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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国现代性诉求的儒家式表达 ——“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研究”项目中期成果研讨会综述

赵嘉霖

【编者按】作者简介:赵嘉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6辑。现经作者授权,刊载于此。

2019年4月13日,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研究”(编号16JJD720010)中期成果研讨会在济南成功召开。来自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华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十余位项目组成员分别就自身所承担的相关专题进行了成果汇报,并就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难点以及后续研究展开深入讨论。黄玉顺教授针对各成员的汇报做出进一步研究的指导和具体安排。

上午的专题讨论由山东社会科学院郭萍副研究员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崔罡副教授。他就“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课题所要解答的实质问题“现代性诉求的儒家式表达”做了总纲性的阐释。首先,他介绍了在传统的阐释观点下,“儒家哲学”概念内部存在着张力,即“儒学”的前现代性和“哲学”的现代性,前者意味着传统,而后者意味着启蒙,二者是不兼容的。所以,要理解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就要追寻一种更加先行的视域,即把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看作是某种生活方式转型之中的理论显现样态。进而,崔罡阐述了对现代性的一般特征——个体性的理解,即个体仅仅代表自己出现在公共领域,并以自身的诉求为最高或全部的诉求。基于对现代性如此之理解,他将现代化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现代化的开端、现代化的国族时代和现代化的全球化时代。他认为,欧洲现代化样态是基于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它是当下现代化的主流样态,但绝非唯一样态。而儒家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情感主义的思维进路。由于情感又总是个人的情感,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的实质就在于现代性诉求之儒家式表达或个体性生活方式之儒家式表达。

项目组成员就崔罡引出的个体性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华侨大学讲师杨虎提出,既然已经认定个体性是现代性的一般特征,那就应该对个体性下一个本质定义。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认为,个体性的显现应当分为两个层面,即国族个体和个人个体,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国族时代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从而解释儒家现代转型的不同方面。郭萍副研究员就此进一步认为,我们要兼顾自由主义中个人主体与国族主体之纠结和国族主义中个人与国族之纠结,因此当谈到某种倾向时,其内涵应当是复杂的。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何晓。他指出,要认清清末民初的儒家哲学现代转型问题,关键在于认清“内生现代性”与“外源现代性”的转换问题。为此,就需要具备一种“中西共在”的视角,即不能把“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看作“西学东渐”的过程,而是要对中国本身的“内生现代性”有充分的认识。与此同时,还应当根据现代性显现方式的不同,把清末民初的儒学现代转型分为“洋务儒学”和“维新儒学”两阶段分别讨论:前者主要体现在对程朱理学“内圣外王”经世模式的解构,后者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直接吸收,从而试图实现相应儒学形态的转型。最后,何晓提出了两个亟待深入讨论的理论难点:一、洋务儒学多理论建构,少哲学建构,应当如何由此出发阐释洋务儒学的现代性?二、洋务儒学重科学而不重政治,如何处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场学者对此展开激烈讨论,崔罡肯定了何晓对于清末民初儒家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因其不仅要承接明清儒学,更要引出现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和困境,所以有关研究仍需深入。山东大学博士生赵立庆针对发言中“义利之辨”的问题指出,现代性观念并非只是要求有“利”,而是在“利”的基础上如何阐明“权利”问题。针对“洋务儒学”和“维新儒学”的相关内容,山东大学博士生张小星认为,清末民初所谓的“救亡图存”本身不应当作为“中西之异”来研究,而应当是中国自身的“古今之变”问题,这是我们讨论并分析清末民初儒学现代转型的前提。对此,黄玉顺进一步指出,洋务儒学“中体西用”的思想源于现代国族主义,其一方面以“中体”为国族内在价值和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团结;另一方面以“西用”也即现代科技为手段,应对国族外部的危机。而在发现仅凭现代科技仍无法解决国族危机之后,维新儒学兴起,此时开始深入到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转型。

第三位发言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吴越强。他认为,明代的儒家哲学现代转型存在停滞、重启和发展三个阶段,这种特点源出于明帝国之特殊性,在明朝开国伊始具体表现在明代经济生活的高度管制和士大夫地位的明显下降。明初儒学承接了元代的中断,表现为一种停滞不前。而随着帝国人口的流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陈白沙到王阳明远承象山心学,近续明初儒学,以心替代外在理之根本,定圣与凡人之平等,这意味着明代儒学的重启。阳明后学基于阳明开辟的道路,以泰州学派为代表正式提供儒家哲学现代化的版本,同时整个晚明儒学还有两个新特点:一、儒家科学家的出现,体现了儒家的科学之声;二、从书院到结社的发展,体现了儒家的公共之声。最后,吴越强指出,即便晚明部分学者进入了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的“正桥”,但随着明朝的灭亡,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还是再次中断了。赵立庆建议,可以把明代小说所蕴含的现代性特征置于明代生活世界里面加以论述,这样可以更立体地展现明代儒学现代转型的基础。杨虎认为本章第二部分应该增加王龙溪的“四无说”把阳明心学在形上学层面的思想逻辑推到极致的有关内容。崔罡认为,何晓和吴越强的任务应当是厘清明代至清末民初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的问题意识,这会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基础。

