失語不失語，根本問題還不在西方名相或觀念之移植（故“我海他川”之類的說法雖是有覺有警，但這是不夠的），而是語言本身概念化的問題。概念化就是西方話語最大的霸權，也是今天世界歷史不能逆的方向（除非核戰毀滅世界，人類重頭來過？但金岳霖豈不已經說了，由“能”到“式”是“道”的方向？人類既使重頭來過，能不也是這個方向？）。今天即使有人說“去概念！”，也仍是個“概念”也！這恐怕是連做為一個哲學家的德希達都不見得能或敢明確說出者，---- 他如果做為一個普通人或普通文人，能不能感覺到，那是另一回事----因為他畢竟不懂東方，至少是中國，語文，無從真正體會/對比。（從來布尼茲、叔本華，一直到海德格，西方人亦豈不早已只聞其味而不知其故呢？）西方的文學或藝術也常常反叛“概念”，[3] 血腥的（公私）“政治”亦豈不以“實在”為上。但那仍都只限於“表現/performance”（其實也就是“生活”！），一渉及“理論”，則還是乖乖回到“概念”的牢籠。在康德、黑格爾已籠罩一切的智思之後，叔本華、齊克果、尼采又掙扎些什麼呢？（一個微小的建議：現之凡說“生活”者，Rudiger Safranski的三本傳記《叔本華》《海德格》《尼采》可找來看看，若無興趣全看，只要挑其中有關康德黑格爾的部份看亦可，看他們如何用“生活”---- 或名“意志”，或名“實存”，或名“超人”---- 來抵抗康德黑格爾（與胡塞爾）的天羅地網？“生活儒學”不經過“般若共法”對“概念/思在”“蕩相/遣執”的“生活”，就已超過此三人的“生活”？甚至康德、黑格爾的“思在”？---- 胡塞爾的“意向性”亦豈脫得出“思在”？）（不要小看這種傳記，那不是一般蛋頭學者寫得出來的。）（在海德格所謂的“實存”之外，豈不還有個已懂得“閉嘴”的維根斯坦呢？）

我在十幾年前就說，中國語文“在作用中定義/思在”，西方語文“在定義/思在中作用”。而我卻還是不敢說話。“生活儒學”無論如何操作“生活”，能高出此一說否？人也不能永遠只是互相跟貼或到處演講吧？（如果一輩子做此事，則或可算是打破“思在”，而真“生活”，---- 也就是上所說的“表現/performance”，---- 但此與今日所謂“哲學”何干？宋明儒學大部份都是在互相講論中弄出來的，但今日是此環境否？1986年我初讀《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時就曾對王浩說，這些話語都是宋明儒心靈才說得出的話語。王浩雖然不懂，但亦未有任何反駁。現在講儒學與現象學者或許懂，故或許現在應有人出來大聲疾呼：“回到宋明生活！”？但恐怕又會有人說：“回到先秦生活！”呢？不是有人去找更古老更神秘原始的“巫史傳統”去了嗎？）（今天西方林林總總的“New Age”、“Inspirationals”、“Mental Gurus”不都也是“生活”嗎？而且往往還真能是“直指人心”的“生活”呢？這雖然是西方一直都有的“神秘主義”暗流，----其實也就是西方“蕯蠻”！---- 不是今日才有，但現所謂的“後現代”呢？不也是想要跳脫“思在/理性/概念”？不也是“多彩多姿”的“生活”嗎？“生活儒學”何不乾脆與“後現代”掛鉤呢？不是更多“趣味”？台灣的“後新”、“後牟”者不也在此用心嗎？故“生活儒學”又更有何高呢？）（一個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能讓中國的哲學家們如此心折，好像發現新大陸一般，張先生亦不朽矣，可入儒門四科之列。）（“生活儒學”之“生活”若不經過“般若共法”和“創生心”，有一天人或會將其與Georg Simmel----此公與胡塞爾是同輩，亦相往來----的“生命/生活哲學”相比附。那也是無所不包的前於“存在”的“生活”。）

（你與人的辯論亦未成功：雖然你實有高於其之見----到現在居然還有人說什麼中國沒有形上學，這種人舊稱“一闡提”，現或只能稱為不認識中國字 [4] 的中國人，連西方人亦必知的“經”（宗/教/教化）“論”（哲學/理論）之別都不知道，所以竟還有什麼“大鈔票”與“小零錢”的謬論。這也就是仍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河殤”的那類人----但你並說不出來也。一直強調“生活先在”也只是同語反覆而已。你總不能永遠說人不知你所說的“生活”是什麼吧？）（“失敗”亦不一定不好，象山與朱子辯“太極”是徹底的失敗，而且敗得很不好看，但這無妨象山之偉岸。）（“生活儒學”對“良知”與“良能”的解析固甚佳，但在今日“哲學”必不能不以概念語言為之的情況下，若不先經過“般若共法”則必不能達到“創生心”的地步，因此也必不能達到象山的地步，更不要說評點象山為“粗些”的陽明，何況竟然還有什麼“生活”先在於“道德”的說法，對“道德”的原始義真了解了嗎？豈不落回“唯氣”或“唯物”的“生活”呢？“生活儒學”能以此而高過“道言論”否？）

