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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儒学”的批评 葛安台 此信传杨祖汉先生（并请转吴汝钧先生）、林安梧先生、周博裕先生、FSCPC（李淳玲小姐或FSCPC的朋友可否将此信转给李明辉先生？）、陈明先生、蒋庆先生。——
作者 玉顺先生： 《述神》蒙贵网站采用[1]，您的识量非一般所能及，首先表示感谢。 其次，你说我没有了解你所说的“生活儒学”是什么，那么我愿再作以下的答复，以为说明。 先只简单再指出一点：中国哲学的核心，如果不是全部“中国人所习的哲学”的话，至少是“转化为现代哲学的中国哲理”。 “外国哲学”当然仍须“如其所是”的学习之，讲述之。在熊牟唐之后，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亦步亦趋的复述/演伸/应用。（就此点而言，台湾的李明辉先生最可谓忠实无违而择善“固执”；如果不是“排他”的话，杨祖汉先生亦可称忠实，而现能主持台湾“新儒家”代表刊物。故我们不妨说李先生与杨先生或有点可比拟为阳明门下的钱绪山。只不过，不但完全没有独立运思的能力，而不可能真可称为“钱绪山”，且亦曾说牟宗三对“上帝”是“存而不论”的杨先生现在不知执“著”（平声）什么。自称是新儒家左派的林安梧先生拒绝刊登敝文，故亦不知他在想着些什么。现在他亦已在七月份《鹅湖》推出了他的“后新儒学”规模。他也说他是“生活”儒学。） 二是重新安排时空、数学与逻辑，即所谓的“量论”。这是牟宗三所曾从事、但并未完全成功的，亦是今天讲现象学者不能不自知者。（台湾的吴汝钧先生不能在此方面真正为之，却反而一头走到偏路上去了——此“偏”与王龙溪之偏不同——而自欢喜赞叹。大陆的现象学者则恐怕还不必有吴先生在“创生”与“有/无”问题上的用心/警觉。） 三是彻底明白/分别何为“自然”，何为“精神”，以彻底解决宇宙“体/用”的问题，黑格尔/马克思所留下的问题，[2]
与最终的“创世主/上帝”的问题（这不但是唐君毅“精神/人文”哲学犹待吾人省思的部分，也是熊牟唐三先生如何圆通融和的部分）。 上所说之一是任何人皆可为，亦皆不能不经过。二是我当年所曾想从事而愧不能者（我曾想从王浩先生学点数理逻辑，但他却说“逻辑是末道小技”）。我亦因自认无法有力辩证牟师而不敢立言。我们或可期望中国人现之讲习现象学将来能与数理逻辑结合，而再出一如青年牟宗三的天才而为之。三却是我今已有悟而能明白说出者，而虽然不能从内部建立时空数学与逻辑，却能从外部指点出其真相/定位。有一天若有人真能建立“量论”（中国哲学今后的Holy
Grail），那将是中国哲学完全站立起之一天，但亦无法逾出我今之所说也（即可是牟先生在祭悼唐先生文中所说的“文化意识宇宙”明确具体落实为人所“创/生”的“精神宇宙”，但人之为“创世主”仍不能违于“自然”；而且，人是宇宙“创世主”之观念若不成立——在“宇宙/自然”中“创世”之“人极”——
则即使关于时空数学与逻辑的谜思也不必能真正解决）。
“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虽甚佳，但那是不够的（也服不了现象学者或甚至由海德格所领军的存在主义）。“生活儒学”（不管是海峡那一边的）并没有真正知道牟宗三所说的“创生心”[3]
和“般若共法”是什么（“般若”在台海彼岸沦为“一本光明/同归于道”的“解业”论）。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释老若一时仍难掌握，（黑格尔的）“精神”总应该还能知（至少在敝文出现以后）？（康德是人人皆可不服气，但却不是人人皆可绕过去。胡塞尔/海德格真绕过去了吗？） 附上从今年三月到现在我所写的一些信，希望能有助你进一步了解。我在《述神》一文中原曾称道“生活儒学”和陈明、林安梧与吴汝钧等人与大陆现象学圈的一些见解，但以我从未发表过文章而恐人以为有附丽之嫌（也更担心会使我的中心主旨被转移或误解），而全刪掉了。我衷心期盼大家不论所见为何，能共同为中国的前途思考奋斗，而这个奋斗只能以恢复孔子之为人类至圣/神的地位为最大目标或共同交集。