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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

肖娅曼 

巴蜀书社 2006年版

 

  

 

第一节  对“是”的讨论的回顾

 

自王力1937年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4] 中提出关于汉语系词“是”产生的时代及其形成原因的观点以来,这一问题就一直是我国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对系词“是”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除“文革”时期中断外,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热烈争论一直经久不衰。参与讨论的学者范围之广,发表论文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是语言学史上罕见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系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第二,“是”演变为系词的原因。第一个问题是描写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解释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重心主要是在描写上:系词“是”产生于何时?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已经开始出现讨论重心向解释转移的倾向,例如2001年底出版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5] 一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从语法层面专门解释“系词‘是’产生的机制”问题,从某种程度反映了这种倾向。

本论文将以描写作基础,而以解释为目的,也就是力图以大量完整的材料作为基础,从形式分析入手,最终从语义根据上对“是”发展为系词的问题作出圆满自洽的解释。

过去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的讨论,是建立在“判断词‘是’是从指示代词‘是’发展而来的”这个前提上的。这个前提是1937年王力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中提出的。虽然对系词“是”的来源有不同看法,但语言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王力的这个意见,因此,所谓关于判断词“是”产生时代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是”是在什么时代从指代词变成系词的论争。在这一问题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为“一世纪说”,以王力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系词“是”出现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6] 第二种是“汉初说”,以洪诚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是’之成为系词起于汉初,在纪元前一百几十年。”[7] 第三种是“先秦说”。“先秦说”的具体意见又很不同,持这一观点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系词“是”产生于战国时代;也有人认为“应该上推到《诗经》时代”甚至《尚书》时代。[8] 这三种意见,后来归并为两种:一为“汉代”说,一为“先秦”说。这两种意见长期争论,至今没有结果,原因主要是在对先秦的用例的看法上有分歧。

关于系词“是”的形成原因的问题,可以分作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系词“是”是由什么词演变而来?这是来源问题;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演变?这是演变的根据问题;三、怎样演变的?这是演变过程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在来源问题上,可归纳为几种观点:

第一种可称为“代词说”,以王力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是’字是由指示代词发展为系词的”。[9] 代词说中,洪诚和林序达的看法与王力的又有所不同。洪诚认为,虽然“‘是’之成为系词,是由代词变来的,这话极正确”,但演变为系词的“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肯定的意义”。[10] 在指代词“是”表示肯定的问题上,林序达说:“指示代词‘是’之可以具有确认或肯定作用,事理完全可通。因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11] 这就是说,判断词“是”的肯定作用或确认作用来源于形容词“是”,形容词“是”的确认和肯定作用又来源于指代词“是”,因而判断词“是”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指代词“是”。第二种可称为“非代词说”,洪心衡、洪成玉等持这种观点。[12] 这种观点不认为判断词“是”来源于指代词“是”,而认为判断词“是”是从对事物表示肯定、确认的形容词或副词“是”演变而来的。这种观点把形容词“是”与指代词“是”看作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词(这与上面林序达的观点不同)。第三种可称为“不变说”,任学良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三千年以来,判断词‘是’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是”原本就是系词,不存在演变问题。[13]

“不变说”基本没人赞同,因为它明显不符合语言事实;“非代词说”因为否认“是”的显而易见的复指作用,因而也不能被接受;于是,语言学界的绝大多数人持代词说,代词说被认为是“定论”。

关于“是”演变为判断词的根据问题,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最复杂的问题。仅就已经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的一些观点来看,基本上有外因说和内因说两种。具体表现为下面几种观点:

外因说

第一是“位置说”,由王力提出。他说:“‘是’字经常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这样就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14] 位置说完全从语法环境考虑,不考虑语义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外因说。

新近冯胜利将“位置说”具体解释为“变位”,他认为上古判断句主谓之间有一个停顿(按:指系词的空位),“是”原本处于主语位置,即[S/s--停顿-谓语]语境,随着“是”的指代功能弱化,副词开始出现在“是”前,把“‘是’从主语位置推进停顿位置,‘是’跟停顿融合,开始失去它的复指功能”,进而完成向系词的演变。[15]

第二是“同形影响说”。郭锡良、向熹认为:“从句法结构来说,系词‘是’是由表复指的指示代词演变来的,这是这一语法演变事实的基本方面;而从词汇意义上来说,它是受了形容词‘是’的影响,这是促使它由指示代词转变成系词的又一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是”演变为系词的主要原因是外在的句法形式方面的,即使有语义方面的因素,这因素也是外在的,而非自身内在因素。所以,这实质上还是一种外因说。[16]

第三是“类推说”,是石毓智、李讷提出的。他们根据语法化理论,认为汉语语序自古就是SVO(主+动+宾)型,上古“是”判断句形式为“话题+是+说明”,即“S是O”,这与汉语占绝大多数的动词句SVO形式相违,因此,判断句式中间的名词性“是”(主语)被动词句的V类推为V,判断词“是”因此产生。[17] 这种观点显然也是一种外因说。