不論是“儒學”或“哲學”或“生活”，也都不是“請客吃飯”也，更不會是“開會/發表論文”，不論你叫它是“生活”，或“思辯”，或任何什麼名堂。

因此，若不能明白對話（“各自表述”雖還只是初步，但亦已不容易了，在此向你致敬），“生活”什麼呢？二千多年前，“造次/顛沛”，“與點”，“唯諾”，就已是最高之“生活”了，宋明儒者之師友往來（講友/學侶/家學/同調/共參/一傳二傳三傳……）就已是最高的哲思生活或文/化生活了。我現在仍認為那是人類最高境界的宗教/哲學“生活”，---- 化“五經”之“宗/教”為“四書”之“學/論”，以“四書”為主腦，以“五經”為本體，但二者仍是一體，而相出入/互証[5]----不能回到那種世界，能談什麼“生活”？柏拉圖哲學以對話方式呈現（此可稱為Dia-Logism，以別於黑格爾完全思在的Pan-Logism），不也已是“生活”？今日在哲學上，在紙上（就算在“網上”好了，更即時一點，更virtual一點？），說“生活”，還真有什麼新意嗎？至少/何況，在熊牟唐之後？何況，最後還是得去“說”它呢？（維根斯坦為什麼不大喜歡說話呢？為什麼叫人“Don’t try to improve the world, just improve yourself”呢？與維根斯坦比較起來，同庚同語的海德格還真是個菲力士汀人！講了一大堆的海德格與講得不算多的維根斯坦，那個比較“失語”？甚至“失格”？牟宗三豈不懂海德格？但他為何還是較鐘情於維根斯坦？並不只因早年是數理邏輯出身也！牟宗三中年後抽不出時間去好好讀海德格？實是一眼即已看穿其極限也----故至寫《圓善論》時仍判之為“頭出頭沒，糾纏不已”---- 全部的存在/實存主義高不過牟宗三的一篇《文殊問疾》，那就已是牟宗三對海德格的總答覆也！今天講存在/實存主義者誰寫得出一篇那樣的文字？）

牟宗三哲學在“創生心/般若共法”“無執/圓善”之後還得去說個所謂“分別說/非分別說”，以“再”破“思/在”（“再”字吃緊）----“創生心”“般若共法”其實就已破過一次了----這是比康德用“判斷”（其實就是想要“生活”！）來連接“現象”與“物自身”更徹底者（此二者都仍是在“思在”中的東西！從“純粹理性批判”到“實踐理性批判”到“判斷力批判”，就是一步步走向“生活”的過程，但結果能不仍是“思在”嗎？否則，仍須要有個黑格爾、馬克思、存在主義等等嗎？），“生活儒學”的立足點已高過於此？一不用說“創生”，二不用說“般若”，三不用思考/安排“背反”的問題、“無限”的問題等等，就能打破“思/在”？就解決了“坎陷”問題？就能“生/活”起來了嗎？以批判康德起家的“樂感文化/實用理性”不早也就是“生活”了嗎？現在所謂的“存有x態”、“純粹力動”、“政治外王”、“即用見體”、“巫史傳統”等等，不也都自以為能解決“坎陷”問題嗎？不也都是“生活”嗎？不也都是“實存”嗎？那麼，誰又是“原教旨’呢？“生活儒學”豈能不也有一份嗎？（真的有比蔣慶或上述任何論說更不“原教旨”嗎？更能“生活”嗎？）

引進原就比較不在“生/活”傳統之中的，無論如何都難以在“思/在”傳統之外的，外人之說，才能/就能/反而能起死回“生”？中國人固然並未/尚未“失語”，但是，所謂東方人“西化”或“現代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向洋大人學“概念化說話兒”的過程，這就像過去鄉下人進城，必須學著城裡人說話，才能生存。（去看看牟宗三在《五十自述》第一章中所提到者。）“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博士們到海外去取得一張“概念化說話”的資格証書，回來教同胞們概念化說話的過程。洋博士們教土博士們，土博士們又教土碩士們，土碩士們又教土學士們……這就是“失語”的過程！尚未至其盡頭罷了。（故胡適一類人物在此方面之順時開新固然無過而能領風騷，但在抑制傳統話語上之無識霸道，則真是罪大惡極，不負其名。退之文起八代之衰，適之文定幾代之衰？胡氏亦不朽也。）從清末民初到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 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到胡塞爾的《意典》不過就106年（那大致就是嚴復的《穆勒名學》到現在的時間，但西方哲學在那百年內已出入雲水幾度身？）---- 唯一懂得什麼叫“概念化說話兒”的是誰？唯一知道什麼是或不是“比較哲學”的是誰？曰：一個只從山東到北京求學的土老兒牟宗三也！（現在現象學的方家們將《Ideen》譯為《觀念》，“觀”什麼“念”呢？觀理念？觀意念？觀概念？還是觀觀念？不如說“觀世音”“觀自在菩薩”算了，還讓人知道在說些什麼。真將胡塞爾別立於柏拉圖傳統之外了嗎？真的就能不“本質論”了嗎？）“生活”固然甚佳，但跳脫得了“概念化”的牢籠？韋伯之類的西方思想者，愈說什麼“牢籠”，就愈是入於牢籠而不自知。那是西方“話語”(也就是今之提倡“十字架上的真理”的劉小楓先生所謂的“大理”，但劉先生又懂了什麼“精神”，懂了什麼“創世主”呢？)的宿命，即使德希達亦只能在這範圍內掙扎。實在擺脫不了時，那就還是只有請“上帝”出場。連概念話語都尚未學通（甚至連自己在“概念說話兒”都不自知）的中國人能渺視“思在”？能不懂“上帝/創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