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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儒家道德中的情感与理性

——中国社科院中国哲学研究室致辞

李存山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

 

就我和蒙先生的关系而论,在我的心目中,蒙先生是我们北大的老学长;后来我到了哲学所,蒙先生是我们所的元老,又是我们中国哲学研究室的老领导,还曾担任《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的主编。我们研究室和编辑部为了祝贺蒙先生七十寿辰,特意给蒙先生献花。我们是不是先把花献了吧?(笑)

蒙先生今年七十寿辰了,可我在想,是不是真的到七十了哦?(笑)因为想一想,去年我们祝许抗生先生七十寿辰,我们看到两位先生无论是从身体、精神还是学问说,都很有青春活力,不像是七十岁的。按古人的说法,七十岁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但我觉得,蒙先生和许先生实际上正是鼎盛时期,在古稀之年仍然保持了青春的活力。刚才中江说蒙先生仍然保持着童心和真心,这确实是蒙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蒙先生给我们后学做了一个榜样。

刚才中江说蒙先生有两个特点,一点是保持着学术的童心和真心,另一点就是学问与时俱进。我们知道,蒙先生对先秦儒学、宋明理学都有很深的研究,有好几本关于理学的著作。特别是蒙先生在“耳顺”之年以后,学问是越做越博、越深、越精,而且开拓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比如对心灵超越与境界、普遍伦理、生态伦理、人与自然等课题给予了很多关注,出版发表了多本专著和许多论文。近年又出版了《情感与理性》、《蒙培元讲孔子》、《蒙培元讲孟子》等等。我觉得蒙先生的学术积累已经到了很高深、很博厚的程度,所以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非常敏锐,写出来的著作有很深厚的学术基础。我想这是非常突出的,值得我们后学学习的。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在蒙先生以前,有些学者曾指出过儒家重视“情”,自从郭店楚简发表出来以后,很多研究者都突出了儒家重视“情”的一面。但是,系统地对儒家的情感与理性做深入研究的,我觉得蒙先生的《情感与理性》是一本开创性的专著。蒙先生在书中讲:“西方是情理二分的,中国是情理合一的;西方是重理的,中国是重情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精辟的论断。

对于儒家“重情”思想的认识,在历史上是有曲折的。汉代以后有“性善情恶”说,这可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以阳为性,以阴为情,主“性善情恶”。汉代纬书里就说:“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以刘向、荀悦为代表。后来受佛教的影响,儒家又有“性贞情邪”和“灭情复性”的说法;以及后来宋明理学家强调性善、“心统性情”等等。所以,“情”在儒家思想中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一个问题。

蒙先生提出中国是情理合一,是重视“情”的。在我看来,这个判断是符合儒家思想的大流、大趋势的。因为在先秦时期,儒家主要讲情理合一,或者说是“性情一本”。古代文献中可能最早讲到人性或“民性”的有两段话:一段是《左传》里讲的“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天地不仅是自然,而且有“中”这样一种秩序,民禀受了“天地之中”,这里有性善论的意思;另一段就是《左传》里讲的“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人的六情根源于天的六气,“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气不沉滞,亦不散越”,自然界的六气五行是有秩序的,人认识到这种秩序,就要“不淫”(不过度),“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使情感达到中和,“哀乐不失(度)”,譬如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样就“能协于天地之性”,就可以健康长寿,反之,如果“气淫”就会致病。这可能是对人性或民性的一种较早的看法,实际上是以情说性。

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出于亲亲之情,是人的最自然、最本真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是儒家的道德理性的基础。从孝悌推扩出去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后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已经是包含着道德情感的普遍的道德理性或基本的道德原则。以孝悌的亲亲之情为本始,以忠恕为行仁之方,而仁就是“泛爱众”,也就是“爱(人)类”,进而达到“泛爱万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所说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一个扩充特殊的道德情感以达到普遍的道德理性的过程,而在这种道德理性中仍包含着真挚的道德情感,它是情感与理性合一的“具体理性”。这个过程具有道德发生的真实合理性,如在孔汉思等人发表的《全球伦理宣言》中就说:“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无条件的原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

儒家是重视情感的,这在郭店楚简中有突出的体现。《性自命出》篇讲“喜怒哀悲之气,性也”,上承《左传》中说的“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按我的理解,“喜怒哀悲之气”是指未发的情感,也就是性。“性自命出”,然后是“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又说“礼作于情”,“仁,性之方也”,“信,情之方也”,《语丛一》说“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者也”。郭店楚简肯定性情的正面价值,实际上是很重视“情”的,虽然在这里性与情有区别:发出来的就是情,没有发出来的那个“喜怒哀悲之气”就是性。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实际上也是以未发之情为性,但《中庸》比《性自命出》进了一步,其“喜怒哀乐之未发”已经有了“中”的属性,上承《左传》里说的“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可以说《中庸》的思想已经是性善论了。而《性自命出》的思想还不能说是性善论,它讲“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性自命出》从正面肯定“情”,具有向性善论过渡的性质。

