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语  言  研  究  专  业  网  站

返回首页

主持人 : 肖娅曼

加入收藏

语言学总论 | 理论语言学 | 应用语言学 | 语音学 | 语法学 | 语义学 | 语用学 | 语言哲学

 = 汉语总论 = 上古汉语研究 = 中古汉语研究 = 近代汉语研究 = 现代汉语研究 = 肖娅曼主页 =

 

原初“是”的浑一性

——沈子簋之“是”与代词说和形容词说

(原载《汉语史集刊》第10辑)

肖娅曼

 

  最古一例“是”见于西周早期沈子簋“懿父(乃)是子”。对此“是”裘锡圭认为是指代词,蘭认为,“是子”与“懿父”相对,“是”为形容词。代词说与上下文不符,且“是”不能被“此”替换;形容词说虽与上下文相符,但与形容词“是”出现时代不符。本文认为:此“是”为肯定义素和指代义素统一于一体的肯定性指代词。它是后来各种“是”和系词“是”的源头。对原初“是”认识的困难是因为今天指代模式的制约。

关键词沈子簋 指代模式

 

系词“是”的来源成因一直存在许多疑团。由此产生的“代词说”和“形容词说”(后者包括副词说),前者能够从形式上给予解释,却不能在语义根据上令人信服;后者能够在语义根据上给予解释,却没有材料的支持。一方面,系词来源于“是鲁孔丘与”[1]一类“是”,从形式上表明,系词“是”与指代词“是”有承接关系;另一方面,系词隐含确认义,从语义上显示,系词“是”与表示肯定的形容词“是”有内在联系,即:

指代“是”       正确“是”

语法  \    /  语义

系词“是”

学者们或持左方立场,或持右方立场,半个世纪来,争论未有结果。

    根据今天的语言观,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只能是不同的词。所谓不同的“是”,即指代“是”和形容“是”仅仅偶然语音和字形相同,因而既不存在共时的内在联系,也没有渊源关系或共同来源。虽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对此无庸置疑,可系词“是”在来源上,却表现出与上古指代“是”和形容“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正因为无法解释这种奇怪的相互抵牾,系词来源的有关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如果我们向上追溯,直到最初产生的“是”,我们会发现,它们并不相互抵牾,而是以一种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方式统一于一体。

  最早出现的“是”

    “是”最初出现时的语义语法性质怎样,对认识上古所谓指代词“是”与形容词“是”的关系有重要作用,尤其对认识系词前身与系词的关系非常关键,而探讨这些问题,是以“是”的材料的原初和可靠为基础的。

    在反映商代语言实际的甲骨文和《尚书·盘庚》中,“是”字还没有出现。就现有资料看,“是”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西周金文中,仅见4例“是”,沈子簋、毛公旅鼎、毛公鼎、虢季子白各见1例。《周易》古经中有2例,西周初年的《诗经·周颂》中有3例,被公认是西周作品的十余篇《今文尚书》中,也仅见几例。裘锡圭先生说:“是”字始见于大约作于周昭王前后的沈子簋。”[2] 沈子簋大约是西周开初六七十年的器物,[1] 上面出现了“是”。既然商代甲骨文中不见“是”字,西周早期金文中开始出现“是”字,而全部西周文献中,无论是西周金文,还是《易》《诗》《书》的西周材料,“是”的出现率都很低,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是”字大约出现于西周初年或殷周之际。

    西周的“是”就是原初“是”,沈子簋中的那例“是”就是最古老的“是”例,本文将考察的就是这首例原初“是”。在此之前,先概述一下其他原初“是”的有关情况。虽然《尚书》中有十余篇被公认是西周作品,但因其中混有伪文,这些材料只能撇开。下面是西周金文、《周易》古经、《诗经·周颂》中全部9 例“是”:

懿父(乃)(沈子簋)

无唯正昏,弘其唯王智,乃唯丧我或(国)。毛公鼎)

