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

肖娅曼  著

巴蜀书社 2006年版

总   论

第一节  对“是”的讨论的回顾

自王力1937年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4] 中提出关于汉语系词“是”产生的时代及其形成原因的观点以来，这一问题就一直是我国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对系词“是”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除“文革”时期中断外，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热烈争论一直经久不衰。参与讨论的学者范围之广，发表论文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是语言学史上罕见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系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第二，“是”演变为系词的原因。第一个问题是描写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解释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重心主要是在描写上：系词“是”产生于何时？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已经开始出现讨论重心向解释转移的倾向，例如2001年底出版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5] 一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从语法层面专门解释“系词‘是’产生的机制”问题，从某种程度反映了这种倾向。

本论文将以描写作基础，而以解释为目的，也就是力图以大量完整的材料作为基础，从形式分析入手，最终从语义根据上对“是”发展为系词的问题作出圆满自洽的解释。

过去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的讨论，是建立在“判断词‘是’是从指示代词‘是’发展而来的”这个前提上的。这个前提是1937年王力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中提出的。虽然对系词“是”的来源有不同看法，但语言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王力的这个意见，因此，所谓关于判断词“是”产生时代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是”是在什么时代从指代词变成系词的论争。在这一问题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为“一世纪说”，以王力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系词“是”出现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6] 第二种是“汉初说”，以洪诚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是’之成为系词起于汉初，在纪元前一百几十年。”[7] 第三种是“先秦说”。“先秦说”的具体意见又很不同，持这一观点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系词“是”产生于战国时代；也有人认为“应该上推到《诗经》时代”甚至《尚书》时代。[8] 这三种意见，后来归并为两种：一为“汉代”说，一为“先秦”说。这两种意见长期争论，至今没有结果，原因主要是在对先秦的用例的看法上有分歧。

关于系词“是”的形成原因的问题，可以分作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系词“是”是由什么词演变而来？这是来源问题；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演变？这是演变的根据问题；三、怎样演变的？这是演变过程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在来源问题上，可归纳为几种观点：

第一种可称为“代词说”，以王力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是’字是由指示代词发展为系词的”。[9] 代词说中，洪诚和林序达的看法与王力的又有所不同。洪诚认为，虽然“‘是’之成为系词，是由代词变来的，这话极正确”，但演变为系词的“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肯定的意义”。[10] 在指代词“是”表示肯定的问题上，林序达说：“指示代词‘是’之可以具有确认或肯定作用，事理完全可通。因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11] 这就是说，判断词“是”的肯定作用或确认作用来源于形容词“是”，形容词“是”的确认和肯定作用又来源于指代词“是”，因而判断词“是”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指代词“是”。第二种可称为“非代词说”，洪心衡、洪成玉等持这种观点。[12] 这种观点不认为判断词“是”来源于指代词“是”，而认为判断词“是”是从对事物表示肯定、确认的形容词或副词“是”演变而来的。这种观点把形容词“是”与指代词“是”看作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词（这与上面林序达的观点不同）。第三种可称为“不变说”，任学良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三千年以来，判断词‘是’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是”原本就是系词，不存在演变问题。[13]

“不变说”基本没人赞同，因为它明显不符合语言事实；“非代词说”因为否认“是”的显而易见的复指作用，因而也不能被接受；于是，语言学界的绝大多数人持代词说，代词说被认为是“定论”。

关于“是”演变为判断词的根据问题，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最复杂的问题。仅就已经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的一些观点来看，基本上有外因说和内因说两种。具体表现为下面几种观点：

外因说

第一是“位置说”，由王力提出。他说：“‘是’字经常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这样就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14] 位置说完全从语法环境考虑，不考虑语义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外因说。

新近冯胜利将“位置说”具体解释为“变位”，他认为上古判断句主谓之间有一个停顿（按：指系词的空位），“是”原本处于主语位置，即[S/s-是-停顿-谓语]语境，随着“是”的指代功能弱化，副词开始出现在“是”前，把“‘是’从主语位置推进停顿位置，‘是’跟停顿融合，开始失去它的复指功能”，进而完成向系词的演变。[15]

