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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谜题”与南北朝语言和方言 *

鲁国尧

 

    音韵学的经典名文《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及当时的南语、北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此实一篇之精髓,是关乎中国语言史和汉语方言史的头等重要的论题,惜乎在昔学人累千载而不悟,本文揭明并命名为“颜之推谜题”并加以论证。本文自创下列语言学专门术语:“颜之推谜题”、“语言入侵”、“主态语言”、“文史语言学”。

关键词   颜之推谜题  语言入侵  主态语言  强势语言  文史语言学

 

一、颜之推及《颜氏家训》

南北朝后期的杰出学者颜之推,祖籍琅邪。西晋末年,其九世祖颜含追随琅邪王司马睿,《晋书·颜含传》:元帝初镇下邳,复命为参军。《晋书·诸葛恢传》:元帝为安东将军颜含并居显要。西元316年西晋覆亡,317年司马睿于建康(今南京)称帝,是为东晋元帝,颜含历任要职。颜之推晚年著《观我生赋》述其家世: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颜之推自认为建康人,他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卒于隋文帝开皇后期(590年后)。[1]

颜之推出身于南朝士族,生当南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梁书·武帝纪》赞:“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颜之推年轻时博览群书,故有十分深厚的文化修养、学术造诣。24岁时(554年)被俘至北方,26岁(556年)起仕北齐,47岁(577年)入周,581年杨坚建立隋王朝,之推仕隋十余年。他历仕南朝、北朝,晚年著成《颜氏家训》,分裂的年代、动乱的年代造成了他的特殊经历,他的特殊经历成就了他这本名著。这本书旧时奉为家训之祖。其实应视为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在《颜氏家训》中,他胪陈了分裂已历二百余年的南朝、北朝的风俗、民情、经学、书法、音韵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比较其异同,间下己见,或褒美、或指摘,难能可贵的是,不偏不倚,不主一方。

今人范文澜先生评论颜之推说:“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2] 颜之推在其著作中,多处表现了不盲从的精神,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颜氏家训》关于学术的所见所闻、所述所论,可信度是很高的。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细读《颜氏家训·音辞篇》。

二、《颜氏家训·音辞篇》与“颜之推谜题”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我们语言学人最重视的是其《音辞篇》,周祖谟先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云:“考家训此篇专为辨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实为研求古音者所当深究。”笔者进一步指出,跟其他诸篇的宗旨一样,《音辞篇》胪述了南朝和北朝语言(方言)的特点,比较其差异,至少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首次揭示了语言(方言)接触感染的大问题。也多处叙述了南北语言学者观点的分歧,忠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段的语言的状况和语言研究的水平,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篇经典性的文字。

《颜氏家训·音辞篇》论道:“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古往今来,许多学人都乐于称引颜之推的这段话以说明当时南北语言的歧异,但是恕我不恭,有些理解有误;至于作深刻的体味,得其精义的,则更付阙如。学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这八句。其实,此八例,颜之推明明确确地冠以“其谬失轻微者”六字,又明明确确地殿以“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八字。试问:颜之推所说的“谬失轻微者”若此,那么,“谬失”重大者呢?请看紧踞其上的文字,也是颜之推他自己说的:南语北语“皆有深弊”!我们这些1500多年后的读者不禁急切地盼望他将深弊讲个分明,那就能使我们知道当时南北语言的比甚多轻微”“谬失层的特点。然而令人大失所望,颜之推只肯说四个字:不可具论,他就把这个千斤重的命题了了!遗憾之至!遗憾之至!颜之推这位大学者就这样给中国语言学史留下了一道谜题!道道地地的千古之谜![3]

不过,从我们后人看来,还有“不幸”中之“幸”,那就是,亏得颜之推还是多说了两句,他指出了南语、北语的“深弊”之“污染源”,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因此,“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十六字就是颜之推设定的千古之谜。本文价值之一在于:揭明并命名为“颜之推谜题”。这谜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语言史以及汉语方言史。

三、释“北”“南”兼“吴越”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颜之推所说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两句中的“北”、“南”二字,含义是什么?

