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追寻？

---关于《追寻中国精神丛书》的一点“隐私”

黄玉顺

关于《追寻中国精神丛书》的由来，我已经在丛书的“主编琐语”当中有所交代，不过，这里我还想再披露一点“个人隐私”。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两本书，在中国内地非常走俏：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一时间，许多人成了“韦伯热”中的“韦伯迷”。书中，这位韦伯先生认为：西方从“新教伦理”传统中自然生长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传统则无此殊荣。这使我想起近年来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时髦语：“双重标准”。韦伯先生对西方的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这种双重标准在民族文化问题上的流露：中国之不配拥有现代化，一如西方之理当享有现代化，是其民族文化基因决定了的，有何话说？

但我实在感到“有话可说”，乃至耿耿于怀、不吐不快。这才是我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真正的隐密动机所在。坦率地讲，我并不赞同所谓“重建传统”的主张，因为这个说法哪怕仅仅在语义上也是不通的。

但是我实在不能想象，有哪个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化、现代化，真能割断传统的脐带？或者纵然割断了，又真能去除其母体的血液？西方现代文化就是如此，无须去作“血亲鉴定”。

这出自我的一个信念，一个关于文化历史的信念：在文化的历史变革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彻底决裂”的可能。假如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彻底决裂”，人类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我今天都还是猴子。

这就使我产生了另外一个信念：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文化传统，无论怎样地只是历史的暂时的存在，但它必定含有某种或者某些可以超越历史的恒定的东西。否则，我们还是逃不过永远做猴子的命运。

对于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我们不妨从“复兴”二字上好好地品味。因此，必须对任何文化现象作一种“二重分析”。汉代学者讲《周易》，认为“易”具有三个意思：变易，不易，简易。文化总是变易的，但变易中必有不易的东西；这不易的东西又必是简易的。真理的简易性也是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一种信念。当然，从文化传统中捕捉这种简易的真理，这件事本身却不是那么简易的。

我不敢说这套丛书就已经逮住了它。但这没关系。关键在于：我相信它存在。所以我将继续追寻，怀着一种梦想：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原载：2000年12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

转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