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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源观的词预设

——西方语言学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肖娅曼 黄玉顺

(四川大学  成都610064)

 

[  ] 现代语言学隐藏着一个严重危机,那就是其一般语言观与其语源观之间的致命矛盾,即其“符号价值系统”观与其实际上的“分类命名集”观的矛盾。传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来自古希腊的语源观的词预设:语言的初始样态是词。现代语言学虽然反对分类命名集观,但当他们确认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的时候,事实上是通过无意识的语源观承诺而接受了古希腊的语源预设。这样的预设意味着对现代语言学“符号价值系统”观念的否定。

[关键词] 语言  语源  语言的初始样态  语源观的词预设  语源观承诺

 

西方语言学在20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乃至成为了“人文科学中最先进”的“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皮亚杰语);然而同时,其中深藏着的一个由来已久的重大问题至今仍然隐而不现,这个问题就是语源观上的一个从来没有被意识到、更遑论被证明的预设:语言的初始样态、或语言的源头,就是词。这个“语源观的词预设”可谓自古希腊直到今天的西方语言理论中的一个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它可能使已经发育得肢体健壮的西方语言学有朝一日陷入灭顶之灾。

这里所说的“语源”是指的语言的源头。此“源头”(source)并不是说的语言的“起源”(origin),而是说的语言的初始样态,通俗地说,就是指的最初的语言(而不仅仅是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起源”问题,其实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的源头,这是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的问题,即关于“何物”或“什么”(what)的问题;二是语言的起因,这是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初始样态的问题,即关于“为何”(why)的问题;三是语言的形成,这是关于这样的初始样态具体地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过程而形成的问题,即关于“如何”(how)的问题。通常所谓“语言的起源”问题实际是将上述问题都包含在内的,它表述的其实是语言的产生问题;而本文所说的“语源”则仅指第一方面、亦即语言的初始样态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不仅如此,它们之间还具有一种“奠基”关系:起因、形成方式问题必须以源头问题为其前提,亦即:如果要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言初始样态、这样的初始样态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而形成的问题,首先就必须确认这个初始样态本身。如果尚未讨论这个语源问题,就直接讨论语言的起因和方式问题,那就意味着未经论证地事先预设了语言的初始样态。

然而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从未真正有过明确的关于语源、亦即语言的源头的讨论,即从未有人明确提出过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的问题。换句话说,古今中外关于语言起源的讨论,都建立在某种隐蔽的“语源预设”的基础之上。这个语源预设就是:语言是词的集合;甚至可以这样说:语言的源头、即其初始样态就是词。人们习焉不察、不假思索地将这个未经证明、甚至根本没有被觉察到的预设执定为一种信念。结果,对语言起源的研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被置换成了对词源的研究,并且几乎完全是关于词的起因和词的音义结合方式的研究。

尽管并未获得明确的表达,而仅仅是一个尚未被意识到的隐蔽预设,但实际上,从古希腊起、一直到20世纪的语言学理论,人们一直都持有这样的语源观:词是人类语言的初始样态。尽管20世纪的语言学理论都坚信,进行共时的语言研究“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1],更与语言的起源问题无关,然而它们事实上都有自己关于语源的承诺,而且其隐蔽的语源预设也都是一种来自古希腊的语源观——词预设。这是因为:纵然没有关于语源问题的明确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语源观,恰恰相反,语源观乃是任何一种语言研究的前提,我们称之为“语源观承诺”,即:对语言初始样态的起因、形成方式的任何讨论,自然都必须以对这个初始样态本身的认定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语源观乃是语言学的隐蔽的基石。

因此,一种完善的语言理论,其一般语言观与其语源观应该是统一自洽的。如果语言观与其语源观自相矛盾,这种语言学理论就隐藏着致命的弱点。而不幸的是,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情形正是如此。当其隐微的语源预设终于明白无误地呈现于我们的意识之中时,一个重大深刻的矛盾也就赫然揭露出来。我们知道,反对“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认同“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这是20世纪语言学理论与传统语言学理论之间的分水岭。[2] 那么,假如语言的初始样态是一个个孤立的词(语源观的词预设),那就必然导致传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然而这恰恰是与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势不两立的!

