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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钱大昕文字学研究

李计伟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钱大昕学识渊博,功底深厚,是乾嘉学派的巨子,吴派学者的卓越代表,在当时就负有盛誉。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先生学究天人,博览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钱大昕一生著述宏富,擅名者如《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潜研堂文集》凡五十卷,是钱大昕一生治学所得的集大成之作。段玉裁在《潜研堂文集序》中誉之曰:“其传而能久,久而愈著……”《十驾斋养新录》并《余录》凡二十三卷,是钱氏的随笔札记,内容涉及经学、小学、史学等诸多领域,考镜源流,匡辨伪讹,皆精确中正之论。阮元在《十驾斋养新录序》中赞之曰:“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不少精彩论断被后人奉为圭臬,如“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已成古音学上不刊之论。两书有不少地方论及了文字学,尤其是《说文解字》,是研究文字学的重要史料,正如胡朴安所说:“虽所记不多,而颇多重要之处。”[1]P390)但这些“重要之处”在钱大昕本人的史学、古音学(主要是古声纽)和《说文》四大家的笼罩下,多为人忽略。
   
我们知道,清代文字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文》学,研究《说文》的风气始于乾隆中期,这和当时古音学、训诂学的兴旺发达有密切关系。钱大昕就是《说文》研究的倡导者之一。钱氏在古音学、训诂学上均有精深造诣,这使他在《说文》学上的成就也甚为可观。但他自己却很谦虚,他在《答孙渊如书》中说:“仆中岁而读《说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过后辄忘,坐是不能成一家之言……”除了《说文》,文字学的其他方面也多有论及,这些都是文字学的重要史料,现析之如下:

一、指出了《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字在传统语文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自古文不传于后世,士大夫所赖以考见六书之源流者,独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潜·跋说文解字》)
    2
、三代古文奇字,其详不可得闻,赖有许叔重之书,犹存其略。(《潜·跋汉简》)
   
按:这两则指出了《说文》在保存和研究古文字上的重大价值。甲骨文出土之前,“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说文》是保存古文字较多的一个“宝库”,钱大昕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引起当时人们对《说文》的重视及嘉庆后《说文》研究高峰的到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时至今日,《说文》仍是我们上探甲金下推隶楷之津梁。
    3
、声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即文字求声音,则当以文字为定。(《潜·小学考序》)
    4
、古人之意不传,而文字古今不异,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同上)
   
按:“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这两则指出了文字在“因声求义”中的基础地位。我们知道,“因声求义”是清人研究词义的一个法宝,也是清人训诂成就远迈前人的关键所在,但要探求古音,文字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如文字的谐声系统。段玉裁在《王怀祖广雅注序》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二、补《许慎传》之漏略
    5、《儒林许慎传》太疏略。叙其历官,但云“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不言仕于何朝。今按《说文·自序》云:“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是其著《说文》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岁也。其子冲于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上书,称“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又云“今慎已病”,则太尉南阁祭酒乃其所终之官也。《说文》引汉人说皆直称其名,唯贾逵称“贾侍中”而不名。冲上书云:“慎本从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是慎为贾逵弟子无疑。汉儒最重师承,而史略不及之,此其疏也。考《贾逵传》:“永元三年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骑都尉,十三年卒。是慎撰《说文》时逵尚无恙,其为太尉南阁祭酒亦当在永元时。……”(十·许慎传漏略)
   
按:有清一代,《说文》研究的辉煌是多方面的,在这一则里,钱大昕搜讨旧籍,对许慎生平做了不少考订工作,在许慎生平研究上是较早的一个。钱氏之后,多有嗣响,如陶方琦《许君年表考》、严可均《许君事迹考》、诸可宝《许君疑年录》等等。不过遗憾的事,由于史料不足,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

