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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伪先知”

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

论西方知识分子、宗教和科学的角色

迈特·东尼利      李明 

 

作为一个老人,77岁高龄的诺姆·乔姆斯基温文尔雅、思维缜密,和他的身份非常吻合:如今他已经是西方知识精英中一位受人尊重的政治元老。去年他的影响超过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瓦克雷·哈维尔(Vaclav Havel)和塞尔曼·罗什代尔(Salman Rushdie)等人,在《瞭望》周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位列群英之首。这项荣誉有点讽刺意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乔姆斯基是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他的嘴很快,说别的知识分子多半总是“附炎趋势”,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强暴知识分子群体自身。

乔姆斯基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MIT)语言学教授50年之久。该校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在那段时间,他在两个方面名声鹊起。一方面,他在语言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对行为主义心理学进行了挑战;另一方面,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抨击,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有人问他,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应扮演怎样一种角色的时候,乔姆斯基的回答超出了课堂讨论的范围,一直谈到犹太人的先知,包括耶稣。这让我们对乔姆斯基这位生在费城的东欧的犹太移民之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如今他作为对美国参与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的批判者,已经闻名世界。他以一个先知的角色进行评判的,警告人们不要被帝国主义的谬论所迷惑。乔姆斯基是一个希伯来学者的儿子,他的激情来自耳熟能详的《律法》(旧约前五卷)实属自然。当《科技新闻》记者与乔姆斯基在他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交谈的时候,乔姆斯基扮演了一个显而易见,同时又有节制的文化批评家的角色。用记者自己的话说,乔姆斯基表达了他对科学在公共领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进化对于上帝的存在永远都无话可说,他以前对此是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的。

——迈特·东尼利

关于西方知识分子

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主要是为权力服务。从我们最早的历史记录开始就是如此,比如说《圣经》。如果我们看看先知们当时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做地理政治学批判,他们警告人们[希伯来的]国王将会毁灭整个国家。他们号召人们保护受苦难者、寡妇和孤儿等等。所以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耶稣本人以及福音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穷人服务,对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进行批评,是和平的教义。在康斯坦丁大帝之前基督教一直如此。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引向了十字架,这是对那些为贫穷的人提供服务的人进行迫害的象征,它被刻在罗马帝国的盾牌上。它成了暴利和压迫的象征,此后的教堂一直如此,直到今天。实际上,近年来有些改变令人欣喜,少数教堂——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一些主教,当然不仅仅是他们——开始试着回归《福音》的精神。

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拥有某些特权。他们多数生活富足,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很多资源。权力与义务成正比。如果一个人每天工作50个小时才能有饭吃,高中都没有毕业等等,他的机会比所谓知识分子就要少得多。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智慧。实际上,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但连小学四年级都没读。这样他们的机会就少多了,而机会意味着责任。

“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拥有某些特权。”

关于科学

科学讨论的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它根据这些简单的东西提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一旦事情变得太复杂,科学就没有办法处理了。物理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深的进步,就是因为它总是把自己限定在极为简单的东西上,从世界的复杂性中抽象出来。一旦一个原子变得太复杂,比如说氦原子,它就拱手让给化学。一旦问题让化学家感到头疼,他们就拱手让给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又会把问题让给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又让给历史学家等等。可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科学研究的是知识的前沿,而知识的前沿往往十分简单。它很少探讨人的事情。人的问题可能太复杂了。实际上即便去认识昆虫,对科学而言已经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了。所以,实际上科学对于人的事情几乎无话可说。

“一旦事情变得太复杂,科学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关于宗教

我们一谈到宗教,往往就是指某种宗教形式,一种最终控制了西方社会的宗教形式。但是,如果你看看其他社会,就知道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不同。

人类有权相信他们所喜欢的一切,包括非理性的信仰。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谁都有非理性的信仰。我们无法逃避。如果走出这道门,我相信肯定有路。我能证明吗?你知道,如果我稍加注意,就可以看到地上有路,但是我无法证明。实际上,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证明任何东西。科学不讲证据,只讲结论。如今进化理论大行其道,很多都是胡扯。一切都只是理论而已,包括经典物理学!如果你想证明,得去搞算术;算术要做各种各样的证明。但是你得首先定义公理。在科学领域你是要去发现,科学没有证明的观念。

“如果你想证明,得去搞算术;算术要做各种各样的证明。但是你得首先定义公理。在科学领域你是要去发现,科学没有证明的观念。”

关于无神论

17世纪或者5世纪,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可能会受到知识分子们的尊重。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无神论者,我得首先问清楚他具体指什么。究竟哪些东西我不能相信?如果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他我是不是无神论者,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诺斯替教关于希腊众神的说法完全不合逻辑。诺斯替教完全没有探讨外皮质的问题[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外皮质无关]。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何谈信与不信?有很多东西人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在理论上又是可以假定存在的,即便在最基本的科学上也是如此。可能宇宙中的能量有90%被称为“暗能量”,因为谁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科学所探索的问题非常困难。不能低估了进化理论,它是非常好的学术进步,但是,当人们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时候,进化论无话可说。它甚至根本不提这回事。他们只讨论生物是如何进化的。