自索绪尔以来的20世纪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价值系统”,即索绪尔所说的符号与符号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规定的“纯粹的价值系统”[3];而与此相对,传统语言学则认为,语言是孤立的一个个词的集合,这被称为“分类命名集”语言观。

这种传统语言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往往是以词源研究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德谟克利特最早提出了“感叹说”,认为语言产生于表示感叹的音节、即感叹词。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被认为是古希腊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著名文献,文中记叙苏格拉底与克拉底鲁和赫谟根尼之间的讨论:“名称”是“约定俗成”的(约定论),还是“自然”地“表示事物的性质”、即名称是由模仿而来的(本质论)?[4] 讨论的方式,是通过对“名称”、即古希腊语的词的分析而追溯其词源。这样的讨论其实已经预设了:语言的初始样态是“名称”(名词)。他们不仅将语言的产生直接与词源联系,词被直接视作语言的源头或语言的初始样态;而且所讨论的其实是词的起因(模仿说/感叹说)和词的产生方式(约定论/本质论),而不是语言的源头问题。这表明古希腊人预设了如下的语源观:再没有比词更原始的语言样态了,词就是语言的起始点。

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历史上后来又有所谓“本能说”、“劳动说”等各种观点提出,这些观点也都是关于词的起因的看法。因此,自古希腊始,人们所感兴趣的“语言的起源”问题,实际上都是指的词的起因和产生方式的问题;并且两千多年来对于语言起源问题的关注焦点始终是在“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5],即始终是将词预设为语言的初始样态,而“感叹说”、“本能说”、“劳动说”等都只是关于词的起因的不同观点而已,所涉及的是哪一类词(感叹词、名词、还是动词)先出现的问题。这就正如卡西尔在评述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时所说:

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我们就必须追溯到语词的起源。我们必须从衍生词追溯到根词,必须去发现词根,发现每个词的真正的和最初的形式。根据这个原理,词源学不仅成了语言学的中心,而且也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石[6]

哲学家明确意识到词源问题是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基石,这一点含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正面意义是:假如词源问题就是语源问题,那么这就肯定了语源观对于语言学的根本意义,也正因此,哲学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一直不断。但这里的“词源问题就是语源问题”这个“假如”却是成问题的,暴露出其“语源观的词预设”,这就是哲学家的“基石”意识的负面意义。

随着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并取得巨大成就,语言学开始从哲学那里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从此以后,语言学几乎再也没有对语言的起源问题发生过兴趣。[7]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全部兴趣是在语音的演变上,它通过广泛详尽的语料对比,发现各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建立起世界语言的谱系,并试图构拟世界各语言的“原始母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所要构拟的原始母语是纯粹语音系统的,与哲学家关注的语言的起源问题没有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学刚刚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其兴趣自然在哲学不可能关注的语音、及其与语言谱系的关系这一新领域;另一方面,历史比较语言学具有典型的经验主义性质,它以语料为依据,以观察和比较为研究方法,因而在历史比较语言家看来,18世纪五花八门而又缺乏依据的论述毫无科学依据,以致1866年巴黎语言学学会宣布禁止讨论关于语言起源的议题。到了现代,索绪尔更提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8],强调共时语言系统的研究,语言学从此更加明确地搁置了语言的起源问题。此后直到今天,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乃至成为了禁区。然而上文已经说过,语言学的语源观事实上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一般语言观需要语源观承诺。

索绪尔以批判传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提出自己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而开启了语言学的新时代。[9] 但这一思想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与之相一致的关于“语言的基本单位”的恰当观念上,就会导致背离自身。语言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按理说,对于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来说,语言的基本单位绝不会是孤立的词。这也将意味着一种语源观:词并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但索绪尔理论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它的真正确立,除非有与之相适应的语源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在批判分类命名集观的同时,批判传统的语源观的词预设。但是,索绪尔并没有批判传统的语源观,而是试图干脆悬置语源问题。然而语源问题是不可能真正被悬置的,它只会以语源观承诺的形式隐藏起来,并且必然以语言的基本单位的形式出现于语言理论体系之中。任何语言理论体系的底层就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概念,而在选择语言基本单位的同时也就选择了自己的语源观。