三、评论二徐功绩与不足
    6、六书之学,古人所谓小学也。唐时国子监有书学,《说文》、《字林》诸书,生徒分年诵习。自宋儒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而书学遂废。《说文》所以仅存者,实赖徐氏昆弟刊校之力,而大徐流布尤广。(《潜·说文新附考序》)
    7
、铉等虽工篆书,至于形声相从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说。……其它增入会意之训,大办穿凿附会,王荆公《字说》盖滥觞于此。(《潜·跋说文解字》)
    8
、《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声相从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声,今人所云叠韵也,或取相近之声,今人所云双声也。二徐校刊《说文》,既不审古音之异于今音,而于相近之声全然不晓,故于“从某某声”之语妄有刊落。然小徐犹疑而未尽改,大徐则毅然去之,其诬妄较乃弟尤甚。(《十·二徐私改谐声字》)
   
按:以上三则既指出了二徐在保存、刊校《说文》上的巨大贡献,又指出了二徐之不足:不审古音,妄解形声为会意,受其影响,王安石作《字说》,牵合附会,影响甚坏!同时还评论了二徐之短长:徐铉诬妄甚于徐锴。陈銮《重刊影宋本说文系传序》曰:“鼎臣于许氏本文,有难晓处,往往私自改易。而楚金本独否。盖谐声、读若之字,锴多于铉,学者可由锴书以达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钱氏以上所论,正如胡朴安所言:“今日人人所共知者,在当日虽非钱氏一人之发现,而未有言之如之明晰也。”[2]

四、发明《说文解字》之义例
    9、古人著书举一可以反三,故文简而义无不该,故即许氏《说文》言之。木东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则土为中央之行可知也。咸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皆举一二以见例,非有遗漏也。(《十·说文举一反三之例》)
   
按:这一则,钱氏运用类推的方法揭示了《说文》中的“举一反三”之例,对于后学读、校《说文》都大有裨益。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多次提到并运用这一义例。如在“咸”字下注曰:“酸、苦、辛、甘下不著某方之味,此著之者,错见也。”在“貉,北方貉”下注曰:“此与西方羌从羊,北方狄从犬,南方蛮从虫,东南闽越从虫,东方夷从大,参合观之。……貂、貉而篆各本在豻篆之后,貆貍篆之前,今以虫部之蛮、闽次于以虫为象之末,犬部之狄次于犬末,羊部之羌次于羊末,人部之侥次于人末,大部夷字次于大末,以类求之,移易次此,必有合乎古本矣。”二人之见,可谓合若符契。
    10
、读古人书,先须寻其义例,乃能变其句读,非可妄议。如此文本云“参商,星也”,参商二字连文,以证“参”之从晶,本为星名,非以商训参。承上篆文“参”,故注不重出。《说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极多。(《潜·答问八》)
    11
、许君因文解义,或当叠正文者即承上篆文连读,如“昧爽旦明也”、“肸响布也”……皆承篆文为句;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当连上篆读;……今本《说文》“苋”字下云“苋菜也”,此校书者所添,非许意也。古人著书简而有法,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不可轻下雌黄。(《十·说文连上篆字为句》)
   
按:对于《说文》是否承篆文为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钱氏的“连上篆字为句”,二是认为《说文》无连篆读例,所谓连篆读皆浅人误删而造成脱文,不得已才连篆读,以王筠、段玉裁为代表。王筠在《说文释例》卷十二中说:“陋儒之删《说文》也,每删连语之上一字,而连篆读之。”段玉裁在“苋,苋菜”下说:“菜上苋字乃复写隶字删之仅存者也。”对于此二说,孰是孰非,见仁见智。但大多学者倾向于钱大昕的说法。如段玉裁曰:“叀専,小谨也。转写讹専,而以为复举未删之字误加寸。”徐承庆在《说文解字注匡缪》中批评段氏是“以意说为得理”,“按原文连篆文读云:叀叀,小谨也。转写讹専,而以为复举未删之字误加寸。”胡朴安、姚孝遂均认为“连篆读”是钱氏的一大发明,姚先生还把“连篆读”定为《说文》的基本条例之一。[3]P14
   