“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无神论者,我得首先问清楚他具体指什么。究竟哪些东西我不能相信?如果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他我是不是无神论者,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没有交叉的两个王国

斯蒂·古德(Steve Gould)是我以前的朋友,但是他的很多观点我不敢苟同[他认为科学和宗教是没有交叉的两个王国]。不过,科学和宗教是不可通约的。我的意思是,宗教告诉你“这是你应该相信的”。犹太教有点不同,因为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关于信仰的真正宗教。它是一个关于修行的宗教。如果我去问我的爷爷“你信神吗?”他会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可是极端传统的东欧犹太人。你只需按照那些修行方式去做就好。当然,你可以说“我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但是那并非宗教的关键所在。宗教的核心在于你所从事的修行实践。当然,在这些修行背后有一个信仰系统,但是,那不是对世界的描绘。它只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你可以实践你的修行,这些修行被视为恰当的行为。

“当然,你可以说“我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但是那并非宗教的关键所在。宗教的核心在于你所从事的修行实践。”

关于整体论的世界观

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只有直接的体验。其它任何动物也是一样,它们会有某种体验。一只蜜蜂眼中的世界和我们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和我们是不同的生物。其它的生物只能生活在它们自己的经验世界当中。据我们所知,人类在生物界中有些特别,因为我们可以反思。也就是说,我们试图理解自己体验之外的东西。

要理解体验之外的东西有很多种方式:有一些被称为神话,有一些被称为巫术,有的被叫做宗教。科学也是其中之一——它是一种我们试图理解我们的体验,组织我们的体验的形式。如果可能的话,它依靠证据、前后一致的论证、有些解释性深度的原理。并且这种探索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极为成功。它有自己的范围和局限。这些局限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

实际上,如果你认真去看科学史的话,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对当时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激烈的挑战。我的意思是说,伽利略、笛卡尔和古典科学家们,假设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只需要思考世界就可以理解。

牛顿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证明世界是不可以理解的。牛顿说没有机器,世界不是一架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机械的。他完全不相信机械,实际上,他觉得自己早年的研究工作是非常荒谬的。但是毕竟是他证明了世界是机械的,所以他用余生来推翻自己的证明。后来,其他的科学家也这么做。我的意思是说,通常认为牛顿赶走了精灵,留下了机器。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牛顿赶走了机器,留下了精灵。

随着时间的流逝,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科学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科学不再试图证明世界是可知的,我们开始承认世界不是可知的。但是我们只能说“啊,你知道的,很不幸地它就是有效。我不能理解原因,可它就是有效。”于是科学的目标从证明世界是可知的——其实是不可知的,变成了去证明关于世界的理论是可知的。也即是说科学成了:对可知的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对实在的某些方面进行解释。

科学家们往往不会去研究现象世界,所以他们做实验。我们的现象世界太复杂。如果你把窗外发生的一切录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面对对这段录像会一筹莫展。所以,你只能去找极为简单的事件——所谓做实验——在实验中你要尽可能排除你猜测可能和主要规律没有关系的情况。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能从那里走多远——实际上走不了多远。

当人们讨论科学告诉你关于人的什么事情时,多半是一个笑话。可是,我认为宗教也不能告诉你什么。所以,根本不是说科学在取代宗教的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好取代的。

“通常认为牛顿赶走了精灵,留下了机器。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牛顿赶走了机器,留下了精灵。”

 

科技新闻

富有革命精神的头脑

从语言学到大众媒体,一个人的观念已经改变了社会。

诺姆·乔姆斯基的研究并非没有争议,甚至他的很多早年的学生都对他质疑。但是他的观念在很多领域激发了人们的思考。

乔姆斯基以开启了心理学的认知革命而著称。他提出人的大脑有一个深层结构,因此人可以学习任何一种语言。他提出一种假说,引发了神经科学中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他相信人脑的深处存在一种普遍的人类语法,可以建立数学模型。这刺激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们和乔姆斯基一样,都在努力建立一种关于人心的数学模型。

《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与爱德华·赫曼合著)是乔姆斯基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在这这本书中,他说大的公司运用大众媒体这种宣传工具,限制了那些他们认为会影响其利益的观点。很多草根阶层的组织现在努力促进信息的交流,使之更加民主,特别是运用互联网这种手段。

尼尔斯 K. 金恩(Niels K. Jerne)是1984年医学与生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说他关于免疫系统的研究部分地奠基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在作领奖发言时,金恩说,巨大的免疫系统仓库不再是一些单词构成的词表,而成了句子的一个词素,它可以对免疫系统所可能遇到的任何抗原所组成的句子进行反应。

尼姆·齐姆斯基(Nim Chimpsky)是一只大猩猩,它学会了美国手语,死于2000年。尽管乔姆斯基曾经说过他反对让类人猿学习人类的语言,可这只大猩猩的名字还是根据诺姆·乔姆斯基的名字取的。

——迈特·东尼利

原载《世界文化论坛》2006第22期

 

2007 / 01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