索绪尔虽然强烈主张共时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系统本身,即“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10],但他在批判分类命名集观语言观时,却是从一般语言观(共时)和语言符号的起源问题(历时)两个方面展开的。在共时的一般语言观上,索绪尔反对将语言归结为“一种分类命名集,即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11];他提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12],语言系统中的任何单位“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13]。这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一种历时的关于语言起源的语源观,索绪尔事实上揭示了:理性主义的分类命名集观所隐含的语源观是:语言就是给“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14] 贴标签的产物。那么同理,经验主义的分类命名集观所隐含的语源观则是:语言是给“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事物贴标签的产物。这种语源观不仅预设了语言的初始样态是词,而且认为词产生的方式是:词出现前,事物或概念已经预先现成存在,语音形式也已预先现成存在,词的出现就是用既有的语音形式贴在既有的事物或概念上、即所谓“贴标签”。对此,索绪尔批判道:“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声音也不是像一个个“模型”,准备好“为思想提供所需要的能指”,使“思想非配合它的形式不可”。[15]

不仅如此,在《教程》的《语言的价值》一章中,索绪尔一开始就是从语言之起源或产生的角度正面阐述语言成为纯粹价值系统的原因的,他说:

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 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16]

这就是说,语言符号产生之前,无论思想、还是声音都是“浑沌”的“浑然之物”,也不存在界限分明的事物、概念;语言符号的产生就是任意地创造所指(语义)和能指(语音)并使它们任意地结合,从而形成界线分明的概念、事物。这一反一正的两点,前者动摇了分类命名集观的基础,因为如果语言产生前根本不存在现成的事物或概念,语言就不会是贴标签式的逐次出现的词的集合;后者则正面从语言的产生方式这一角度解释了符号为什么是价值系统的原因:所指(语义)和能指(语音)、乃至整个的个别符号都不是积极要素,而是被系统所规定的消极要素。

然而,从索绪尔的有关论述来看,他主要是讨论的语言的产生方式;但前文已述,语言的产生方式是以对语言的初始样态的确定为前提的,而索绪尔却直接进入了语言产生方式问题,可见他也像古希腊人一样,事先已有了关于语言初始样态的某种预设。那么,这是怎样一种预设呢?索绪尔谈到,语言符号产生的同时就“制定”了“它的单位”,这个单位是什么呢?

在上引“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后,索绪尔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按照第31页所规定的意义把语言叫做分节的领域:每一项语言要素就是一个小肢体,一个articulus,其中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一个声音就变成了一个观念的符号。”[17] 从这段话看,所谓“语言形成时制定的单位”,也就是“语言要素”;而这个“语言要素”也就是“符号”——“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的符号。索绪尔所谓“符号”的含义是清楚的,他在《语言符号的性质》一章里界定说:“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18] 这也就是“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的“符号”概念。这里,索绪尔其实是在有意识地避免“词”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孤立意味;而如果考虑到聚合关系(如在语义场中),我们其实也可以径直称“符号”为“词”。事实正是如此,索绪尔为了便于论述和使人理解,也常常使用“词”这一术语来表示符号之意。

因此,有一点已经很清楚:索绪尔所说的共时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基本单位“符号”,就是在语言的起源、亦即历时意义上的“语言形成时制定”的初始“单位”。这再次证明了:一般语言观总是蕴涵着语源观;语言的基本单位就是语言的初始样态。

应该说,索绪尔的语源观与古希腊的语源观确实有所不同:索绪尔认为作为符号的“词”不是一个一个孤立地产生的,而是同时产生了一个词的聚合系统,每一个“词”的含义不是被先于它的外来的事物或概念所决定,而是被系统中别的词的含义所规定;古希腊哲学家则认为,词是按贴标签的顺序一个一个先后分别产生的,词的含义来自语言之外的“事物”或“概念”。但是,这样一来,索绪尔所认为的历时的语源“单位”就与语言的组合关系、即其语法结构无关,而仅仅与聚合关系有关了。那么,我们要问:这种纯粹聚合关系的“单位”、“符号”或“词”的观念,跟传统的分类命名集的观念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换句话说,在语源问题上,语言是词的集合,与语言符号系统是语言基本单位的聚合,这两者之间有何实质性的分别?