第二是“同形影响说”。郭锡良、向熹认为：“从句法结构来说，系词‘是’是由表复指的指示代词演变来的，这是这一语法演变事实的基本方面；而从词汇意义上来说，它是受了形容词‘是’的影响，这是促使它由指示代词转变成系词的又一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是”演变为系词的主要原因是外在的句法形式方面的，即使有语义方面的因素，这因素也是外在的，而非自身内在因素。所以，这实质上还是一种外因说。[16]

第三是“类推说”，是石毓智、李讷提出的。他们根据语法化理论，认为汉语语序自古就是SVO（主+动+宾）型，上古“是”判断句形式为“话题+是+说明”，即“S是O”，这与汉语占绝大多数的动词句SVO形式相违，因此，判断句式中间的名词性“是”（主语）被动词句的V类推为V，判断词“是”因此产生。[17] 这种观点显然也是一种外因说。

内因说

第四是“语义说”，由洪成玉提出。他说：上古“形容词‘是’的意义，是对事物表示肯定”，“同它相对的是‘非’”；“判断词‘是’的意义，是对事物表示确认”，“同它相对的也是‘非’”。“判断词‘是’和形容词‘是’由于在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方面都十分相近，从形容词‘是’逐渐产生出判断词性质的‘是’，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18] 语义说从词与词的语义联系着眼，是一种内因说。

第五是“内外因说”。这种观点主张“是”演变为判断词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共同造成的。首先提出内外因说的是洪诚，他在《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中说：“代词总归是代词，‘是’之由代词变成系词，自有它本身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他认为“‘是’之成为系词，是由代词变来的，这话极正确”，但“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示肯定的意义”，这是“是”演变为判断词的内因。洪诚没有明确指出“是”演变为判断词的外因，从全文看，外因似乎为“是”不同于“此”“斯”的语法功能，而这不同的语法功能又是由“是”的语义上有表示肯定这一内因决定的。因此，内外因说归根结底是内因说。这是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不过，洪诚没有说明指代词“是”表示肯定的意义从何而来，人们可以问：假如这种肯定意义是指代词“是”本身就自带的，那么，我们过去仅仅称“是”为指代词是否全面准确？假如这种肯定意义是指代词“是”在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那么，指代词“是”又怎么会产生出肯定意义来？这些关键问题，洪文没有论及。

在判断词“是”的成因问题上，林序达与洪诚的观点基本相同。林序达在《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说：“先秦指示代词‘是’，跟它的同义词‘此’‘斯’有区别，它除了主要的指代作用外，还有一定的确认作用”，判断词“是”是由于指代作用“逐步虚化”，确认作用逐渐“显露”而来。至于指代词“是”的确认作用，则来源于形容词“是”。不过，林先生又认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这样循环了一圈，实际上最终还是认为“是”的确认肯定意义来源于指代词“是”。这样，林序达先生面临与洪诚先生相同的问题：指代与确认或肯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同样是指代词，“是”能发展出确认、肯定作用，“此”“斯”“兹”却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意义用法？因此，洪、林二位先生的内因说是一种不彻底的内因说。

概括起来，在判断词“是”的成因问题上，外因说与内因说的区别在于：外因说着眼于从语法角度解释，而内因说则着眼于从语义角度解释。但双方又存在着共同之点：（1）他们都持单性论的观点，也就是说，就每一个具体的判断句句首的“是”而言，这个“是”只能是：要么表示复指，要么表示肯定确认，要么表示判断；要么是指代词，要么是形容词，要么是判断词；总之，同一个“是”的性质非此即彼，不可能同时既是此又是彼（虽然洪诚、林序达指出“是”不是纯粹指代词，但落实到具体的“是”上，仍持单性论）。（2）并且归根到底，他们都认为“是”最初都是从单纯的指代词发展而来的。

外因说由于具有某种可验证性，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内因说由于无法证明指代词“是”与形容词“是”在语义语法上的相互关系，很少有人赞同。

无论外因说还是内因说，都以系词“是”的来源观为基础，因此，关于“是”的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系词“是”的来源问题。由于系词“是”来源于指代词“是”的观点从一开始基本上成为“定论”，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便归结于指代词“是”发展为判断词“是”的时代问题。由于对“是”的具体例证究竟是指代词还是判断词的看法不同，结果在判断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上争论长达半个世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正如郭锡良先生所说，近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进展。[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