濡其首,有孚失(《易经·未济》)

用寿考。(毛公旅鼎)

用左(佐)王。(虢季子白盘)

时纯熙矣,用大介。(《诗经·周颂·酌》)

不显成康,上帝皇。(《诗经·周颂·执竞》)

喤喤厥声,肃和鸣,先祖听。(《诗经·周颂·有瞽》)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谓灾眚。(《易经·小过》)

    九个原初“是”中,前三例至今是谜。至于剩下的六例,虽然一般认为是指代词,但实际情况是,它们当中,只有《易经·小过》“是谓灾眚”之“是”的语义语法性质明确清楚,即为作主语、起指代抽象事物作用的指代词。其余五例原初“是”,即使是持指代词意见的学者也注意到,它们像指代词,可又有几分不像。尤其是上古数量最多的“X是V”格式中的“是”,有学者甚至认为是系词。[3] 所以,这五例原初“是”的性质,实际也并不清楚。

    《易经·小过》“是谓灾眚”之“是”,其语义语法性质虽然明确清楚,但未必真是原初“是”。因为,在西周乃至春秋金文的全部近30例“是”中,没有一例这样用的“是”;《诗经》中不仅《周颂》,就是《雅》《颂》全部近70例“是”也没有这种用法;《尚书》除后儒所补《洪范》中有“是之谓大同1例外,其余全部30例“是”也都没有这种用法。所以,“是谓灾眚”中“是”的这种清楚的指代词用法,可能已经不是原初“是”的用法,而是稍后的用法,即“是谓灾眚”一句很可能是误将传文当作了经文。

因此,不只是沈子簋等三例原初“是”,所有原初“是”的性质,实际都不清楚。正因为作为源头的“是”性质不清,系词“是”的来源成因等问题才疑云重重。而要消除这些疑团,就必须从源头上着手。西周文献中全部8例“是”,对研究原初“是”非常重要,而沈子簋中这例“是”因其确凿可靠和时代最古老,更具有其它材料无法比拟的价值。

  沈子簋之“是”与“代词说”和“形容词说”

沈子簋之“是”因其确凿和最古而至为重要,但也因此最为棘手。虽然此例“是”处于上下文中,但对它的语义语法性质,仍使学者们深感困惑,一般对它采取存疑不论的态度。例如,台湾《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沈子簋释文中,就没有提及这个“是”。[4] 就整个上古的情况看,“是”的意义用法复杂,《汉语大字典》列出20个义项,[5] 其中主要用法有:①形容词,正、直;②名词,法则;③动词,匡正、订正;④形容词,对、正确;⑤动词,肯定;⑥副词,真实、实在;⑦指代词,表示近指,确指等。可沈子簋的这例“是”,无论讲成哪一种,例如指代词、形容词、副词,亦或动词,都难讲通。

虽然很少有人专门讨论原初“是”的性质,但就对系词“是”来源成因的争论中表现出的观点看,可以说对原初“是”有两种观点:代词说和系词说。[2] 绝大多数学者持“代词说”,但即使持“代词说”者,也不能肯定这例“是”就是指代词。例如,裘锡圭先生也只说“似指作器者自己”,[6] 并没肯定此例“是”一定是指代词。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此例“是”“似”指代词,上古早期所有的“是”都有这个问题。对西周春秋金文和《书》《诗》中“X是V”式中的“是”,虽然今天一般认为这类“是”为表示复指的指代词,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实际上没有“是”,这类结构的语法关系更紧凑,而况这些“是”都不能被“兹”“此”等指代词替换。所以,它们虽有几分像指代词,又不完全像。沈子簋这例“是”比“X是V”式中的“是”似乎更不像指代词。

尽管一般对此例“是”存而不论,却有两位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是上面提到的裘锡圭先生,另一位是唐蘭先生。有意思的“是”,两位先生对初例“是”的观点竟然也可概括为“代词说”和“形容词说”。