索绪尔的理论中,最根本、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思想就是其“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观念。然而按照这样的观念,符号作为“纯粹价值系统”的基本单位,应该同时与聚合系统和组合系统互相联系、互相规定。但是我们看到,无论就符号的产生、还是就其在符号系统中的关系而论,索绪尔都只阐述了符号价值关系的聚合方面,而未涉及组合方面。然而,如果语言形成时所制定的初始“单位”不与组合关系相联系,就不能从语源上解释这样两个重要问题:语言的组合结构从何而来?从而,语言为什么是“纯粹的价值系统”?更严重的是,索绪尔的语源观和语言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冲突:其语言观是“纯粹的价值系统”(聚合系统-组合系统),而其语源观却仅仅是聚合系统(实质上仍然是语源观的词预设)。

索绪尔之所以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就因为20世纪之后的所有语言学理论,无论相互之间多么不同甚至矛盾对立,都秉承了他所确立的现代语言学的共同特征:反对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认同语言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而本文将指出的则是:所有这些语言学理论也同时都秉承了索绪尔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即都存在着同样的内在矛盾——其语言观与其语源观之间的矛盾。

(一)美国描写结构主义

美国学术的哲学基础主要是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描写结构主义语言观也建立在“刺激—反应”模式的基础上;其理论追求和研究方法是只作“机械”的“描写”,决不作“心灵主义”式的“解释”[19];凡不能被观察和验证的研究,都被视为不科学。因此,语言的产生问题也因其不可观察而当然成为禁区,“描写一种语言”“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20]。所以,与索绪尔的主张一致,美国描写结构主义也只研究共时语言系统本身。

但是,主观上以为“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是一回事,实际上是否持有一种语源预设则是另一回事。例如,描写结构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一项理论贡献是“直接成分”理论。“直接成分”概念是布龙菲尔德为了描写与印欧语迥然不同的美洲土著语而提出的切分方法中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概念。这种切分法对一串语音(美洲土著语没有文字)即语言结构每次进行二分,直至无意义的音位组合,二分所得到的单位即互为“直接成分”。切分的目的是要找出语言的基本单位及发现它们组合的方式,以便将所有切分到的基本单位组合成各级语法结构。切分出的最小的、并能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直接成分,就是基本的语言单位——词、或“自由语素”。以切分出的这种直接成分为依据,可对语法层级系统进行全面描写。

这种“直接成分”观念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索绪尔提出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构想,但真正在语法学上将结构主义思想落实为语法的层级观念的,是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然而在我们看来,也正是描写主义语言学最终走向了结构主义的反面。上述“直接成分”概念,实质上意味着这样一种语言观:任何一个语言结构都是由下一级的语言单位两两组合而成的(所以这两个单位才互为直接成分),而最简单的语法结构是由两个基本单位(自由语素、即词)组合而成的。这种“组合观”从本质上讲,正是索绪尔所批评的:不是“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来认识所分析出的单位,而是“从各项要素着手,把它们加在一起”构成系统[21],亦即立足于孤立的基本单位的加合,而不是立足于“由系统发出的价值”[22]。因此,按这种组合观,语言的基本单位就不是被系统规定的“价值”,语言系统也就不是纯粹的价值系统。既然如此,描写结构主义也就不仅谈不上完成索绪尔未完成的批判传统语源观的任务,反倒在实质上保留了古希腊的语源观的词预设。

(二)功能主义

欧洲的功能主义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系统是由这样几个层次构成:语境-语义-词汇/语法-音系。其中,语义层次的描写对象包括语言的潜在意义,这些意义由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构成,而这个网络系统的初始点则由概念(ideational)、交际(interpersonal)和话语(textual)三大部分组成。词汇/语法层次是描写句子使用的词语和词语排列的问题,以体现语义层次的输出。