下午的专题讨论由西南交通大学崔罡副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海洋大学讲师杨生照,他承担的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当代大陆新儒家的现代性哲学研究部分。杨生照首先指出了目前学界的大陆新儒家研究所存在的狭隘性问题,即学界基本都集中于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和儒教构建等形而下层面的问题,而对他们在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建构工作则未能予以应由的重视,甚至还有个别学者将“崇儒反马”作为大陆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将是否反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是否是大陆新儒家的基本依据,这都是有失狭隘和偏颇的。接着,杨生照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大陆新儒家集体涌现的主要背景缘由:一、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学习西方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程度越来越深,去中国化趋势越发明显,故而在学术上提出了民族性表达迫切需要;二、近代以来国人多次的反传统反儒家运动带来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滑坡问题呼唤以道德修养之学为核心的儒学的解决;三、试图通过阐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之差别,来应对近年来由于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国威胁论”。最后,他就项目论文的后续写作简要论述了他的基本思路,即将分别从政治领域的秩序构建及其正义问题、宗教领域的心灵安顿与儒教创建、哲学领域的存在之思与形上建构等三个方面对大陆新儒家各派的主要学术思想进行详细考察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儒学在今后的出路和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某种可能的思考。

针对杨生照博士所总结的大陆新儒家涌现的三点背景缘由,黄玉顺教授指出,上述三点的缘由基本都属于现代性诉求的国族个体性维度,而未涉及现代性诉求之个人个体性维度,在后续写作中应当予以补充。郭萍指出,对于当代大陆新儒家的研究还应当注意到,在从现代新儒家到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庞朴、汤一介、蒙培元等学者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作出必要的说明。而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学术研究几乎都是从现实问题中的某些角度切入,并赋予自己的学说某种特定的标签,这与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大陆新儒家的这种标签意识值得重视。杨虎认为,可以用国族个体和个人个体为尺度去评价,看大陆新儒家在这两方面走得有多远。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李海超建议,文章可以根据大陆新儒家学者们在价值取向上的谱系序列去写,即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有哪些,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有哪些,倾向于复古主义的有哪些等等,而不必把每家每派的观点都收纳进来,这样的写作方式更显针对性、透彻性,也能更好地评价大陆新儒家哲学。不过,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研究涉及的都是当前在学术界正活跃的一些学者,他们的学术工作还在持续,所以不宜过早对之进行定性。

第二位发言人是山东大学博士生张小星。他的发言主题是海外新儒家的现代性哲学建构。首先,他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海外新儒家在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的特殊性:一、海外新儒家对于现代性观念的认识需要梳理与反思,其对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归结为理性,他们的反思针对的是西方的理性传统;二、他们将西学东渐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这就使得“内生现代性”带来的个体性问题被批判或忽视;三、他们主要讨论的问题不再是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而是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对话等问题,并将儒学作为思想资源从而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张小星博士由此出发明确了海外新儒家的问题意识,即人类共同价值、文明对话等世界问题和东亚现代性、公民儒学等中国问题。进而,张小星博士对作为海外新儒家思想资源的儒家哲学,进行了“仁”、“义”、“礼”、“信”和“人文主义”、“内在超越的宗教意涵”等方面的分析,阐明了海外新儒家是如何将其作为思想资源去应对世界性问题的。

项目组其他成员就张小星的发言展开讨论。吴越强认为,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世界性问题,与大陆新儒家乃至以往的传统儒学面对之问题都不相同,应当将其作为特殊情况对待。黄玉顺教授肯定了两者的背景之异,并指出虽然从时间上讲,海外新儒学在当代大陆儒学之前,但从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发展上讲,海外新儒学在当代大陆新儒学之后,其问题意识体现着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可以调整到课题成果的最后一章。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山东大学博士生赵立庆。他认为现代性除了西方模式之外应当有其他模式,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基本态度。由此出发,可以把个体看作现代化转型的基点,这里的个体又包含个体化的自我和个体化的社会两个层面。这种个体观念的树立具体表现在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又体现为自由民主观念和社会的世俗化问题,这应当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的重中之重。最后赵立庆总结道,个体是人性的独化。人性有知、利、仁爱等等,这些属性发展到民族国家阶段成为法权。而且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是自我伦理学。个体的演变随着生活这个大本大源不断呈现。

针对赵立庆博士发言的主旨和立意,项目组其他成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分应当是总结全文,对全文一以贯之的观点加以提炼。黄玉顺教授解释了设计这一部分任务的目的,即不是为了压缩前面的观点,而是要产生独立的思考,鼓励赵立庆博士按照本意去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至此,研讨会顺利结束。经过这次讨论,项目组成员对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的有关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项目组成员互通有无,团结合作,大大推进了研究进度,这显然是对当代儒学研究的推进,也是对当前社会问题的有益思考。

责任编辑:王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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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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