许征在《〈说文〉连篆读述评》中对“连篆字为句”是钱氏的一大发明提出了质疑。文中提到了《雪桥诗话》中的一则记载:“仁和吴西林颖芳……其谓今本《说文》取一字为篆书,而细书其说为注。其实许氏原文上下相连,皆当作大书,如‘鹂黄’为‘仓庚’之名,后人不知,乃误读‘黄仓庚’。后来段、王诸家,故当推为先导。”吴颖芳生于1702年,死于1781年,而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作于嘉庆四年(1799),此时吴颖芳已经去世18年矣!许征据此认为“连上篆字为句”乃吴氏所发明,钱氏可能受其影响。[4]我们不同意许先生的看法。一、如上所引,“连篆读”最早不是见于《十驾斋养新录》,而是见于《潜研堂文集》。据虞万里先生考证,“钱氏一生的书斋名字依次是潜研堂、孱守斋、十驾斋,或为同一室之异名,或为不同斋室之名。”[5]潜研堂是最早的一个书斋名。且钱氏也自言“中岁而读《说文》”,可见“连篆读”并非晚年所提出。二、钱氏一生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从不掠人之美。他曾说:“生平考辨,往往有暗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贻雷同之诮。”(《十·苏东坡诗》)由此可知,“连上篆字为句”为钱氏一大发明实为不虚。钱氏这种实事求是、不掠人美的为学与为人之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代学人深思。
    12
、汉人言“读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说文》言之,……“珣”读若“宣”,《尔雅》“璧大六寸谓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说文》又有云“读与某同”者,……“雀”读与“爵”同,……今经典“鸟雀”字多用“爵”,……以是推之,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某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期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潜·古同音假借说》)
    13
、“褫,夺衣也,读若池。”案《说文》无“池”字,当为“拕”。《易》“终朝三褫之”,郑康成本“褫”作“拕”。《淮南·人间训》秦牛缺遇盗,“拕其衣被”,高诱《注》:“拕,夺也。”许君读若之字皆经典通用字,“拕”“夺”声亦相近。(《十·说文校讹字》)
   
按:“读若”是《说文》的一个重要条例。对“读若”的系统研究是从清代开始的,可分两派:一派以段玉裁为代表,认为许慎的意图很单纯,“读若”就是为说明读音,是一种普通的直音方法。他在《说文解字注》中曰:“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传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读为’亦言‘读曰’,‘读若’亦言‘读如’。字书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读若’,无‘读为’也。”另一派以钱大昕、王筠、洪颐瑄、张行孚为代表,其观点大致如钱氏所言,王、洪、张对钱氏略有发展。张行孚在《说文发疑》中写了两篇《说文读若例》,对此派观点进行了全面总结:“《说文》‘读若’实可为经典假借之例,与经典‘读若’近拟其音者不同。……盖古人小学之书,虽为文字而作,实以证明经典,故于经典假借之用假借字者,每于本字下申明之。”陆宗达先生对此评论道:“张行孚分析了《说文》中大量的‘读若’,得出的结论基本是正确的,他对许慎这样作‘读若’的原因,解释为‘实以证明经典’,也是很有说服力的。”[6]陆先生还说:“《说文》的‘读若’相当一部分是与经典用字相关的。归纳钱、王、洪、张诸家的具体分析,加上近人新的发掘,统计下来,这类‘读若’大约占72%左右。”[7]可见钱氏的“许君‘读若’皆经典通用字”的结论大体是正确的,只不过略过绝对罢了!
    14
、《说文》读若之例,或取正音,或取转音。“楈”,“胥”声,而读若“芟刈”之“芟”;……皆古音相转之例。自韵书出,分部渐密,有不及两守者,则诧以为异矣。(《十·说文读若之字或取转声》)
   
按:关于这一则的价值,陆宗达先生说:“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四中论及‘《说文》读若之字或取转声’时,举了二十个例子说明《说文》的‘读若’有些并不专明本音。还表示音变后的字音。这些材料对训诂学的因声求义,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提示作用。”[8]可见钱氏这一发现的价值是巨大的,钱氏之所以有此发现,是与其对古音学和经籍的精熟分不开的。
    15
、《说文序》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春秋》左氏,皆古文也。”乃有同称一经而文异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诗》“桃之夭夭”又作“桃之妖妖”……盖汉儒虽同习一家,而师读相承,文字无不互异,如《周礼》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三家,与故书读法各异,而文字因以改变,此其证也。(《十·说文引经异文》)
   