为了解两位先生的看法,本需介绍沈子簋全文,但鉴于金文再现困难,这里只引“是”出现的末尾一段。下面的引文转引自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7]:(引文空白处的文字见打印稿)

也唯福,用水[]霝[命],用妥[]公唯  []。也用褱[]   [  ]我多弟子我孙,克又[有][型]   []亚欠[懿][乃]是子。(沈子簋)

“沈子”是沈国的子(爵位),沈子簋中的沈子名叫“也”,引文开头的“也唯福”的“也”即沈子名。对“亚欠(懿)廼(乃)是子”中的“是”,裘锡圭认为“是”“似指作器者自己”,即作指代词;认为“‘是’当读如‘忯’,《说文》:‘爱也’”,即作形容词。将“是”讲成指自己的代词有三个问题:第一,于文意不通;第二,上古“是”的用法虽然纷繁复杂,但没有指代自己的用法;第三,这个“是”不能用其他任何近指代词替换。但是,裘锡圭先生这个意见又与上古“是”的总体情况相符。概括说来,裘锡圭先生是从“是”最初为指代词的观点出发的,而唐蘭先生是从铭文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出发来判断此例“是”的。我们认为,二位先生各自抓住了此例“是”的部分特点,此例“是”的确是一个指代词,但它指示的是美德。

首先,“‘懿’作‘亚欠,与班簋匡卣(yǒu)同”,[8] 对此,学者们看法一致,裘锡圭在文章里就直接引作懿父(乃)是子”。“迺”即“乃”学者们也无异议,但“乃”为多义词,此处“乃”是何义?蘭认为:“此处作‘與’字讲。”并论证说:“《大戴礼记·诰志》:‘物乃岁俱生於东’,‘乃’当训‘與’。”《汉语大字典》“乃”字下也有“连词,表示并列关系”一义项,也举《大戴礼记》此例,并引孔广森补注:“言万物与岁俱起于春。”这样讲,“懿父”和“是子”就是并列结构,“父”与“子”相对,“懿”与“是”也相对。“懿”为美或美德之义,这里作形容词;对与“懿”相对的这个“是”,唐先生也看作形容词。

他认为:“‘是’当读如‘忯’,《说文》:‘爱也’。”上古“爱”有形容词仁爱之义。《广雅·释诂四》曰“仁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家大人曰:爱即仁也,谓子产之仁爱有古人之遗风……”[3] 所以依唐说,“是”为“”,“忯”为“爱”,“爱”为“仁”,即“是”为“仁”。因此,唐先生是将此例“是”看作形容词的。

虽然从时间上看,“是”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但“爱”字出现稍晚,“仁”字大约出现于春秋[4],而儒家的“仁”这一概念的形成则更晚。从这一角度讲,把“是”讲成具有“仁”内涵的“爱”,可能并不准确。但从语义上讲,形容词“是”为正确或善,与具有“仁”内涵的“爱”一说却相通。如果不纠缠在“是”“”“”(仁)的关系上,而是抓住唐蘭看法的关键:“是”“懿” 二词对举,都为称美之词,那么,这一点无论从全文语境,还是从语法结构来看,都完全吻合。

从沈子簋铭文的全部内容看,铭文追怀赞美了几世祖先的功德和对后世的庇荫,然后说造此簋的目的:一是要“公唯”,二就是“我多弟子我孙克有型教是子”一串文字。涉及第一个目的之”为“綏祭”,《仪礼·少牢馈食礼》:“上佐食以绥祭”。“公唯夀”,就是用“”(盛物的器皿)綏祭,使公(“也”的祖先爵位为公)[9]“唯寿”。对后一串文字,唐籣断为:我多弟子我孙,克有型教是子。”我们不知道裘锡圭先生是如何断句的,台湾《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断为:我多弟子、我孙克有型教。是子。”这样断句,“是子”仿佛是落款,但殷周金文中未见这种格式。唐先生的断句前后贯通一致,并且合乎殷周铭尾勉励当时和后世的特点。