到了孟子那里,就明确地提出了“人之性善”。孟子认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后来程朱以“性”为体,认为仁是性,是“爱之理”,而恻隐之心是“情”,是“性”发出来的“端芽”,从而把本源之情讲得不那么清楚了。这肯定是不符合孟子思想的,因为孟子是以恻隐之心这个“情”为端,“四端”就是人之性善,是由“四端”存养扩充为“四德”。

我认为,儒家主要是讲情理合一或性情一本的,并且的确是重视“情”的。只不过到了汉代以后,发生了某些变化。当然,宋明理学家讲的以性为体、以情为用,也有它的价值,就是主张要用理性来统率情感。在我看来,先秦儒家和宋明理学的思想都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先秦儒家以性情合一、情理合一来统率情感。儒家也讲“志”,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志”就是每个人都有的独立自由的意志。孔子说“志于道”,“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爱人就是出于情感与理性合一的道德意志。如果认为意志只是出于非理性的情感,那么就会走向西方的唯意志论。而儒家的“志于道”,是以道德的情理合一来统率意志。程朱的“性即理”,“性体情用”,是以道德理性来统率情感,这也有它的合理之处。与程朱不同,陆王是讲心、性、情合一的。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博士论文,是讲刘宗周的。刘宗周认为“意为心之所存”,“意是心之根”,他所说的“意”就是《大学》的“好善恶恶”,《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他说:“喜怒哀乐以四气言,非以笑啼詈骂言。”他认为《中庸》讲的“喜怒哀乐”不同于“七情”中的喜怒哀乐。实际上,刘宗周所说的“意”,也就相当于“未发”的道德情感,近似于《性自命出》说的“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只不过《性自命出》还不是性善论,刘宗周则同于《中庸》的性善论。清代的戴震以有欲、有情、有知为人的“血气心知之自然”,由心知而达到理义,使人人“达情遂欲”就是善。在戴震的思想中,情感和理性以及欲望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总的来说,儒家强调人之性善,重视“理义”,同时也重视人之性善的“情”,也就是《中庸》讲的还未发的那种“情”。于是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重新来反思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蒙先生在书中说了,儒家的实践理性不同于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因为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是剔除了情感的,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律令;而儒家是从亲亲之情到“忠恕”,然后到“泛爱众”,再到“泛爱万物”,这是一层一层推出去的。我近来思考,儒家的这种思想如果不同于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那么它和西方的休谟、亚当·斯密把道德的本源归于“同情心”可能更为接近,“同情心”近似于儒家说的“恻隐之心”。休谟提出:“能够解释我们在道德判断上达成同意的惟一的心理动力是同情的动力”,道德情感是“灵魂的一个固有原理,这个原理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但他又认为,同情心是有“偏颇性”的,“我们对与我们相似的人、与我们亲近的人、在文化或语言方面与我们类似的人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同情的偏颇性证明了‘明智的旁观者’的观点在纠正它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由这个“明智的旁观者”建立“正义的契约”,“那些契约意在补救由于我们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所带来的不便”。“对正义条件的不利性和人的自然的、未受教化的道德观念的片面性的补救,不是产生于自然,而是产生于人为”。休谟把“正义的契约”诉诸同情心之外的另一个“人为”来源,即认为“慎思”是后天的“作为情感体系之改造活动”(参见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虽然休谟重视“灵魂固有”的道德情感,这与儒家相似,但他也是“情理二分”的,他要用后天的“理”来制约先天的“情”,而儒家则是由亲亲之情“一本”而推出忠恕、仁爱和理义。

从儒家与休谟的异同,我近来思考:情感与理性、道德与法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儒家的施由亲始,爱有厚薄,是否也有情感的“偏颇性”呢?比如说“亲亲相隐”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讨论得很热烈。我认为,儒家不仅讲“情”,而且也要用“理”来限制“情”的局限性。《左传》里有一个记载:叔向的弟弟叔鱼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受贿,他偏袒了行贿的雍子,“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叔向认为,杀人者有罪,而叔鱼和雍子也应该戮尸。孔子对此评价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杀亲益荣,犹义也夫!”从孔子对叔向的评价可以看出,孔子的“直”包含着情感与理性两个方面: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道德情感的“直”;而“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可谓直矣”,这是道德和法治的正义、公道、理性的“直”。

儒家讲施由亲始,爱有厚薄,由此推下去,当“达之天下”,泛爱人类和万物的时候,这个薄能薄到什么程度?好像儒家讲得不是很清楚。张载讲“民胞物与”,又讲“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杨时认为张载的思想有点像墨家的“兼爱”,然而程颐却认为张载的《西铭》是讲“理一而分殊”。他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蔽,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这里说的“私胜”,似乎就是“同情的偏颇性”;“分立而推理一”,就是由同情心而升华为“仁”的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不是脱离了道德情感的纯粹实践理性,而是包涵着道德情感的,也就是蒙先生讲的情理合一的“具体理性”。因此,我认为在儒家道德中的情感与理性之间也是有一定张力的,这是一种既有“分殊”之情感又有“理一”之理性的“中和”的关系。

由亲亲之情而达到“理一而分殊”,达到情感与理性、道德与法治的统一,这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蒙先生在《情感与理性》这本书中对此做了很深入、很系统的阐发,这也确实是一本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最后,祝贺蒙先生七十寿辰,祝蒙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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