按:“引经异文”是钱氏研治《说文》的又一大发现。正如钱氏所言:“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潜·答问八》)许慎传古文经学,但不像当时某些经学家那样门户森严,对于今文经学,凡是有可佐证解说文字的,许氏皆不排斥而加以引用。这一则就说明了这种情况。钱大昕之后,对“《说文》引经”有所用心的有段玉裁、吴玉搢(《说文引经考》)、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高翔麟(《说文经典异字释》)等。如段玉裁在“稘”字下注曰:“曷为自言称《书》孔氏古文而从今文说也?古文、今文家标目皆非孔氏所题,皆学之者为之说耳,说则可择善而从,无足异也。”

五、解释《说文解字》中的“经典未见之字”
    16、今世所行九经,乃汉魏晋儒一家之学,叔重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讲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故即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 ”即“括囊”之“括”,……又如“滭沷”即“觱發”之异文,……今人视为隐僻之字,大率经典正文也。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俟后人之决择。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潜·答问八》)
按:以《说文》与经典互勘,可以发现《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见于经典者颇多,而经典相承之字不见于《说文》者亦颇不少。据钱氏所言,《说文》之字即经典中通行字,其不见于经典,是因为今之经典多后世异文。今经典所有而不见于《说文》者,《说文》中必有一字以当之。钱氏共钩稽了322个这样的例子,博引经史,明辨假借,分别正俗,充分显示了其学识之渊深及对《说文》研究之深入。“在所举322个例子中,每对字都有形体、意义、发音上的联系。这些对应的字,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繁简字、古今字、异体字、联绵词等。因此,钱大昕在文字学方面是有其一定贡献的。”[9]钱氏之后,薛传钧、陈寿祺、郭庆藩、俞樾、承培元等踵继其后,蔚为大观,使钱氏所开创的这一研究成为清代《说文》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六、对《说文解字》的校刊
    17、《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氐声,下也。一曰民声。”案氐与民音义俱别,依许祭酒例,当重出 ,云“或作 ,民声。”今附于昏下,疑非许氏本文。顷读戴侗《六书故》云:唐本《说文》从民省。徐本从氐省。又引晁说之云:因唐讳“民”,改为氐也。然则《说文》元是 字,从日,民声。唐本以避讳减一笔,故云“从民省”。徐氏误认为氐省。“氐,下”之训,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辄增 字,仍附民声于下。其非许元文信矣。案汉隶字原 皆从民,……民者,冥也。与日冥之训相协。……则昏之为避讳省笔无疑。谓从氐省者,浅人穿凿傅会之说耳。(《十·昏当从唐本说文作 》)
   
按:段玉裁在“昏”字下注曰:“字从氐省为会意,绝非从民声为形声也。盖隶书淆乱,乃有从民作 者。素皆遵用。……凡全书内昏声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讹也。”段氏与钱氏正好相反,二者孰是孰非?考之汉碑,“昏”多作“ ”。如《尹宙碑》、《孙叔敖碑》、《孔宙碑》等,昏字以及昏旁皆作“ ”。丁福保在《说文解字诂林·后序》中也说:“试观唐显庆前之魏碑,凡 皆作 ,显庆后之唐碑,因避讳皆作 。可知篡改《说文》亦在中唐以后。”这些足以证明段玉裁的武断和钱大昕的允当。前人对《六书故》评价不高,钱氏这一发现揭示了《六书故》在保存唐本《说文》上的价值。另外,钱氏之所以有此发现,是与他对避讳的精神研究分不开的。《十驾斋养新录》中就有《避讳改郡县名》、《文人避家讳》等十余篇谈到了避讳。关于钱大昕在避讳学上的地位,虞万里先生说:“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当今奉为避讳学之圭臬。……《举例》主要是归纳钱氏《考异》中的笔讳论述而成。”[10]
    18
、汉时隶书多不正,啄琢本取 声,而误从豕; 本豕声,而误从 。若娄机所举《韩敕碑》、《张公神碑》、《杨著碑阴》、《刘宽碑阴》,“涿”字皆从豕,亦以豕为 之证也,故特于此辨之。以彘代豕,恐与 相混,后人妄改 为豕,而其义晦矣。(《潜·答问八》)
   