系统功能语法的创新点在于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交际何以可能和怎样实现等方面;就语言系统本身讲,它关注的是语篇、句群、语句、小句、词组。但是,系统功能语法尽管几乎不像传统语言学那样讨论词和词法,却仍然以词为基本单位,这一点与传统语法并无不同。比如,从语义层次看,“概念”是意义网络系统的初始原点,是语言“交际”和“话语”的前提,而体现基本的“概念”的就是词。至于词汇/语法层次,更是直接以词为基本单位,因为语法是词语排列的规律,而“词组是词的扩展”[23],词组也好,短语也好,句子也好,都以词语的预先存在为前提,没有词的预先存在,就谈不上词和词的组合(词组),更谈不上句子了。

由此可见,系统功能语法仍然是一种词预设。就其语法观念而论,它基本上是继承了传统语法,词仍然作为概念的载体,成为组成复杂概念(词组)和命题(句子)的基本单位。因此,这种只从共时角度关注语言社会功能的系统功能语法,在不经意之间仍然让古希腊的语源观的词预设隐藏在其语言理论的底层。

(三)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提出,改变了美国描写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自1957年《句法结构》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乔姆斯基的理论尽管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中,迄今已经提出的理论可以粗略分为经典理论、标准理论、扩展的标准理论、最简方案等多个阶段,但都越来越明确“人类的语言只有一种运算系统和词库”[24]。这就是说,普遍语法的结构由运算系统和词库两部分构成;换一个说法,语言机制生成语言,是依靠两个系统,即词库和运算系统。

不难看出,乔姆斯基所说的构成语言的这两个部分,无论就哪个部分看,都隐含着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的观点。词库属于记忆系统,词库里储存着自由语素(词根)等,以备构成语法单位用。运算系统(computational system)也叫操作系统,其职能是把小的语言单位组成更大的语言单位。操作系统的第一个程序的第一个阶段是投射(projection),而投射必须符合X-标杠模式。所谓X-标杠模式是关于人类语言怎样把单个词项排列组合成层次结构的结构方法或句法技术,也可以说是怎样一步步生成言语的程序模式。“投射”的起始点就是词库向句法操作系统输出一个词,由这个词作为中心语,投射成一个“含有自身”的短语结构,即投射成一个含有X自身和一个“空位”的结构。然后进入下一程序“填位”,即将另一个词填入“空位”中作附加语。带一个附加语的X标示为“一杠”(也称“一阶”),接下去再根据运算系统的操作原则逐次进入下一级的操作,最后生成各种语句。词库向语法投射一个词是生成语法的第一步,这一点表明了生成语法也是以词为起始点的,语法结构是由词而词组而语句的生成过程。

如果有人将语言的这种生成观直接转换为语言的历史发生观,亦即指出,生成语法这种犹如种子发芽、分支的语言生成过程,犹如语言的历史发生过程,那么,这种说法可能会遭到反对;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事实上正是如此的:它实质上并不是柏拉图“理念世界”式的先验理性主义,而是有着生物进化特质的遗传学基础的,亦即具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性质。乔姆斯基实际上认为,从发生学角度看,最初先有某种简单形式(如“一阶”)和程序,而后被遗传保存下来,进而逐渐进化为现在这样的有着复杂形式和复杂程序的“普遍语法”。这样一来,生成语法的共时的“生成”过程,又怎能避免历时的发生学意味呢?由此看来,生成语法不仅因词库的存在、以及操作系统以词为起始点而隐含着语源观的词预设,而且甚至暗示了一种语言发生观,形象地表现出语言怎样由初始样态的词演变成复杂结构的词组和句子的具体方式。

(四)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法认为,生成语法提出的概念不可观察、不可验证,不能作为研究的依据;应该以已有心理实验基础的一般心理学或者认知科学的基本内容为认知概念和规则的依据。认知语言学的创新点不在语法方面,而在所谓“概念”结构与认知的关系上,认为人类语言在结构上对应于以下范畴:1.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2.外部世界(the world);3.知识系统(knowledge system)。认知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和心理学在理解人类概念结构方面的一种统合,即从经验主义的认知角度来对语法范畴和语法结构进行解释。[25] 然而不难看出,作为认知语言学基本语义单位的“概念”,其实就是词;以“概念”为基本单位,就是以词为基本单位;所谓“概念结构”体现为语法单位时,就是由词组成的语法结构。这就表明,认知语言学仍然隐含着“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的观点,亦即仍然以古希腊以来的语源观的词预设作为理论的底层。

