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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情怀,我们的情境:民族的与普世的

——评《心灵超越与境界》

(黄玉顺等主编《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

任文利

 

我们在冲突中封闭,我们在冲突中开放,我们在冲突中矜持,我们在冲突中对话,我们在……“我们是谁?”罗蒂这样问,以终结一个“我们是什么?”的“传统”。“德性之传统”如何?麦金泰尔如是探究──即便此“传统”在“我们是谁?”的笼罩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如何抒发我们的情怀,蒙培元先生的《心灵超越与境界》[1]一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在中西哲学的冲突中,我们或封闭,或开放,或矜持,或对话,而开放与对话,则成为时代的主题。前人于此已作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心”论。[2] 然以“境界”为“‘意义’的‘觉解’”,以“道德心”为“创生的实体”,所谓“意义”、所谓“实体”,是什么?“意义”是否是西方近代逻辑分析哲学的“意义”?“实体”是否是康德实体论的“实体”?或不尽然。这种中西哲学“相互阐明”的范式似乎已发挥无余蕴矣,也许该回过头来,冷静想想,“传统”留给“我们”什么?

以心灵哲学为情感哲学,以超越为心灵的自我超越实即情感的提升与超越,以境界为“心境”实即“情境”,这些提法[3]本身就富有极大的挑战性。所谓“挑战性”,自然是指对以西方哲学来解释“心灵”、“情感”与“境界”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的挑战。而作者本人对或重心“情”或主心“智”、或谈“境界”或论“实体”这样的中西哲学的义理架构上的重大区别的深切感触,也颇发人深思。情感是心灵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情感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所臻的境界是人的“终极关怀”的落实的重要途径,是本书在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中所提供给我们的重要论题。

就儒、释、道三方面分开来讲,情感之所主有道德情感、自然情感与宗教情感之异,所开之境界又有道德境界、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之别,但以心灵的“整体性”特征,中国哲学并没有分化出相应的德性主体、审美主体、社会政治主体与认知主体。在情感与境界上所表现的儒、释、道三方面的差别又不是绝对的,“真”、“善”、“美”合一是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对“真”、“善”、“美”的情感追求展现在儒、释、道三教的最高境界中,就是“天”与“人”、“道”与“心”、“佛”与“我”的浑融一体,于人的有限存在中实现超越。这是心灵自我的纵向超越,与以横向超越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区别。

由自我超越而开境界,离不开心灵之实践,故中国哲学重修养功夫与方法。自我超越的根本方法表现为“体验与直觉”。“直觉”如其为“知”,是心灵的直接的、整体的自我直觉或直观。“体验”毋宁说是“情感体验”,表现为即经验而超经验、即情感而超情感的身心的自我体验。直觉与体验一起成为达成形而上的超越境界的重要手段。直觉与体验的相辅相成,再次说明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即“知”、“情”的统一,讲“知”讲“认识”,不能脱离开人的情感体验。

就儒学讲[4],“情感”(以“道德情感”为主)与“理性”(以“道德理性”为主)的关系始终是其核心议题。情感与理性的对立、分裂,是西方哲学的主流,而强调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始终是儒家哲学的中心。表现在各个时期又有其差别:在先秦,以情感为理性的心理基础;在程朱理学,以情感为理性的体现;在心学,以情感即是理性。因此,儒家的道德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性情”之学。由“性情”而开“性理”,“性理”与“理性”,是中西哲学的差异的另一体现。当然,这不是说由“性情”所体现的“性理”,不具有理性精神,而是说情感本身是可以理性化的,或“本具”理性精神。这与西方由“知性”或“智性”而开“理性”的传统绝然不同。“性情”、“性理”的超越依据是“天”,“天”非实体,而是“自然”,是有目的(所谓“无目的的目的”)的“自然”。“自然目的”的集中体现是人之“性情”。故儒家哲学其本体论、境界论的最终归结是“天人合一”。由《易》肇其端,由孔子、孟子、《中庸》与《乐记》之“仁”、“诚”、“乐”的境界的开出而成其统,由新儒学(即理学)之形而上的义理架构而毕其功。

“情感”与“自然”,同样成为道家(包括玄学)的核心议题。[5]儒家的自然目的论思想,在道家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就是宇宙自然的生命意义,这也是实现人的自由的超越依据。一般以为,道家主“无情”,实则他们所拒斥的只是情感中的道德内涵,而提倡“自然”的真情实感,这充分反映在道家的生命请调与审美情趣中。由“自然心”的“真性情”而达成“道”的自由境界,既是一种精神解脱,同时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老子之由“虚”、“静”而至“朴”,庄子之由“心斋”、“坐忘”而至“逍遥”,王弼之由“得意忘言”而“体无”,郭象之由明“性分”而臻“玄冥之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自由之境所赋予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的尊严。

“情感”与“自然”是“我们”的(民族的)“心灵”的(普世的)主题,是我们的情境中对我们的情怀的抒发,如其是普世的,则是我们对于发自异域的“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声音的回应。至于我们缺少的,如“自由理性”、“客观理性”精神,则必须打破我们心灵的绝对整体性与内向封闭性,实现心灵的解放与开放。或许,我们的“心灵”面临“解构”?但解构始终“不失我”,是觅求自我发展。关于这种自我发展,前人(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做出了不容忽视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而作者本人在本书中所作的工作,无疑意味着对中西哲学对话中的某种范式的突破。这种突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亦足以发“来者”之深思。作者的一段话,引于最后,或可发人深省:“中国哲学中‘自作主宰’的精神,是真正值得提倡的传统,但是必须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现代的内容,成为现代人的自主性,……科学理性不能代替人生问题,科学知识不能代替心灵境界,但是没有科学理性和知识的人生决不是健全的人生。开放的心灵既能增加知识,又能提高境界,这才是真正的‘自作主宰’。”[6]


* 原载《孔子研究》1999年第4期。

[1] 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关于冯友兰与牟宗三的评价见《心灵超越与境界》第五编《当代新儒学》部分。

[3] 见《心灵超越与境界》第一编《总论》部分。

[4] 见《心灵超越与境界》第二编《诸子论》儒学部分与第四编《理学论》。

[5] 见《心灵超越与境界》第二编《诸子论》道家部分与第三编《玄学论》。

[6]《心灵超越与境界》,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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