我们需要体认广阔的背景,从而来确定其确切意义。笔者勾稽了《颜氏家训》一书中相关用语,加以排比。在颜书中,“北”、“北方”、“北土”、“北间”、“河北”、“江北”、“邺下”、“山东”、“中原”指北方;“南”、“南方”、“南间”、“江南”、“江东”、“江左”指南方。“北人”指北方人,“北俗”指北方风俗;“南人”、“江南人”指南方人,例句甚夥,文繁不录。兹摘一些二者对言的文例于下:

《风操篇》:“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省事篇》:“吾自,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以上“南”“北”兼言)《归心篇》:“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两万斛船。此实验也。”《音辞篇》:“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以上“江南”“河北”对言)《治家篇》:“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河北”“江东”对言)《文章篇》:“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山东风俗,不通击难。”(“江南”“山东”对言)《书证篇》:“今中原苦菜则如此也。……江南别有苦菜。”(“中原”“江南”对言)《治家篇》:“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此“北土”“江南”对言)《治家篇》:“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以上“江东”“邺下”,“南间”“河北”彼此对言)

现在我们将使用“内证法”的语域缩小到《音辞篇》本身,以考察其“南”、“北”二字的真义。“染吴越,杂夷虏”的上文是:“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连珠般的方位词!我们可以从《颜氏家训》全书,作出初步推断:这“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中的“南”、是指南北朝时期的南方的语言(语音),“北”是指北方的语言(语音),这该不会有争论吧!

接着要讨论“吴越”意指什么?例证浩繁,不胜枚举,现只略举数例,也兼及其同义词语和相关词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讬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於人。吾计决矣!’”魏收《檄梁文》:“唯彼吴越,独阻声教,侯景竖子,本无土业,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离之地,……。”(《艺文类聚》卷五八)《隋书·史祥传》:“晋王兵马即入建业,清荡吴越,旦夕非远。”我们也可采用“内证法”,即以颜之推证颜之推,其晚年所著《观我生赋》述其家世:“吾王所以运,我祖于是翔,去琅邪之迁,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颜氏此赋单用一个“越”字是照顾骈文的平仄。而《三国志》中孙权则单用一个“吴”字。总之,大量文献例证都表明“吴越”只有一义,即指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所统治的南方区域。颜之推所讲的“南染吴越”的“吴越”,本义与上述并无二致,借代以指吴越地区即南方地区的语言(方言)。

需要字字深究!“北杂夷虏”好懂好讲,“南染吴越”呢,“南”指南方的语言或方言,“吴越”也指南方的语言或方言,岂非二者同指一物?我们必须分析句子:“杂”“染”都是动词,动词的前面是A项,后面是B项,任何一个粗通汉语的人都只能得出A≠B,”≠“夷虏”≠“吴越”≠“夷虏意思是汉语的北方话跟少数民族的语言不同,这容易明白。可是”≠“吴越,怎么理解?指吴方言,吴越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吴越指什么?吴越指吴方言,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指什么?二者必居其一。

面对这一难题,有人会说,“南”指吴方言,那“吴越”就指南方的某种或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显然这解释是比附“北杂夷虏”。可是这与颜之推的原意相符吗?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有一节“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其中提到自东而西散处的山越,荆、雍州蛮,傒人,俚人,僚族,爨族,论其实,全是弱势民族,其中东部有些民族的语言可能跟汉语吴方言有接触。不过,我们读《颜氏家训》,应该细细咀嚼,根据颜之推的经历,我们可以推测他也许会对鲜卑语和汉语吴方言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以他的价值观衡量,“夷虏”之语和吴越方言都位居次等,至于吴方言与东南某些弱势民族语的关系则未必会引起像他这样的士大夫的留意,作为南方高等士族的文化代表人物,颜之推写《家训》,注意的中心是南方、北方的大事,他写“音辞篇”,评点的是南、北士人的主要语言即强势语言,例如“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他十分严格:“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如果熟谙两晋南北朝史,就更不会错误地理解“南染吴越”了:永嘉之乱使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淮地区,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土著居民吴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吴人,绝非南方的弱势少数民族。

要准确理解“南染吴越”,只能指向第二选择:“吴越”指吴方言,“南”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南”指什么?