但可惜的是人却各持一见而互相抵消，而之所以如此，也往往是因为人不敢或无法以上所说之共同目标为明揭之共同目标而有以致之，否则大家必非不能彼此包容。（“不与夷狄主中国”的蒋庆先生虽最敢大声明说，可谓最有汉子气，但若不能真有得，即可被视为所谓“原教旨”，或甚至有可能被误会为“义和团”）。今中国摇摇欲起，美日谋之日急，台湾却不识大体而甘为人卒，中国/台湾何去何从？孔老之道不明，“上帝/神道”迷思不破，终是无法与人见真章也。马克思在中国的功过/意义倒底为何？今后如何定位？岂不都仍是问题？愿共思之。 现在，再回到“生活”问题—— 先如此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思在”？ 首先，开门见山的（点出一个小秘密，a
tip）说：我现在附上给你看的几封信，比较是“生活”；你所开列出来的“生活儒学”规模，仍比较是“思在”。 （林先生的“后新儒学”亦只能是转说转远的“思在”哲学，未真正明白什么是“创生心”与“般若共法”故也，故“创生”化为“（存有）X态”，“般若”化为“（道言）解业”，而总名为“一本光明/同归于道”之“道言/解业”论。） “言说/思在”不能只靠你指出它只是“言说/思在”，它就可不只是“言说/思在”了，——
正如“生活”不能只靠你指出它是“生活”，它就真可是“生活”；更如“业”不能只靠你说它是“业”，它就可“解”了，——
否则我早在十余年前就可开始立言了。（除非你开宗明义的说：我今天所说的不是“哲学”，我只是写诗或打禅。但你能或愿如此否？写诗或打禅亦须有写诗或打禅的技巧入路与氛围也。若非在此氛围内，人必可问：你何不去种田算了？）（而我也果然就到餐馆送货切菜去了。） “生活儒学”说中国人并未“失语”，这是对的，亦确是不同于大陆上的“原教旨/义和团”之处。在台湾，则好像比较没有人担心“失语”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台湾人高明之处，而是根本没有人关心或察觉，即使是号称新儒家信徒者也好像没有人察觉此问题之严重：即如果中文日趋概念化而“不知所以然”的话，——
且莫言知不知“返”，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返”的可能，故在“返”（传统）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失语的问题，故中国人今天在“语言”的问题上，亦只能“顺其然”，而不能“违其然”，但是，若只知“顺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话，——
则不只中国人会“失语”，即连全部“哲学”本身（不论东西）亦将永劫不回。中国人（或全部东方人）失语不失语，根本问题还不在西方名相或观念之移植（故“我海他川”之类的说法虽是有觉有警，但这是不够的），而是语言本身概念化的问题。概念化就是西方话语最大的霸权，也是今天世界历史不能逆的方向（除非核战毀灭世界，人类重头来过？但金岳霖岂不已经说了，由“能”到“式”是“道”的方向？人类即使重头来过，能不也是这个方向？）。今天即使有人说“去概念！”，也仍是个“概念”也！这恐怕是连做为一个哲学家的德希达都不见得能或敢明确说出者，——
他如果做为一个普通人或普通文人，能不能感觉到，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他毕竟不懂东方，至少是中国，语文，无从真正体会/对比。（从来布尼茲、叔本华，一直到海德格，西方人亦岂不早已只闻其味而不知其故呢？）西方的文学或艺术也常常反叛“概念”，[4]
血腥的（公私）“政治”亦岂不以“实在”为上。但那仍都只限于“表现/performance”（其实也就是“生活”！），一渉及“理论”，则还是乖乖回到“概念”的牢笼。在康德、黑格尔已笼罩一切的智思之后，叔本华、齐克果、尼采又挣扎些什么呢？（一个微小的建议：现之凡说“生活”者，Rudiger
Safranski的三本传记《叔本华》《海德格》《尼采》可找来看看，若无兴趣全看，只要挑其中有关康德、黑格尔的部分看亦可，看他们如何用“生活”——
或名“意志”，或名“实存”，或名“超人”——
来抵抗康德、黑格尔（与胡塞尔）的天罗地网？“生活儒学”不经过“般若共法”对“概念/思在”“荡相/遣执”的“生活”，就已超过此三人的“生活”？甚至康德、黑格尔的“思在”？——
