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

以情应物的心物观

——主题发言之六

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这里一个是向蒙先生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表一种羡慕的心情。(笑)算起来,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已经有四个不在了,其中有三个没能活到五十岁。所以说,活到七十岁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笑)因此,我们首先应该争取活到七十岁,向蒙先生看齐,然后再进一步努力。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事,你锻炼也没用,这也许就是“天命”吧!但是,我们还是要往好的方向努力啊。(笑)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非常好。蒙先生在这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刚才几位先生也讲到,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正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我们现在来阐释中国哲学,无法摆脱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在这个前提下,能否凸显出中国哲学的固有精神呢?前一阵子讨论过“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与这一点相关。对此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觉得,西方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能不用,但要看怎么用。

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活动。黑格尔把哲学界定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所以,把握思维、理性、精神这些观念的内涵,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哲学中,虽有心、性、情、意、知、神、良知、良能等概念与上述观念相关相应,但它们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处理的。我们注意到梁漱溟先生讲儒学,讲孔家的学问,借用西方“直觉”和“理性”的概念来做诠释,用得很巧妙。他早期用“直觉”,后期则改用“理性”这一概念。不过,他用“理性”这一概念,是要排除掉“直觉”这一概念与本能混同的偏弊,其前后期的思想在精神上还是一致的。梁先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而有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间的区别。他一方面提出“直觉”和“理性”的概念,来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现代诠释,另一方面又对它作了新的界定。梁先生把儒家的“理性”概念界定为一种“情意之知”“有情味的知”、“无私的情感”,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因此,我觉得老一辈学者其实很早就在关注“理与情”的关系这个问题了,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对现在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梁漱溟先生的诠释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虽然使用了西方哲学“理性”这一概念,但是却对它做出了符合中国哲学精神的界定。我觉得这样讲才能真正克服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种困境。

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刚才也提到了。情、理是一本的。哲学既然是一种反思的活动,那么,中、西哲学的差别主要就在于如何看待人的存在这一问题。蒙先生刚才讲了,在西方哲学中,情与知是分开的,而中国哲学是情、理一本的。这个“一本”,应该落实到哪一个上面去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落实到“情”上面去。

《中庸》第一章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然后又讲“中”、“和”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能达到中和,则可实现“天地位”,“万物育”。可见,这“大本”和“达道”就是从情感层面上来谈的,或者说,是依据情感生活的真实和完成而建立起来的。而宇宙生命和存在的完成(“天地位”,“万物育”),也与“情”的真实和实现相关联。“情”就是人的存在的一个主体。后来《孟子》里边讲:“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知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可见,仁、义、知、礼、乐这些社会、德性、伦理的规定,也是落实到“情”这个实存的基础上来讲的。以后,宋明儒学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在讲“心”的时候,都认为从“体”来讲心就是“性”,从发用上来讲心就是“情”,“心”的实存内容和活动全部都落实到“情”上来讲。这样一来,“知”便不能是一个独立的原则,独立的存在。“知”被理解为一种心在其情感表现中的心明其义或自觉作用。所以《中庸》里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人性或人的存在的真正完成,一定有智慧的实现,反之亦然。在中国哲学里,不能脱离开存在的整体内容去抽象地讨论“知”的问题。而“情”也因有“知”作为其内在的规定,便成为有本然决断和定向的活动,而不流于西方人讲的“非理性”。这个决断、定向的作用,就是“意”、“志”,我们今天连起来叫意志。这个意志,在西方哲学中,常常把它看作非理性,叔本华、尼采所理解的意志,即是如此。中国哲学讲的意、志或意志,是情、知内在贯通的主体,所以既是冲动、力量、活动和生命义的,又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

哲学是从反思的角度来看我们周围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意义如何,便与对这反思的主体的理解有关。我们可以把中国哲学观物的方式概括为一种“以情应物”的方式。儒学后来讲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时,都是讲“以情应物”的。“以情应物”,是而是之,非而非之,随感而应,曲中事物之理,心与物的关系,即由此而建立。王阳明有句话:“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者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为学之要就是以情来应物,而不是把物作为认识的对象。在此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心物关系,就不单纯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认知关系,而是一种价值和存在实现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讲中国哲学,已经都不讲唯物、唯心了,这是中国哲学研究在理论和诠释原则上的一个整体性的进步。因为中国哲学中的心物关系,从根本上讲不是一种单纯的认知关系,它是另外一种系统。

基于此,中国哲学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透视点,便与西方哲学不同。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平等性实现的关系。我们看孟子的说法:“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中庸》里也有相似的说法:“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里都讲到物我的合一。这个合一所遵循的途径,就是“忠恕之道”。忠恕作为一种工夫,就是一个“成己以成物”的历程。在物我各依其“宜”而达到平等性的成就中,物我乃贯通为一而“皆备于我”,真实、真理、本体(道),就在这物我的贯通和我对世界的真实拥有中呈显出来。在中国哲学里,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这种“成己成物”的实现的关系。西方哲学讲“本体”,乃对应着“现象”而言,中国哲学的“本体”,则对应着“工夫”来讲。这种不同,即根源于其对人的存在的理解的差异。因为中国哲学注重通过情感生活、精神生活、包括肉身实存的一系列内在转变,而呈现出并把握和拥有那个本体。这个内在的转变,我把它称为“教化”。通过“教化”,我们拥有真实、本体,而非仅仅认知它。这是儒学的、也是中国哲学的真精神所在。我觉得,人在应对周围世界时,人在一念之间所展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情”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知”的方式。中国哲学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点。这可能正是中国哲学之异于西方哲学的根本之点。

蒙先生的书,我以前读过一些,但读得不是那么仔细。蒙先生今天讲了以后呢,对他的思想的逻辑,我基本上算是搞清楚了。我觉得蒙先生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就简单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稿      来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权所有者:中国儒学网    Copyright (c) 2003—2011 www.confu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序号:蜀ICP备050322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