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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

学术研讨会综述

任文利

 

由中华孔子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7月10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今年适逢哲学家、哲学史家蒙培元先生的七十寿辰,“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问题是蒙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切的问题,有鉴于此,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的举办,为蒙培元先生献上一份生日祝福。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以及若干家报刊杂志的记者出席了会议。主办方向与会者赠送了《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会议由黄玉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主持。

在大会的开幕式上,王中江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存山教授(中国社科院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杨永明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首先代表各主办单位致辞,并就会议主题“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胡仲平博士代表汤一介先生(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向蒙培元先生呈送了“《儒藏》精华版编委”聘书。

在简短而热烈的开幕式之后,开始了大会的主题发言。蒙培元先生首先围绕着“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问题,回顾总结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指出自己是如何在一步步的思索追问中逐渐切入此一问题的。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的学者还有许抗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战国(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向世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耀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等学者。大会主题发言主要是围绕着两方面的问题展开的:其一、如何理解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其二、对蒙培元先生相关研究的学术评价与学术定位。会议是在认真严谨而又轻松愉悦的氛围之中进行的。

关于如何理解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问题  与会学者大多认为,情感与理性问题的确是儒学乃至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但在对于该问题的具体理解上,学者们的看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向世陵教授指出,在儒学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该问题的具体体现有所不同。先秦儒家可以说是“情理合一”的,而宋明儒家就其主流而言则是“重理轻情”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出就是这方面的体现。陈静教授认为,情感在汉唐儒学中基本上是否定意味的,与欲望有较大的关联。在宋明儒学中情况则有所变化,如理学家多以孟子的“恻隐之心”谈“仁”。同时,情感之发动又有一个“度”的问题,“理”的作用至此也就凸显出来了。李景林教授则以为,就儒学的发展历史讲,“情与理”相融以及对于情感的重视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李存山教授认为,“情感”与“理性”相融是一方面,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其具体表现即“情”与“礼”的矛盾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张力,对于此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儒学的现代化问题是息息相关的。王中江教授则通过梳理先秦儒家的早期文献,指出儒家所说的情感内涵的丰富性,除了一般意义上所强调的道德情感之外,儒家也同样关注形形色色的生活情感问题。

应该说,情感问题不仅仅是儒家特别关切的问题,也同样是中国思想中各家各派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许抗生教授通过魏晋玄学对于相关问题的阐释,提出自己比较认同于“以理化情”。干春松教授则通过儒家提倡仁爱与墨家提倡兼爱之间的争端,提出自己的困惑,即儒家如何化解从亲情之爱到普遍之爱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的疑问在李存山先生对于“父子相隐”问题的阐述中也有所体现。张耀南教授则认为儒家所讲的亲亲、仁民、爱物是一种“大爱”、“大情”,其境界远高于基督教的博爱。

关于蒙培元先生的学术评价与学术定位问题,陈来教授认为,蒙培元先生的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宋明理学的研究,蒙培元先生以《理学的演变》与《理学范畴系统》同张立文先生一起成为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宋明理学研究的主要代表。第二阶段为九十年代的心性论研究,陈来教授指出,心性论问题是港台新儒家普遍关切的一个问题,而在九十年代与之相对照的大陆心性论研究方面,蒙培元先生可以说是唯一的代表或典范。至于此后的第三阶段,陈来教授对有的学者以“情感儒学”加以概括提出疑问,认为“情感儒学”至少不足以完全概括蒙培元先生在此阶段的研究。蒙培元先生此时不仅关切儒学中的情感问题,同时也非常关心中国哲学生态观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在蒙培元先生的阐述中是有内在关联的,而不是孤立隔绝的。陈来教授认为,用“生命儒学”或者“生命-情感儒学”来概括也许更为合适。彭永捷教授则以为,蒙培元先生从早年的宋明理学研究到后来对于情感与理性、生态观问题的阐释,体现了从一个哲学史家向一个哲学家角色转变的自觉。而情感问题、生态问题的提出,则是对中西哲学对话中“以西解中”的传统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摆脱,是中国哲学主体、自我意识提升的进一步表现。陈静教授则指出,蒙培元先生以“情感与理性”为框架解析相关问题,还是有西方哲学从分析入手的影响在其中。

陈战国教授则从蒙培元先生的学术渊源出发,指出蒙培元先生对情感与理性的探讨与他的老师冯友兰先生对情感问题的关切是一脉相承的。陈战国教授首先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新儒学继承的是宋明理学传统中的“心学”一脉,但却富有很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冯友兰-蒙培元”一系虽更多地承传了“理学”一脉,更关切的却是情感问题。陈战国教授认为,冯友兰先生对于儒学中的情感问题的关切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如他以“真情实感”对于孔子的“仁”的诠释即非常具有代表性。蒙培元先生对于情感问题的探讨是对冯友兰先生相关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其间,李泽厚先生关于情感问题的阐释也不能不说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影响。陈战国教授并指出,冯友兰先生以诗化的语言对哲学问题的阐释也是中国情感哲学的最好注脚,并希望蒙培元先生亦能从此一方面继承其师之长。张学智教授则指出,蒙培元先生之关注情感问题,应该说受港台新儒家的影响比较大,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同样把情感问题置于重要的地位,性体、心体、诚体与道体之间的上下贯通就是这一点的集中体现。

也有的学者对于蒙培元先生的相关研究提出商榷性意见。陈明教授在认同蒙培元先生以情感问题概括儒学的核心问题、以情感界定人的存在的同时,对于蒙培元先生从哲学的进路解释儒学表示某种程度的担忧,以为用哲学涵盖儒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一定的偏颇的。

综上所述,与会学者围绕着“儒学中的情感和理性”论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课题,甚至包括对于儒学特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这必将对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阐释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 2008年7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时编辑部略有删节、并略去了各位学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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