胡塞尔的“意向性”亦岂脱得出“思在”？）（不要小看这种传记，那不是一般蛋头学者写得出来的。）（在海德格所谓的“实存”之外，岂不还有个已懂得“闭嘴”的维根斯坦呢？） 我在十几年前就说，中国语文“在作用中定义/思在”，西方语文“在定义/思在中作用”。而我却还是不敢说话。“生活儒学”无论如何操作“生活”，能高出此一说否？人也不能永远只是互相跟贴或到处演讲吧？（如果一辈子做此事，则或可算是打破“思在”而真“生活”，——
也就是上所说的“表现/performance”，——
但此与今日所谓“哲学”何干？宋明儒学大部分都是在互相讲论中弄出来的，但今日是此环境否？1986年我初读《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现象学》时就曾对王浩说，这些话语都是宋明儒心灵才说得出的话语。王浩虽然不懂，但亦未有任何反驳。现在讲儒学与现象学者或许懂，故或许现在应有人出来大声疾呼：“回到宋明生活！”？但恐怕又会有人说：“回到先秦生活！”呢？不是有人去找更古老更神秘原始的“巫史传统”去了吗？）（今天西方林林总总的“New
Age”、“Inspirationals”、“Mental
Gurus”不都也是“生活”吗？而且往往还真能是“直指人心”的“生活”呢？这虽然是西方一直都有的“神秘主义”暗流，——
其实也就是西方“萨蛮”！——
不是今日才有，但现所谓的“后现代”呢？不也是想要跳脱“思在/理性/概念”？不也是“多彩多姿”的“生活”吗？“生活儒学”何不干脆与“后现代”挂钩呢？不是更多“趣味”？台湾的“后新”、“后牟”者不也在此用心吗？故“生活儒学”又更有何高呢？）（一个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能让中国的哲学家们如此心折，好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张先生亦不朽矣，可入儒门四科之列。）（“生活儒学”之“生活”若不经过“般若共法”和“创生心”，有一天人或会将其与Georg
Simmel——此公与胡塞尔是同辈，亦相往来——的“生命/生活哲学”相比附。那也是无所不包的前于“存在”的“生活”。） （你与人的辩论亦未成功：虽然你实有高于其之见——到现在居然还有人说什么中国没有形上学，这种人旧称“一阐提”，现或只能称为不认识中国字[5]的中国人，连西方人亦必知的“经”（宗/教/教化）“论”（哲学/理论）之别都不知道，所以竟还有什么“大钞票”与“小零钱”的谬论。这也就是仍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河殇”的那类人——但你并说不出来也。一直强调“生活先在”也只是同语反复而已。你总不能永远说人不知你所说的“生活”是什么吧？）（“失败”亦不一定不好，象山与朱子辩“太极”是彻底的失败，而且败得很不好看，但这无妨象山之伟岸。）（“生活儒学”对“良知”与“良能”的解析固甚佳，但在今日“哲学”必不能不以概念语言为之的情况下，若不先经过“般若共法”则必不能达到“创生心”的地步，因此也必不能达到象山的地步，更不要说评点象山为“粗些”的阳明，何况竟然还有什么“生活”先在于“道德”的说法，对“道德”的原始义真了解了吗？岂不落回“唯气”或“唯物”的“生活”呢？“生活儒学”能以此而高过“道言论”否？） 不论是“儒学”或“哲学”或“生活”，也都不是“请客吃饭”也，更不会是“开会/发表论文”，不论你叫它是“生活”，或“思辩”，或任何什么名堂。 因此，若不能明白对话（“各自表述”虽还只是初步，但亦已不容易了，在此向你致敬），“生活”什么呢？二千多年前，“造次/颠沛”，“与点”，“唯诺”，就已是最高之“生活”了，宋明儒者之师友往来（讲友/学侣/家学/同调/共参/一传二传三传……）就已是最高的哲思生活或文/化生活了。我现在仍认为那是人类最高境界的宗教/哲学“生活”，——
化“五经”之“宗/教”为“四书”之“学/论”，以“四书”为主脑，以“五经”为本体，但二者仍是一体，而相出入/互证[6]——不能回到那种世界，能谈什么“生活”？柏拉图哲学以对话方式呈现（此可称为Dia-Logism，以别于黑格尔完全思在的Pan-Logism），不也已是“生活”？今日在哲学上，在纸上（就算在“网上”好了，更即时一点，更virtual一点？），说“生活”，还真有什么新意吗？至少/何况，在熊牟唐之后？何况，最后还是得去“说”它呢？（维根斯坦为什么不大喜欢说话呢？为什么叫人“Don’t