不过,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不能将“是子”的“是”讲作形容词。因为上古所有文献中,真正可以认定为形容词的“是”始见于《诗经·魏风·园有桃》中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而春秋或春秋之前其他“是”,要么可以确定为指代词;要么像“XV”式“是”,或“乃唯是丧我国”“有孚失是”中的“是”,即使不能确定为指代词,也可以确定不是形容词。如果认为这首例出现的“是”为形容词,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这例“是”孤零零为形容词,而其他大量“是”都不是形容词?如果说一个词某种用法的消失没有什么奇怪的,可为什么消失得无踪无迹后,春秋以后却又出现了? 一方面,孤零零的单例很难支持原初“是”的“形容词说”,另一方面,见首见尾不见身的疑团也不能支持“形容词说”。这正是“代词说”派看到的问题。比较起来,“代词说”的理由似乎更充分,因为上古确有大量“是”的指代词性质是明明白白的。但如上述,原初“是”的“代词说”也有难解的疑点,这就是越靠近西周早期的“是”越不像指代词;而越不像指代词的“是”就与形容词“是”靠得越近。这是迄今为止,汉语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语言现象之一。

可是,如果不把蘭和裘锡圭二位先生的意见对立起来,而是统一起来,即把二位先生各自看到的称美的一面和指代的一面统一于一体,就可圆满解释这例最早的“是”以及上古所有有关“是”的难题。就这例最古老的“是”来说,应该这样来分析:

沈子也造簋,除希望祖先“唯寿”,还希望先祖的功德惠及当世及子孙。怎样惠及子孙呢?就是“有型教是子”“型”是范式、楷模;“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上所施”的“上”就是“父”;“下所效”的“下”就是“子”。这个“父”不是指沈子也的父亲或其祖先,因为沈子簋全文中称其为“吾考”、“先王”、“先公”、“公”;这个“父”也不会指铸簋者沈子也自己,因为铭文中沈子也自称“沈子”或“也”,而况不会有人在祭祀祖先时自称“”。我们认为,“父”与“子”应该是泛指沈国先祖之下的一代又一代,而“是”为肯定性指代词,指示“”。这样,如果“乃”为并列连词,全句意为:以先祖为楷模,教化出有美德的父亲以及具有父亲这种美德的儿子。

当然,把“乃”看作并列连词,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这毕竟既不是“乃”最早的用法,也不是主要用法。“乃”最早最主要的用法是表示:竭尽全力艰难地实现。《说文》:“乃,曳词之难也。象气之出难。”《左传·宣公八年》有“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孔颖达《正义》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传》曰:‘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何休云:‘难者,臣子重难,不得以正日葬其君。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下昃日昳久,故言乃。’” 虽然今天一般仅把它理解为副词,理解为所谓“继事之辞”[10],讲作“然后”,但考察《左传》中的“乃”却都不仅仅只表示“继事”,而同时都含有“难”义。比较准确地说,最初“乃”的意思相当于“这才……”的意思。如果沈子簋这个“乃”作“难也”讲,“”之“”和“是子”之“是”的关系没有变化,只是需将唐蘭先生的断句修改为:“有型教父,是子”,全句的意思就为:以先祖为楷模,教化出有美德的父亲,这才能培养出有这种美德的儿子。这样,最古老的一例“是”就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自身没有实义的指代词,而是具有实义的肯定性指代词。

  原初“是”的指代词模式

    发现最古的一例“是”为肯定性指代词,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此例“是”得到了圆满解释,还使上古“是”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出现了重大转机。有关上古系词来源问题有一系列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例如:为什么系词明明白白是从“指代词”发展而来,却隐含确认义?为什么上古存在着一组近指代词?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他指代词发展为系词?如果我们能够说明,原初“是”的特定功能是专门指代肯定性事物,含有肯定义,而不是象今天的指代词那样没有实义,那么,上述难题将不难解开。