    笔者认为,只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及语言史背景下,讨论才会有意义,在这儿有必要重申拙见。我在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611964年写成,1988年方发表)中说:我们认为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四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甚至常州、常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我在《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1992年)中说:这批南迁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使公元46世纪的汉语方言地图大为改观。” “300年的分裂,人为的隔绝使得原本一源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与淮南、长江中下游的北方方言二者间的分歧逐渐加大。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自颜含随晋元帝渡江,至颜之推已历九世,若至颜思鲁、颜愍楚,则为十世。这么长时期,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影响自不在小。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4]

四、述四五世纪江淮地区的“语言入侵”

颜之推谜题的表述就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本质就是“南北语深弊论”,可简之为“深弊论”。

关于“北杂夷虏”而致成的“深弊”问题,在汉魏时,已有很多少数民族移居内地,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导致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起事,永嘉(307313)、建兴(313317)时,黄河流域遍地战火。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中国北方进人了十六国时期,大战不已,达百余年之久。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此后是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都是鲜卑族或鲜卑化的汉人为主建立的王朝,当时的国语就是鲜卑语。在北方,二百多年来匈奴语、鲜卑语等阿尔泰语作为主态语言”[5] 即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必有有影响,这是可以想见的(关于本文自创术语主态语言,请见结语)。然而要论证,却非易事,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6]

现在较详细地阐释“南染吴越”,追迹其前前后后。

非汉语的古吴语和其后的汉语的古吴方言,其区域本北抵淮河,古文献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极其珍贵的记载:《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左传》所述的“夷言”即古吴语,“郧”地在江淮间,今江苏省海安县境。前473年越灭吴,《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原来吴国和越国同种同语。前333年楚威王击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可见自淮以南至于浙江皆为楚属地,越从此溃散,余众散处东海之滨。[7] 而战国后期的荀子(约前313-前238)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篇》)可见地的文化、语言还保持特色,足以与鼎峙。至此汉语史上的又一个大难题横亘在我们面前:本为非汉语的古吴语什么时候变成汉语的古吴方言?也就是说,自淮河以南至浙江的居民何时放弃吴语,而改说汉语,从而形成汉语的古吴方言?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但是难以回答。《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可见语言也是诸侯立国的要素。汉高十二年又封侄刘濞为吴王,尽得吴越故地,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吴王夫差的都城是姑苏(今苏州),而汉代吴国国都是广陵(今扬州)。吴楚七国之乱削平后,此地区的统治者在汉景帝、武帝时是江都王刘非、广陵王刘胥,都城仍是广陵。扬州今属江淮方言区,而古广陵则是吴地。《晋书·华谭传》:华谭广陵人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晋书·祖逖传》: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意甚怏怏。《晋书·戴若思传》:戴若思,广陵人也。《隋书·李密传》:密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昏主指隋炀帝,其时正在江都(今扬州),可见到隋代,今扬州还被北人看作吴越之地。据《旧唐书·李密传》,李密是京兆长安人。

淮河以南历来是吴语区的状况持续到四世纪时发生重大变化。近来生物科学、环境科学有一术语“生物入侵”[8],我想借用其意,将“语言(方言)入侵”引进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语言(方言)入侵”是指由于人群的大规模的迁徙,一种语言(方言)由原所在地“侵入”“扩张”到另一新地区,其结果或者被原土著语言(方言)同化了,或者在新区‘打败’了当地语言(方言),‘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在中国语言史上,四世纪开始,同时发生两场“语言入侵”,首先是逐渐进居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民族,当然其语言也成了主态语言(按,汉语仍是强势语言)。这一波“语言入侵”推起了新一波的“语言入侵”,即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大举“入侵”吴方言区,迫使吴方言全线退却,丧失自淮河至今常州地区的地盘,本文研究的是后者。

