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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历程

——主题发言之一

蒙培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简单谈一谈我是怎样提出“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按问题进行的,就是尽量先提出问题,然后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接着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再提出新的问题。所以,我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系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我只是在讨论一些问题。(笑)当然,我提出问题与我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现在还不能说我已经理解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而只能说我在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要想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出真正的问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而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哲学,必须要理解西方哲学,而我不懂英语,所以只能看翻译著作,并且西方哲学著作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所以我只能就我自己有限的理解,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另外,研究中国哲学当然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基本文献有一个了解,而这也是我的一个缺陷。冯先生曾说,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对佛学是有缺陷的,那么我的缺陷就更多了。我也曾经花过一些时间去读佛学典籍,日本的那本“佛藏”,我只念了一点点就觉得不行了,这样念下去一辈子也念不完。所以,这个方面我是有很大的缺陷的。还有就是,研究哲学,你必须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了解。我对一些年轻学者说过,对于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你只能沿着他的足迹前进,而不能绕着走。但是我自己这方面也做得很不够。我这个人呢,自己喜欢读的书就仔细认真地读,不喜欢读的书就不读、读不下去,对于这点,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笑)这也是我的一个局限。有些书你不读不行啊,到后来你还得补读才行,因为你只能入乎其中才能出乎其外啊!这一点我体会是比较深的:研究中国哲学,你除了了解基本文献、了解西方哲学以外,当代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你也一定要读,这是绕不过去的。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懂得这个道理,可是做起来却不是那么顺畅、痛快。(笑)我的意思是说,你通过阅读中国哲学的书、西方哲学的书、当代学者的书,慢慢的从中提出问题,然后按照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我的学术经历来看,我觉得大体上有这么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环节:

第一个是从理学研究进到心性论研究。

我对理学的研究是历时的研究,研究它的演变,同时也是一个范畴系统的研究。“范畴”本身是西方的,我把它加上了“系统”,但是系统始终还是范畴系统,所以这里边就有个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我的想法是:不管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你总要研究概念吧,而这就是范畴,只要你讲哲学就不能不讲这个;但是呢,你一定要讲出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有些什么特点、特质。从理学范畴的研究中,我体会到,心性问题确实是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这毫无疑问是受了当代新儒家的影响、启发,如果没有这种启发,我想我把我的研究确立为心性论研究恐怕会经历一个很大的曲折。80年代的时候,新儒家的著作在大陆还不是很流行,恰好在那个时候,汤一介先生有一套台湾版的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可能是当时大陆唯一的一套。汤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所以把这套书借给我看,我就读了这个书。当时读这个书的时候,由于装订很差,也没包书皮,所以还给汤先生的时候都成一本很脏的书了,很不好意思,但汤先生也没有怪我。(笑)

我想,在当时的大陆,我还是比较早地读这本书的一个读者吧。我从中受到新儒家的启发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发现,牟先生在讲这个问题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实体论的观点来讲中国的心性论,把心、性说成是一个本体、实体,而且这个本体、实体是绝对超越的实体,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立足点。然而根据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我会问:这符合理学吗?符合中国哲学吗?现在大家讲哲学,无不讲本体论,而讲本体论,就落到实体论上面。这促使我思考:中国哲学到底还有什么特质、特征?实体论能不能直接拿过来用?这些问题对我来讲,在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研究里边,都是不小的问题,而我则试图去思考、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心灵问题。

我讲心灵问题,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实体论存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哲学中,心性论本身要涉及到心与性的关系问题,那么接下来再进一步考虑:心若不是实体论的,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呢?中、西哲学毫无疑问都是要讲人性的,但是中国哲学讲人性不是自然主义的讲法,也不是知性主义的讲法,而是德性论的讲法。中国哲学讲德性,也就是“性”,德性与心是分不开的,这从古典哲学一直到宋明理学都是这样一个讲法。这当然与价值有关系,而且与主体有关系。在心灵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灵魂的观念,没有上帝的观念,甚至没有西方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的观念。那么,中国哲学讲“心灵”,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它面对的是什么呢?显然,它是要解决心性关系问题,它所面对的就是“天”、“道”。西方的心灵哲学是要和上帝对话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中国哲学中,“性”当然不是实体,那么,推而广之,这个“天”、“道”是不是实体呢?我认为也不是实体。天道流行,化生万物。当然,实体论也有它的一些有意思的讲法,只不过我觉得这个讲法对中国哲学来说不是太好,至少不是最好的讲法。实际上,这已经涉及到天人关系了。关于天人关系,我同意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天人关系基本上是内在化的,是心灵上的一个存在。所以,心灵问题既然不能用实体论来讲,也不能用知性哲学来讲,那么它到底是一门什么形态的学说或学问呢?我认为是境界形态的,所以我讲心灵与境界的问题。