综上所述,现代语言学正面临着新的严重危机,这就是其“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与其实际上所具有的“分类命名集”语源观之间的深刻矛盾。尽管现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可以说都结构主义的,但所有这些反对分类命名集观的理论其实都隐含着分类命名集观的种子,从而确信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单个的、或者至多只有聚合关系的词。以这样的词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其实是不自觉地秉承了古希腊以来的语源观的词预设: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

但是,正如尽管生物学的基本单位是细胞,而生物史上最初的生物样态也正是单细胞生物,然而这种单细胞生物却不能被视为细胞、也不能被叫做“细胞”;同理,尽管语言学的基本单位是词,而语言史上最初的语言样态也正是某种类似词的东西,然而这种类似词的东西却不能被视为词、也不能被叫做“词”。但生物学对此是明确的,而语言学对此却从未明确。

参考文献

[1]柏拉图:《克拉底鲁篇》,《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乔姆斯基:《句法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6]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7]徐林:《Halliday功能语法导论〉第六章〈词组和短语〉介绍》,《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2期

[8]龚放:《乔姆斯基最简方案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外语教学》1999年第2期

[9]戴浩一:《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1期

[10]崔希亮:《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

[11]肖娅曼:《纯粹任意性原则与纯粹的价值系统——纪念〈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90周年》,《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2]肖娅曼:一种理性主义对另一种理性主义的批判——索绪尔关于语言的“价值系统”观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2期

Word-Presupposition of the Outlook on the Source of Language:

Achilles’ Heel in Western Linguistics

by Xiao Yaman

Abstract: In modern linguistics there is a hidden crisis which is a fa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general outlook on language and its outlook on the source of language, that between the view ‘value system of signs’ and the view ‘a collective of taxonomic nomenclature’ in fact. The outlook of ‘taxonomic nomenclature’ came from the word-presupposition of the outlook on source of language in ancient Greece, which regarded the initial type of language as word. Although modern linguistician deny the idea of taxonomic nomenclature, yet they have in reality accepted the presupposition of source of language from Greece through an unconscious promise of outlook on source of language when they hold that basic unit of language is word. Such presupposition means to deny the idea ‘value system of signs’ of modern linguistics.

Key Words: Language; Source of Language; Initial Type of Language; Word-Presupposition of the Outlook on Source of Language; Promise of the Outlook on Source of Language


 [作者简介] 肖娅曼(1958—),女,成都人。语言学博士。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玉顺(1957—),男,成都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页。

[2] 参见肖娅曼:纯粹任意性原则与纯粹的价值系统——纪念〈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90周年》,《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8页。

[4]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5]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6] 卡西尔:《人论》,第145页。

[7] 法国的奥托·叶斯柏森应是唯一专门论述过语言产生问题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的进展》(Progressin Language,伦敦,1894年)和《语言及其性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伦敦/纽约,1922年)中认为,在真正的语言产生前,先出现“表达情感的喊叫或悦耳的乐句”,“通过将发音作名称使用,最初一直是各种无意义的声音的混合体,就突然成了思想的工具”。叶氏仍将词的出现等同于语言的出现,在认为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上,与前人并无不同。

[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23页。

[9] 参见肖娅曼:《一种理性主义对另一种理性主义的批判——索绪尔关于语言的“价值系统”观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0]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8页。

[1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0页。

[1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8页。

[1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3页。

[1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0页。

[1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7页。

[1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7-158页。

[1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8页。

[1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2页。

[19]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九章《意义》。

[20]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21页。

[2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9页。

[2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3页。

[23] 转引自徐林:《Halliday功能语法导论〉第六章〈词组和短语〉介绍》,《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2期。

[24] 龚放:《乔姆斯基最简方案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外语教学》1999年第2期。

[25] 崔希亮:《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

 

2009 / 02 /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