try to improve the world, just improve yourself”呢？与维根斯坦比较起来，同庚同语的海德格还真是个菲力士汀人！讲了一大堆的海德格与讲得不算多的维根斯坦，那个比较“失语”？甚至“失格”？牟宗三岂不懂海德格？但他为何还是较钟情于维根斯坦？并不只因早年是数理逻辑出身也！牟宗三中年后抽不出时间去好好读海德格？实是一眼即已看穿其极限也——故至写《圆善论》时仍判之为“头出头没，纠缠不已”——
全部的存在/实存主义高不过牟宗三的一篇《文殊问疾》，那就已是牟宗三对海德格的总答复也！今天讲存在/实存主义者谁写得出一篇那样的文字？） 牟宗三哲学在“创生心/般若共法”“无执/圆善”之后还得去说个所谓“分别说/非分别说”，以“再”破“思/在”（“再”字吃紧）——“创生心”“般若共法”其实就已破过一次了——这是比康德用“判断”（其实就是想要“生活”！）来连接“现象”与“物自身”更彻底者（此二者都仍是在“思在”中的东西！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到“判断力批判”，就是一步步走向“生活”的过程，但结果能不仍是“思在”吗？否则，仍须要有个黑格尔、马克思、存在主义等等吗？），“生活儒学”的立足点已高过于此？一不用说“创生”，二不用说“般若”，三不用思考/安排“背反”的问题、“无限”的问题等等，就能打破“思/在”？就解决了“坎陷”问题？就能“生/活”起来了吗？以批判康德起家的“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不也早就是“生活”了吗？现在所谓的“存有x态”、“纯粹力动”、“政治外王”、“即用见体”、“巫史传统”等等，不也都自以为能解决“坎陷”问题吗？不也都是“生活”吗？不也都是“实存”吗？那么，谁又是“原教旨’呢？“生活儒学”岂能不也有一分吗？（真的有比蒋庆或上述任何论说更不“原教旨”吗？更能“生活”吗？） 引进原就比较不在“生/活”传统之中的、无论如何都难以在“思/在”传统之外的外人之说，才能/就能/反而能起死回“生”？中国人固然并未/尚未“失语”，但是，所谓东方人“西化”或“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向洋大人学“概念化说话儿”的过程，这就像过去乡下人进城，必须学着城里人说话，才能生存。（去看看牟宗三在《五十自述》第一章中所提到者。）“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博士们到海外去取得一张“概念化说话”的资格证书，回来教同胞们概念化说话的过程。洋博士们教土博士们，土博士们又教土硕士们，土硕士们又教土学士们……这就是“失语”的过程！尚未至其尽头罢了。（故胡适一类人物在此方面之顺时开新固然无过而能领风骚，但在抑制传统话语上之无识霸道，则真是罪大恶极，不负其名。退之文起八代之衰，适之文定几代之衰？胡氏亦不朽也。）从清末民初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 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到胡塞尔的《意典》不过就106年（那大致就是严复的《穆勒名学》到现在的时间，但西方哲学在那百年内已出入云水几度身？）—— 唯一懂得什么叫“概念化说话儿”的是谁？唯一知道什么是或不是“比较哲学”的是谁？曰：一个只从山东到北京求学的土老儿牟宗三也！（现在现象学的方家们将《Ideen》译为《观念》，“观”什么“念”呢？观理念？观意念？观概念？还是观观念？不如说“观世音”“观自在菩萨”算了，还让人知道在说些什么。真将胡塞尔别立于柏拉图传统之外了吗？真的就能不“本质论”了吗？）“生活”固然甚佳，但跳脱得了“概念化”的牢笼？韦伯之类的西方思想者，愈说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