关于境界这个问题,我直接受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但是,就中国哲学而言,冯先生明明讲过中国哲学里边只有佛教、佛学是讲境界的。后来牟宗三先生也讲境界问题,他既讲实体论也讲境界论,并且认为道家也是境界形态的。牟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讲法。他的《才性与玄理》就是讲的这个问题,他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也花了大量篇幅讲这个问题。

就境界而言,冯先生有个基本思路。由于他讲概念,所以他从对概念的认识讲境界讲得比较多,境界就是对概念的一种认识。而牟先生讲境界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心态,因为它在客观上开不出来,所以要以一种境界的心态来对待世界万物,因此他讲的境界基本上是一个主观形态的境界论。当然,牟先生也承认主客架构是应该合一的,但是应该怎样合一呢,他却并没有提出一个论点来。

唐君毅先生晚年讲“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本书出版后,我也去国家图书馆借来读过,但没有读完,只读了一部分。这本书的主要精神,我看了一下,是把“生命存在”和“心灵境界”分开讲的,生命是存在的,境界是心灵的。而我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心灵有没有存在?心灵的存在是什么?以何种意义存在?这就是我讲的“心灵境界”的问题,而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境界的问题。我认为境界就是心灵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离开存在,还怎么谈境界呢?从概念认识方面去讲境界显然是不行的,而光讲一个主观心态也是不行的,实体论是很难成立的。因此,应该从存在来谈心灵本身。这当然就涉及到生命与心灵之间的关系问题、形神问题。我在书里还提到了“超越”问题,这个超越就是感性的自我超越,而不是超越到一个绝对实体那里去。这一步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进一步,就是讲到情感问题。

关于境界,我是不同意冯先生和牟先生把境界仅仅归结为道家和佛教的,我认为儒、佛、道与西方哲学比较起来都是境界形态的哲学。这是我的一个大胆的看法,至于是否成立,大家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在我看来,心灵境界要从存在来讲,那么心灵存在是什么呢?这就进入到情感、情感与理性的问题。

情感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它也完全可以是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的,甚至超理性的。情感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刚才王中江和李存山也讲了这个问题。另外,情感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所以陈来教授讲“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这都是对的。

我认为,情感在儒学中所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立足点,就像西方哲学以知性为立足点一样。我在书中的看法是:中国哲学是情感型的,西方哲学是知识型的。但是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中国哲学不讲理性,西方哲学不讲情感,而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

在我看来,情感既是人的最源始、最本真的存在,同时也是终极性的存在,无论是就一个人的生命而言,还是就儒学关注的问题而言,都是如此,而且最终达到的终极性追求也是这个。当然,儒家也讲幸福,牟宗三先生讲“原善”,讲德福关系。但是在儒家看来,人生的终极追求、幸福,就是情感上的最大满足,就是追求人生的乐趣。所以,儒家不是靠追求知识来获得一种权利、所谓“知识就是权利”,然后用知识权利来改造世界、以获得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通过陶冶性情、提升情感、实现人的德性,最后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是分开的,人的终极追求是由基督教的上帝来解决的,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它是靠儒学来解决的。

我很欣赏牟先生的一句话:“心可以上下其说。”我认为讲得很好,我经常引用这句话。后来我想:既然如此,那么“情”难道就不能上下其说吗?有各种各样的情感,有低层次的,有高层次的。儒家所讲的“情”正是积极的、正面的情,它不仅仅停留在“好好色,恶恶臭”,尽管儒家并不反对这个,《大学》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儒家更重视的是好善而恶恶,认为这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标志。

在中国文化里,这个“情”字是讲不完的,你可以分别从美学、伦理学、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讲。所以我觉得,情感在中国儒家哲学里边是举足轻重的、非常的重要。于是,我就写了《情感与理性》这本书。

最后,我说一下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可以根本不讨论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西方哲学也讲情感,但是,如果你把情感与理性放在一起来讲,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西方十七、十八世纪把讲情感看作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那么,儒学能不能这样来讲呢?我认为不能用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神秘主义之类来讲中国的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情感和理性统一起来了,而西方哲学压根儿不会这样想。

我这个说法,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根据的。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凡是讲儒学的大家,无不讲到“仁”,港台新儒家也是如此。那么“仁”是什么呢?我认为,儒家的“仁”从根源上讲毫无疑问讲的就是一种情感;而且,它也是理性的。孔子讲“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是有原则的,为什么仁者就能好、能恶呢?这儿就有个理性原则。孟子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后来的理学家朱熹也讲“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心之德”固然是从心性、从主体上来讲的,那么“爱之理”是讲的什么呢?爱就是情感嘛,理就是理性嘛,这就是讲“情之理”,即“情理”。中国人讲“情理”,就是讲情感与理性。所以说,中国哲学讲的这个理性就是“情理”,说到底就是价值理性,而不是西方讲的那个中性的认知理性。当然,价值理性和狭义的价值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大体上就是这样。我那一本《情感与理性》,说实话,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很不成熟,希望大家能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以进一步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我就讲这些吧。我很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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