人,可以说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入侵”只能由大规模人群迁移引起。自永嘉之乱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相继在北方建立了许多王国,并经常南侵,从永嘉至刘宋末一百多年间,多次发生南逃的移民狂潮。《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晋书·王导传》云:“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颜之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观我生赋》“畴百家之或在”自注)北人被迫南迁不是散户、或小规模的逃难,而是聚族迁徙,是有坚强领导,严密管理的大规模的集体运动,一个官员或士族首领任宗主或被推为行主,带领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奴婢,少则数十家,多则上千家。如《晋书·郗鉴传》:“郗鉴”,“高平金乡人”,“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由郗鉴带至江东。东晋、南朝为了安置、管理南来的北方士庶,按照其原籍建置,设立侨州郡县制度,《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这种大规模的集团移民,到达新居住地后,也多是聚族而居,原来同县、同郡的家族聚居在一起。从今黄河中下游地区南徙的皇室及卿相等上等士族迁居于首都建康及其附近(可谓之“胴体”),如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彭城刘氏、汝南周氏、太原王氏,次等士族则居于今南京的“两翼”:东侧镇江、武进一带,还有镇江对岸的扬州地区;西侧的当涂、芜湖、宣城一线,还有和县、滁州以西地区。史籍明载移居京口(今镇江)者如:《晋书·徐邈传》:“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迁至广陵者,如《晋书·苏峻传》:“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至建康西侧定居的有:《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条引《桓彝别传》:“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避乱渡江,累迁散骑常侍。”《晋书·桓彝传》:“彝上疏……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北齐书·裴英起传》:“裴英起,河东人。其先晋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寿阳县。”《梁书·裴邃传》:“裴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祖寿孙,寓居寿阳。”寿阳在今安徽寿县。从以上所引,可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淮之间和长江南岸是北方来的难民奔逃的居住地。

现在我们来着重考察晋宋的“南徐州”和“南兖州”。《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序:“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移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者,……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1938)文中有一统计表:侨人对全州人口百分数:南徐州53.63%,南兖州31.87%。[9]

现代历史地理专家对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的建置记载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一幅彼时北方移民自淮至江南的分布图:今安徽的江淮之间和皖南东部满是南下流民;江苏的江北是“南兖州”,江南的北部是“南徐州”,移民南抵今常州、常熟一带。因为他们是集团性地迁徙,原同县、同郡、甚至同州的难民仍旧集团式地定居,因此他们的语言没有被原地方言所融化,反而“定居”下来,繁衍开去,喧宾夺主,竟达二百余年之久。如此长时间,这支“入侵”语言自身必然演化,当然也不可能不受当地原土著语言的影响,从而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自然也包括吴语的成分),到了颜之推、陆德明、陆法言的时代,这支淮南至江南的汉语就形成了南方通语。

总之,永嘉之乱促使在中国东南方发生一波“语言入侵”,汉语北方话鸠占鹊巢,盘据于吴方言的北域,反客为主,也接受了“客”的影响,最终成了南方通语。

1.现代江苏安徽方言分区示意图,见拙集153

晋灭吴后,吴人大受挫折,特别是永嘉之乱时北方的大批世家大族迁移到吴地,此后一直成了东晋和南朝地区的主要统治者,他们的语言必然得到重视、普及和推广。待到南朝后期,颜之推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可见在南方,是个双语社会,颜之推所说的南方庶人是指土著吴人中的下层民众,操吴语。而官员和士人都说北方方言,自北方而来的士族的后裔自然如此,即使吴人中的上层士族也多改说北语。《宋书·顾琛传》:“顾琛”,“吴郡吴人也”,“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也”。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云:“史言江东贵达者,唯此数人吴音不变,则其余士族,虽本吴人,亦不操吴音,断可知矣。”