按:钱氏引碑刻以证《说文》的方法很值得重视。钱大昕对金石、碑刻、钟鼎是十分重视的,《潜研堂文集》中就有《跋石刻铺叙》、《跋金石文字记》等文,又曾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凡二十卷三十万字,辨别小学,考证史事。“自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今人多推为首倡,奉为科条。其实,《跋尾》之作,虽无其名却已有其实。”[11]
七、指出《说文》本有之字字义变化的一个特殊途径——俗借为它用
    19
、《说文》本有之字,世俗借为它用者,如“扮,握也,读若粉”,今人读布患切,以为“打扮”字;“赈,富也”,今借为“振给”字;“俺,大也”,于业切,今借为自称之词;“靠,相违也”,今借为“依倚”之义;“挨,击背也”,今借为“忍痛”义,又借为“比附义”;“缎,履后帖也”,本与“ ”同,今借为“紬段”字;“赶,举尾走也”,今借为“追逐”义。(《十·说文本字俗借为它用》)
   
按:钱大昕虽斥俗字为“妄诞可笑”(见下),但对于字的俗借变化和俗词语却颇有研究。这一则中,钱氏钩稽了《说文》中8个“世俗借为它用”的字,通过本义与今义的比较,确立了“约定俗成”在字义演变中的作用。这一点远胜于段玉裁。段氏在“振”下曰:“凡振济当作此字,俗作赈,非也。”在“走”下曰:“今俗谓走徐趋疾者,非。”关于俗语词的研究,钱氏撰有《恒言录》一书。
八、论述了《说文解字系传》、《龙龛手鉴》等字书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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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徐本用孙愐反切。此本则用朱翱反切,音与孙愐同而切字多异,孙愐类隔者,皆易以音和。翱与小徐同为秘书省校书郎,姓名之上皆系以臣字,当亦南唐人也。弟一字下注云:“当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此反切皆后人所加,甚为疏朴,又多脱误,今皆新易之。”此数语当出于翱,今系于臣锴注之下,似失之矣。(《潜·跋徐氏说文系传》)
   
按:今人研究《说文解字系传》,认为除切语为朱翱所作以外,其余均为徐锴所为,钱氏此论,可备一说。
    21
、契丹僧行均《龙龛手鉴》四卷,予所见者影宋钞本,前有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字法炬序,题云“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即宋太宗至道三年也。书中于“完”字阙末一笔,知是南宋所钞。晁氏、马氏载此书名《龙龛手镜》,今改“镜”为“鉴”,盖宋人避庙讳嫌字,如石镜县改曰石照矣。注中所引有《旧藏》、《新藏》、《随文》、《随函》、《江西随函》诸名。又引《应法师音》、《郭逡音》、《琳法师说》。予考之《宋艺文志》,有可洪《藏经音义随函》三十卷,未知其为江西与西川也。僧玄应有《一切经音义》十五卷,其即应法师乎?(《十·龙龛手鉴》)
   
按:《龙龛手鉴》,“原名《龙龛手镜》,因避赵匡胤祖父赵敬讳,改镜为鉴。”[12]P194)钱氏所论今已人所共知。另外,对于《龙龛手鉴》与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慧琳音义》的关系,钱氏虽然存疑,但对后人却多有启发。如潘重规在《〈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中即把钱氏之“未定之论”定伪确论:“据钱大昕诸人考索,应法师当即玄应,琳法师当即慧琳,……由此可知《龙龛手鉴》所引诸家音义,都是宋以前的写本。”[13]徐时仪也说:“行均在书中引用了《慧琳音义》,故当亦见到了《慧琳音义》。”[14]P12
九、指出了宋代文字学的两个特征——不讲六书和多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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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厚引王去非云:“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从孝字。”又引慈湖、蒙斋说:“古孝字只是学字。”案古文“学”作“ ”,“ ”从“爻”,“孝”从“老”,判然两字,岂可傅会为一?宋人不讲六书,故有此谬说。(《十·宋人不讲六书》)
   
