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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理性与天道人道

——主题发言之四

向世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首先祝贺蒙先生七十寿辰!真心地祝愿蒙先生健康长寿!

蒙先生和在座的许先生都是我的博士论文的评阅人。从那时算起,与蒙先生认识好多年了。后来蒙先生做《中国哲学史》杂志的主编,我也是编辑部的组成人员,因此也算共事了很多年。蒙先生给我的印象,刚才陈来教授也讲了,跟“情感与理性”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比较贴切,就是很重视情感,这是在编辑部的工作联系和日常交往中深深感受到的。

实际上,我对“情感与理性”的关注是非常少的,在这方面当好好向蒙先生学习请教。就这方面的研究说,我和蒙先生有一个同感,就是“情感与理性”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从先秦一直延续到现在。然而,在我的感觉中,情感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可能会更多一点。“矛盾”是中国哲学本有的词汇,今天的人们则更愿意用“张力”这个词,说“张力更大一点”。(笑)这里我从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两个角度简单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个例子是当年孔子与宰予谈论“三年之丧”。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情感与理性之间矛盾的例子。孔子主张行“三年之丧”,是在讲“人情”、“人道”,是用人情、人道来定义“仁”;而宰予则是从“天道”出发,天道自然循环就是一年,为父母守丧为什么就不能是一年呢?因此,如果说孔子是以“人道”立论的,那么宰予就是以“天道”立论的。天道固然是以一年为周期,人却要守丧三年,对此,孔子是从人的情感立论的:因为父母在怀抱里抱了你三年,所以你也应该守三年之丧来回报父母。孔子这样思考从情感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很难讲得通。因为儒家讲“天人合一”,“人道”是效法“天道”的,天道自然,本来就是以一年为周期,那么你为什么要主张“三年之丧”呢?在这里,宰予是讲“理”的,而且理由看起来还很充分。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最后对宰予的评价是“不仁”。如果将此“仁”解作儒家最根本的道德规范的话,那孔子对宰予等于是彻底否定了,又如何能将他列于四科十哲之中、且位于子贡之前呢?所以我以为仍可以换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看。譬如,《中庸》称引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在这里就是“人”,仁德就是人道,人(仁)道以“亲亲”即孝顺父母为最高的原则;代入到孔子批评宰予的“不仁”,也就可以理解为批评宰予“不人”,即宰予不讲人情,不循人道、不愿意为父母尽孝而守丧三年。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孔子讲人道,是以情感为主导的;宰予讲天道,则是以天道为主导的。由于儒家的后继者以孔子的言行为典范和行为准则,在传统儒家重情感、重人道就是理所当然的。简言之,在传统儒家,理性是服从于情感的。

但是到宋明理学,情况却倒了过来,这也就是第二个方面,理学家是主张以理性去主宰情感的。理学家要对抗佛老,必须高扬理性的旗帜,天道、天理是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法宝。由于人性要按照天性的法则去说明,“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就成为了理学家的共性。天理当家,无疑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情感自然受到压抑,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也是后来批判理学的思想家认定理学压制、束缚人的情感的一个典型的事例。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理性高于情感,也能够在传统儒家那里找到根据,二程本来就认为他们自己是“遥接”孔孟的。孔子讲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则倡导“舍生取义”。同时,《易传》又讲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那么,夫妇本是人伦的基础,而夫妇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信义的约束。因此,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再嫁,纯粹从理性去分析,就是对原来夫妻间信义的一种背弃,是对孔子信义重于食和生、孟子“舍生取义”原则的一种颠倒。我们通常讲,儒家是道德理想主义,先秦孔孟的确是主张信义的价值高于物质生命的价值的。将此联系到二程,“饿死”是物质生命的问题,“不嫁”是坚守信义的问题,而信义高于物质生命。所以,二程以理性为主导,强调道德理想的至上性,情感服从于理性就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另一些学派和学者,比如胡宏、事功学派、王夫之、颜元、戴震等等,强调理和欲的结合,要更为注重情感。“以情契情”才能叫做“理”,理不过是情欲的适当。但是这一派是不占主导地位的。

所以,从先秦到宋明,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比起相互间的协调可能更突出一些。也正因为如此,“情感与理性”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的的确确值得讨论。如果一般地从天道、人道的角度看待情感与理性的问题,那么,从人道的角度可能会更强调“情感”,而从天道的角度则可能会更突出“理性”。但是,如果从“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来谈论的话,宰予的观点是不是就是天人合一呢?我想这是典型的天人合一,即是讲人与自然的合一。而孔子注重情感,注重人道,是从“人情”出发去融通天道,那么这个天就属于“心性之天”,天人合一是合在“仁德”上。

当然,换句话说,宰予的观点比较符合现代社会的情况,因为现在不可能再守“三年之丧”了。(笑)而孔子的思想则比较符合传统社会的情况,因为传统社会家庭关系比较稳定,变化比较小,一两千年来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守“三年之丧”相对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在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里,我想,人情的淡漠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越到以后会越淡漠。在这种情况下,情感的问题往后会怎么发展下去,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成了一种法律关系。现在连夫妻结婚都要签婚前协议,根本就没有过去的那种“信义”基础了。因此,如何把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可能是我们当前需要研究的问题。

当然啦,以上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

最后,再一次祝愿蒙先生、许先生健康长寿!

我就简单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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