中国东晋南朝时期北方话“入侵”江淮后的原地士族和庶民使用语言的状况,跟欧洲的一段语言历史竟惊人地相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梅耶(Antoine Meillet)说:拉丁语为罗马帝国整个西部地区所接受,既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比罗马所征服的各个民族更高的文化。……在高卢,贵族阶级自罗马征服高卢以后就从事研究拉丁语。从帝国初期起,高卢贵族的文化就已经是十足的拉丁文化。但是高卢语并没有因此而消灭,人民还把它保持着并使用了许久。当然最终高卢地区的民众还是放弃了高卢语。梅耶讲得何等的正确:一种更高的文化权威使一个民族改变了它的语言。”[10]请读《三国志·魏志·齐王芳传》注引袁淮劝曹爽放弃淮汉以南的一段话: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所以借永嘉之乱的契机,北方权威文化遂得以席卷江淮,而使江淮民众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方言。

其后的情况,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四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两场“语言入侵”,经两百多年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北方的少数民族多被同化,其语言也就逐渐消失。隋唐自北统一中国,阻断了南语、北语的分裂,使北朝通语占了上风,在江淮流域的南朝通语其平分秋色的地位则逐渐削弱,它的“血缘”后裔是今江淮方言或称下江官话。自古即存在的吴语,虽然在4世纪以后失去了北域江淮地区,但是仍然延续下去,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的一支很强势的方言。在今天的中国东部,汉语方言呈三分局面:淮北是北方官话方言,自淮至江南北部为江淮官话,其南吴方言,完全可以说,这局面在南北朝时已经形成。

文集页160的图二,序号,名称

我们要提到一个在海外很有影响的学术观点。丁邦新先生在1988年的《吴语中的闽语成分》云:南北朝时代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那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来源。”1992年的《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重申此说。[11] 丁先生1995年《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我们应该拟测两种切韵音系,一种代表北方的邺下方言,另一种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官话是从邺下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吴语则是从金陵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12] 拙文《泰州方言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88年方发表)正与丁先生的看法相反:南下到江淮地区的北语是现代江淮方言的前身,而四世纪前本北抵淮河,东晋南朝后退居今常州以南的吴语与现代吴方言一脉相承,如今重申旧说,加密论证,以就正于丁先生和学界同仁。

五、二陆与颜之推

现在我们研究跟颜之推几乎同时的两位著名学者的类似的观点。陆法言(约559-?)[13]的《切韵》成于601年,《切韵·序》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写定于王世充称帝期间(606621)。[14]《经典释文·序录》: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二陆以吴楚、燕赵江东、河北河北、江南各自对言,至此我们不妨回到本文第三节之首,那里列举了《颜氏家训》书中的对言词语:江南河北河北江东江南山东中原江南北土江南江东邺下南间河北。我们可以再回味一下颜之推的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这段话和二陆的南北方音的浮浅、沉浊轻浅、重浊何其相似乃尔!以往有很多论著虽然同时引用三位先贤的话,可是都未能明确指出颜之推和二陆的评论都是就原本一源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的歧异而言的,二陆和颜各打五十大板的是士人讲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绝不是指摘北方话和吴方言二者。三人言论若合符节。

六、结语

笔者自1958年开始研究家乡通泰方言,对其历史致力尤多。及长,读陈寅恪先生《从史实论切韵》、《东晋南朝之吴语》和周祖谟先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窃慕焉而欲效之。自幼爱史的习惯驱使我读了大量文史典籍,《颜氏家训》是其一。其《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乃论当时语言之精髓!至关紧要,惜乎在昔学人累千载而不悟。笔者为此殚精竭虑多年,今特为表而出之,命名为颜之推谜题,并由此论证永嘉之乱时的两波语言入侵与南北朝后期存在的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以及彼时的语言接触等重大问题,此文可谓文史语言学论文。

笔者在此节本中再次提出“文史语言学”这一术语。[15] 研究汉语史当然首先应该重视语言本身的史料尤其是记录语言形式如具体的声或韵或调的文献资料,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也不能囿于此,我认为,一个人文学者应该高瞻远瞩,远承近搜,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要能够多方采撷,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历代的可以反映或显示语言状况的文史典籍尤应研读,借助确凿可靠的文史方面的资料以探究历代语言的状况及其衍变,这就是“文史语言学”。“文史语言学”远绍清代大师顾炎武、钱大昕,当代则以陈寅恪、周祖谟二位先生的大论为典范。得天独厚,我们中国有极其丰富的文史典籍,这是中国研究语言史的学人的宝藏,所以笔者提倡“文史语言学”。它的研究成果不一定是具体的语言形式的历史,却是诸如如语言入侵、语言接触、通语与方言的状况等等方面的“大”问题,它应作为中国语言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