按:这一则指出了王安石《字说》给宋代文字学带来的不良影响。钱氏对王安石是颇有微辞的,如“安石平生好为大言欺当世,一旦得君,欲去旧臣及异己者……”(《潜·王安石论》)和“安石非独得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岂可以其小有才耳末减其狂惑丧心之大恶哉”(《十·王安石狂妄》)。但对于泼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却全力为之揩去:“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见《周礼·大司徒疏》,欧阳守道谓二语本之王安石《字说》,非六书本义。宋儒不读《注》《疏》,其陋如此。”(《十·忠恕》)寥寥数语,显示了钱大昕的博学与批评之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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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斋示儿编》云:“诚斋先生杨公考校湖南漕试,同僚有取《易》义为魁,先生见卷子上书‘尽’字作‘[上尺下二]’,必欲摈斥,考官力争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传以为场屋取得个“尺二”秀才,则吾辈将胡颜。’竟黜之。”
《龙龛手鉴》多收鄙俗之字,如[上不下少]为多、[上不下长]为矮、甭为弃、[上不下明]为暗、歪为苦乖反、孬为乌怪反、[上大下衣]为宽,皆妄诞可笑,大约俗僧所为耳。(《十·宋时俗字》)
   
按:唐、五代和宋代盛行俗字,写本经卷俗字更多,《龙龛手鉴》就是根据当时写本经卷编纂而成的一部字书,是备读写本时查考之用的。[15]钱氏指出了《龙龛手鉴》俗字多这一特点,同时还指出了俗字产生的一个途径——手写讹误。
毋庸讳言,钱大昕的文字学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因尊信《说文》太过而对其他文字学著作评价过低。今天看来,可补摘其瑕疵如次:
    1
、郭忠恕《汉简》,谈古文者奉为金科玉律,以予观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于《说文》:或取《说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书以实之,其它偏旁诡异不合《说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跋·汉简》)
   
按:近几十年来,由于大批战国文字从地下发掘出来,人们对《汉简》有了新的认识。如李学勤就说:“近年不少东周文字的发现,其中不少字形均能从《汉简》中获得印证,因之今天对《汉简》有重加估价的必要。”[16]P365
    2
、自沙门行均《龙龛手鉴》出,以意分部,依四声为次,平声九十七部,上声六十部,去声二十六部,入声五十七部,始“金”终“不”,以杂部殿焉。……“甭”、“孬”,本里俗之妄谈;……悉鱼豕之讹字,而皆繁征博引,污我简编,指事形声之法,扫地尽矣。(《潜·跋龙龛手鉴》)
按:清代文字学家对《龙龛手鉴》评价甚低,是由于不明白《龙龛手鉴》的编纂背景和编写目的。据潘重规研究,《龙龛手鉴》是为读写本佛经经典而作的字书,俗字多和以意分部正是其特点和价值所在。[17]
   
但这些丝毫无损于钱大昕在文字学研究领域应有的崇高地位。本文开头我们说过,清代文字学尤其是《说文》学的研究风气始于乾隆中期,钱大昕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几位著名学者之一,从以上对其文字学研究的钩稽评论来看,钱氏在文字学方面的成绩和影响都是巨大的。《说文》四大家中,段玉裁对钱大昕自称“后学”(《潜研堂文集序》),朱骏声则是钱大昕的受业弟子,从钱氏问学多年,其《说文通训定声》深受钱大昕影响,[18]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嘉庆、道光两朝《说文》学的高峰耸峙是与钱氏对《说文》的重视和精深研究分不开的,在文字学和《说文》学史上不可没有钱大昕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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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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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01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