    当然,假如上古其他原初“是”的情况与此例“是”不吻合,那么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例最古老的“是”得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而已,不能奢谈别的。但更为全面的考察显示,原初“是”的肯定性指代是普遍特征,即专门指代祖先、神灵、祭器或神圣正义的行为等等,也就是说,它们全都同沈子簋这例最古老的“是”一样,专门指代尊崇、肯定的对象(作者已有另文专论[5])。因此,可以肯定:

    一、原初“是”是作为肯定性代词产生的,并因此区别于上古指代词系统中的其他指代词;二、原初“是”有指代和肯定两个义素,这是它后来分化为指代词和形容词的内在根据;三、上古构成判断句的“是”与“此”不同,它本身具有判断性,这是它内在肯定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它演进为系词后隐含的确认义的来源。

“是”的来源成因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难题,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指代词模式的制约。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指代词,本身是没有任何实义的,它的意义要由语用中它所指代的对象来赋予。在我们所了解的语言系统中,任何特定概念都与指代词没有本然联系,像正确、肯定一类概念更是指代词不相干。于是,原本统一于原初“是”的指代和肯定义素,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只能是风马牛不相及、分属不同词类的;而原初“是”指代和肯定原本不可割裂的关系,也就被截然分开。因此,所谓系词“是”上表现出的奇怪的指代词“是”和形容词“是”相互“抵牾”的现象,是我们的指代词认识模式使然。

上古“是”同时具有指代和肯定义素这一特征,并非隐微得全无迹象。实际上,几十年前已有学者接触到这一特征。上世纪50 年代,洪诚在它那篇影响很大的《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一文中提到:演变为系词的“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肯定的意义”。[11] 可惜,这一重要的问题是在论证系词产生的时代问题时提到的,因而被淹没于其中,没有引起注意。林序达在70年代末甚至提到了指代“是”和形容“是”同源的问题,他说:“指示代词‘是’之可以具有确认或肯定作用,事理完全可通。因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12] 提出指代“是”和肯定“是”是否同源的问题,应该说“是”的研究进行到一个非常关键十字路口。可以想见,如果不是由于现有代词模式的制约,如果顺着林序达先生“同源说”,沟通“代词说”和“形容词说”,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可以发现原初“是”的肯定实义性质。

    发现原初“是”实义性质的价值,不仅在于“是”问题的解决本身,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学术上最困难的,是对我们思维模式的反思。“是”的问题之所以难以发现,就因为它是涉及我们基本理论模式的深刻问题。

参考文献

[1] 《论语·微子》。

[2][6]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载《中国语文》,1979年6期。

[3] 任学良《判断词“是”见于先秦说》,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4][8] 台湾《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沈子簋注释。台湾大通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年。

[5]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年。

[7]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沈子簋注释中华书局,1986年。

[9]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沈子簋说明

[10] 蔡沈《书经集传》:“乃者,继事之辞。”中国书店影印本《四书五经》,1985年第二版。

[11] 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载《语言研究》,1957年第2期。

[12] 林序达《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洪心衡等先生商榷》,《西南师范学院学

    报》,1979年第2期。


    [1]昭王在位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000至前977年,而在此前的公元前1066左右周武王灭商。(周武王克商之年,各书记载略异,《史记·鲁世家》《齐世家》俱称武王十一年(前1066年)克商)。

    [2] 任学良认为:“三千年以来,判断词‘是’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是”原本就是系词,不存在演变问题。

    [3] 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爱”字①。

    [4] “爱”,西周金文、《易经》、《诗经·颂》均未见,今文《尚书·酒诰》中一例(伪古文《尚书》有多例)。“仁”,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易经》、《诗经》的《雅》《颂》均不见“仁”字,今文《尚书》中仅《金縢》中有一例(伪古文《尚书》有多例)。

    [5] 该文即将在《古汉语研究》发表。

 

2008 / 03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