内因说

第四是“语义说”,由洪成玉提出。他说:上古“形容词‘是’的意义,是对事物表示肯定”,“同它相对的是‘非’”;“判断词‘是’的意义,是对事物表示确认”,“同它相对的也是‘非’”。“判断词‘是’和形容词‘是’由于在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方面都十分相近,从形容词‘是’逐渐产生出判断词性质的‘是’,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18] 语义说从词与词的语义联系着眼,是一种内因说。

第五是“内外因说”。这种观点主张“是”演变为判断词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共同造成的。首先提出内外因说的是洪诚,他在《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中说:“代词总归是代词,‘是’之由代词变成系词,自有它本身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他认为“‘是’之成为系词,是由代词变来的,这话极正确”,但“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示肯定的意义”,这是“是”演变为判断词的内因。洪诚没有明确指出“是”演变为判断词的外因,从全文看,外因似乎为“是”不同于“此”“斯”的语法功能,而这不同的语法功能又是由“是”的语义上有表示肯定这一内因决定的。因此,内外因说归根结底是内因说。这是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不过,洪诚没有说明指代词“是”表示肯定的意义从何而来,人们可以问:假如这种肯定意义是指代词“是”本身就自带的,那么,我们过去仅仅称“是”为指代词是否全面准确?假如这种肯定意义是指代词“是”在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那么,指代词“是”又怎么会产生出肯定意义来?这些关键问题,洪文没有论及。

在判断词“是”的成因问题上,林序达与洪诚的观点基本相同。林序达在《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说:“先秦指示代词‘是’,跟它的同义词‘此’‘斯’有区别,它除了主要的指代作用外,还有一定的确认作用”,判断词“是”是由于指代作用“逐步虚化”,确认作用逐渐“显露”而来。至于指代词“是”的确认作用,则来源于形容词“是”。不过,林先生又认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这样循环了一圈,实际上最终还是认为“是”的确认肯定意义来源于指代词“是”。这样,林序达先生面临与洪诚先生相同的问题:指代与确认或肯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同样是指代词,“是”能发展出确认、肯定作用,“此”“斯”“兹”却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意义用法?因此,洪、林二位先生的内因说是一种不彻底的内因说。

概括起来,在判断词“是”的成因问题上,外因说与内因说的区别在于:外因说着眼于从语法角度解释,而内因说则着眼于从语义角度解释。但双方又存在着共同之点:(1)他们都持单性论的观点,也就是说,就每一个具体的判断句句首的“是”而言,这个“是”只能是:要么表示复指,要么表示肯定确认,要么表示判断;要么是指代词,要么是形容词,要么是判断词;总之,同一个“是”的性质非此即彼,不可能同时既是此又是彼(虽然洪诚、林序达指出“是”不是纯粹指代词,但落实到具体的“是”上,仍持单性论)。(2)并且归根到底,他们都认为“是”最初都是从单纯的指代词发展而来的。

外因说由于具有某种可验证性,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内因说由于无法证明指代词“是”与形容词“是”在语义语法上的相互关系,很少有人赞同。

无论外因说还是内因说,都以系词“是”的来源观为基础,因此,关于“是”的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系词“是”的来源问题。由于系词“是”来源于指代词“是”的观点从一开始基本上成为“定论”,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便归结于指代词“是”发展为判断词“是”的时代问题。由于对“是”的具体例证究竟是指代词还是判断词的看法不同,结果在判断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上争论长达半个世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正如郭锡良先生所说,近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进展。[19]

注释

[4] 王力《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载《清华学报》12卷第1期1937年。

[5] 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第二章“判断词‘是’产生的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353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1937年,王力先生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中提出:“是”作为系词是东晋六朝出现的。后接受洪诚先生意见,在《汉语史稿》中修改为“公元一世纪前后”。

[7] 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载《语言研究》,1957年第2期。

[8] 赵立哲《再论先秦时代的系词“是”及其发展——兼以请教于王力先生》,载《辽宁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徐德庵《上古汉语中的系词问题》,载《西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9]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353页;《汉语语法史》,第19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0] 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

[11] 林序达《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洪心衡等先生商榷》,《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12] 洪心衡《〈孟子〉里的“是”字研究》,载《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洪成玉《判断词“是”的来源——与王力先生商榷》,载《河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3] 任学良《判断词“是”见于先秦说》,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14]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353页。

[15] 冯胜利《古汉语判断句中的系词》,载《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16] 郭锡良《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向熹:《简明汉语史》(下),第147-14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陈宝勤将“同形影响说”具体解释为“误识”,认为:“由于指示代词‘是’作谓语的判断句与形容词‘是’作谓语的肯定句句式相同,均为‘名+是’;语义相近,均为对主语的肯定。故在作谓语的形容词‘是’的影响下,人们就将作判断谓语的指示代词‘是’理解为表示判断的系词‘是’了。 ”(陈宝勤:《汉语造词研究》,第16页,巴蜀书社,2002年)但问题是,将指代词“是”误识为表示判断的系词“是”要以已经存在判断词“是”为前提,如果判断词“是”尚且不存在,怎么可能将指代词“是”误识为判断词“是”?

[17] 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第二章“判断词‘是’产生的机制”。

[18] 洪成玉《判断词“是”的来源——与王力先生商榷》。

[19] 郭锡良《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