此次写节本时,我的学术思想有所前进,还在于,北朝是个多语言并存的社会。但是语言态势主要为两方:一为鲜卑语,一为汉语。我在此节本中称北朝时期的鲜卑语为“主态语言”,彼时的汉语仍为“强势语言”。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这样的“语言接触”和“语言斗争”:文化低的,人口少的民族成为统治民族,他们的语言被定为“国语”,其文字被定为“国字”,这种语言可命名为“主态语言”,金代的女真语、元代的蒙古语、清代的满语也都是“主态语言”。而汉语由于使用人口众多,特别是载荷高度文化甚或权威文化,仍是“强势语言”,而且是最终的胜利者。这种“主态语言”和“强势语言”接触、并存、长期斗争、最终决定胜负的情况在中国语言史上多次出现,有些语言如英语史也有类似情况,但不如汉语史那末突出,有些语言如日语史即无。我们中国语言学者应该根据自己语言及其历史的情况,作独立而深入的研究,自主创造术语,作出理论总结,以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有这样的志气。

颜之推提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这一命题,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中国学者在6世纪即明确地提出了语言接触的问题,我呼吁中国的研究语言学史的专家,研究语言学方法论的专家重视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学术成就和传统。

 

注释

* 本文原题为《“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连载于《中国语文》20026期、20031期。原文三万字,今节略为万字。但学术思想有前进,重写了“结语”,提出了“文史语言学”,自创术语“主态语言”,呼吁重视中国学者6世纪即提出“语言接触”的史实。文题改为今名。 

[1]缪钺《颜之推年谱》,《读史存稿》页207228

[2]《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页525。

[3]当是“弊”多,“弊”深,一时无法“具论”,故下面只举“ 轻微”“谬失”八例。

[4]鲁国尧《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丘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页43、44、47。

[5]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都有人向我提出,不宜称北朝时期的鲜卑语为“强势语言”,当时汉语仍是强势语言。我思索久之:必须创立新的术语以区别之。

[6]民语专家孙宏开先生告我:“匈奴与现在的突厥系民族关系密切,而鲜卑与现代的蒙古系民族关系密切,但二者是否有亲缘关系,包括阿尔泰学说在内,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7]此从《史记》说。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页311:“史实表明,截至楚被秦灭之年,越国君统未绝,境土尚存。……进入战国以来,楚国虽曾一再侵夺越地(主要是故吴地),又占领过琅琊与吴,诛杀过越王,但始终未曾灭越。”笔者之见:越王无强被杀以后,越即使未灭,也成了处于海滨的弱国。

[8]《狙击生物入侵》:“生物入侵是指生物由原生存地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侵入到另一个新环境,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健康造成经济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通俗地说,就是外来物种‘入侵并打败’当地物种,‘反客为主’,导致当地生态失衡,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光明日报》 2002年7月18日 )按,在科学史上一个学科借用另一学科的术语时,多是取其精义,并非完全套用,笔者亦师其义罢了。

[9]《周一良集》第一卷页50

[10]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页1617

[11]《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页252192

[12]《中国语文》1995年6期,页416、417。

[13]李荣;《陆法言的〈切韵〉》,《音韵存稿》,1982,商务印书馆。

[14]孙玉文《〈经典释文〉成书年代新考》,《中国语文》984期。

[15]笔者在《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的《第二序》( 20021222 作)中第一次提出“文史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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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的图系吴葆勤同志绘制,谨致谢忱。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一日
    

    来源《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转自:http://blog.donews.com/zyc/archive/2004/11/01/157672.aspx 

 

2006 / 01 /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