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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感到生命

——主题发言之三

陈 来

(北京大学教授)

 

    刚才中江讲了,说与蒙先生这个人交往的感觉特点,就是比较随意、比较自然。我也是有这个感觉的。从我们北大内部的师承系统、特别是与冯先生的关系来说,蒙先生是我们的老学长了,所以我从来都是叫他“老蒙”的。还有就是中江刚才讲到的余敦康先生,我们也从来都是叫他“老余”的。余敦康先生与李泽厚先生年龄相差在一岁之间,但我们见了李泽厚先生不会叫“老李”,可见了余敦康先生,如果你不叫“老余”反而觉得不自在。(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蒙先生与我们相处的特点。

我认识老蒙——还是叫“老蒙”吧——不是很早,而且还颇具戏剧性。我是从1978年开始在北大做中国哲学研究的,老蒙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进入到专业的中国哲学研究,大家看的书也差不多,因此当时就有一个“资源争夺”的关系。大家可能都很惊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当时老蒙住在北大,他借的书都是通过他的夫人郭淑芹老师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那时候我们都要看线装本的《朱子语类》。当时,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朱子语类》我刚借一个月,后边就有人催我了,然后就把书拿走了,然后我又去催人家。我也不知道我催的是谁,当时我就在想:怎么老有人和我抢着看《朱子语类》呢?我们北大内部研究中国哲学的也没有其他人做朱子研究的啊!(笑)后来有一天在系里碰到郭老师,她说:你就是陈来吧?我说:是。她说就是她要常替老蒙借《朱子语类》。(笑)就这样,我就先认识了郭老师,比认识老蒙还要早,心里觉得特别有意思。当然啦,83年以后,老蒙就不怎么用这本书了,因为他的《从朱熹到王夫之》写完了,所以就不怎么和我抢了。我真正认识老蒙已经是1985年了,那一年我们一起去日本开会,老蒙那时40多岁,我那时30多岁,20多年一下子过去了,老蒙今年竟到了七十岁了!

我对老蒙的学术有一些感觉,但没什么研究。我的感觉,其中有一部分从刚才老蒙所讲的得到了印证,当然还有一部分没有得到印证,这个待会儿再讲,我先从已经得到印证的方面来讲。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老蒙是中国大陆学术界80年代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代表。这一点可能外面的人了解得不是很多。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个港台学者写了篇文章,讲80年代的宋明理学研究,有一次他让我看他的这篇文章,我就说:你这个不对啊,怎么没提到蒙先生呢?事实上,当时我们中国大陆学界是比较复杂的。当然这不是说关系的复杂,而是说层次和格局的多样。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先生像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也都还在写关于宋明理学的文章,但是两位老先生基本上还是延续以前的一些讲法。比如,冯先生讲二程,还是沿着老的那本《中国哲学史》和《新理学》的思想讲;而张先生讲张载,也还是延续他40、50年代对张载的讲法。第二个梯次就是历史所的邱汉生先生和邓艾民先生,他们也是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邱汉生先生主要是参与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他个人的建树不是很突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80年代初出版的《四书集注简论》。而邓艾民先生呢,他的书出得更晚,一直到他去世以后90年代才出版。所以,80年代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张立文先生,另一个就是蒙培元先生。当然,我在80年代也写了两本书,但是我是在一个点上谈,而没有谈全部理学,所以并没有代表性。而蒙先生呢,一本是《理学的演变》,一本是《理学范畴系统》,这两本书应该说是在整个80年代理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关于这方面的思想观念,我和老蒙在80年代中期也交换过意见,老蒙当时对我说:“我们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在北大,我们受冯先生、张先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理学研究方面我们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蒙的学术思想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就是:他基本上不怎么做理学的研究了,而是开始关注心性问题,做心性论研究了。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汤一介先生和老蒙还谈到了这个问题,刚才老蒙也提到了,汤先生很鼓励、很赞成他做心性论的研究。当时汤先生还特别提到说:郭老师对心理学很有研究,你们可以多交流。可老蒙后来的书里边也没怎么引用郭老师的著作。(笑)不管怎么说,从“主体思维”到“心灵境界”这一段,大概来讲就是集中在心性论的研究上。如果说老蒙在80年代是中国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那么90年代就变成心性论研究的代表了。刚才老蒙也讲了,港台新儒家也研究心性论,关于心灵境界,唐君毅先生也写了书,很有影响。我觉得,如果说在港台有一个新儒家所代表的对心性论、心灵境界的研究典范,那么老蒙在90年代的研究可以说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对心性论、心灵境界的研究的典范。在这方面到底是否还有其他代表,我一时还想不出来。80年代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还有张立文先生;但是90年代关于心性论、心灵境界的研究还有没有其他代表,我还不敢说,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老蒙了。虽然老蒙90年代以来不做理学研究了,但我们还是老麻烦他,还有张立文先生,因为我们博士生很多,所以只要是做宋明理学研究的,我们都会找这两位先生帮忙答辩。现在呢,有的时候觉得这两位先生年纪大了,我们就尽量少找他们,而去找中年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找向世陵教授。虽然90年代以后老蒙不做理学研究,但他对理学研究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这就是对我们的博士生培养有很大的帮助,由于这十几年来,我带的博士生大都是作理学研究的,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他。

下面我们回到我从老蒙刚才的陈述中没有得到印证的问题。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我就不讲了。黄玉顺教授编的这本文集和今天会议的主题,都很强调情感这个问题,这本书里甚至还有专栏谈论“情感儒学”,并且把蒙先生的观点用“情感儒学”来概括,好像也得到了老蒙的首肯。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不满足,我觉得这个概括恐怕没有完全表达老蒙的哲学思想,并且可能也限制了老蒙的哲学思想。我认为,新世纪以来,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老蒙的思想,我不是很赞成一定要用“情感”来概括,我觉得“生命”这两个字对于老蒙最近十年来的研究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情感”是不能脱离“生命”的,所以“情感儒学”的讲法对老蒙的思想来说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刚才好几位先生都讲了——老蒙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那么这个进路与我们今天搞科技哲学的进路是不一样的,并且也和一般的讲天人关系的不一样,我觉得他是用“生命”作为一个主要的切入点来讲的。而这一点,刚才没有从老蒙那里得到印证。(笑)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我本身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很深的研究。以前我看过老蒙送给我的《人与自然》那本书,我个人觉得“生命”对他的思想可能更重要。所以,用“生命儒学”或者“生命—情感儒学”或许更能全面地把握老蒙的思想。因此,我对黄玉顺教授的概括感到有点不满足。(笑)

我就这样把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想法简单提一提吧,希望大家批评。

最后,衷心祝贺老蒙的七十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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