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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

肖娅曼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一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可能由以下四个因素造成:一是材料的缺乏,二是研究力量不足,三是提问的方式不对,四是研究的方法不当。显然,“是”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不是材料缺乏的问题。“是”大约产生于殷周之际,从那一时代起,大量文献资料保存完好,这是我国汉语言学家最值得骄傲的一点。“是”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也不是由于研究力量不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语言工作者对“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很多学者参与了“是”问题的论争,著名语言学家更是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说,罕有语言问题吸引过如此众多的语言研究者。既然“是”的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不在材料和研究力量上,我们就应该考虑提问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两个因素了。

四个因素中,提问方式的问题最重要,但也最隐蔽,最不容易为人察觉。如果提问的方式不对,那么一开始就会把整个研究引上错误的方向。如上所述,目前的提问方式是:指代词“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变成判断词‘是’的?这种提问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1]:指代词“是”和判断词“是”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预设本身就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同样,如果我们问:判断词“是”是由指代词、还是由形容词演变来的?这种提问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确认、肯定的“是”,是语音相同、但语义上没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词。但这也是一个未知的尚待探索的问题。实际上,迄今为止,关于判断词“是”的产生时间、来源以及成因等问题的讨论,都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上:指代“是”、判断“是”、形容“是”是三个不同的词。这个预设本身不仅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甚至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2],就被我们不假思索地作为研究“是”问题的基础。可是,这个基础是否可靠,并非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从语法上看,判断“是”与指代“是”有直接关系;从语义上看,判断“是”又与表示肯定的形容“是”有密切联系,即:

指代“是”     形容“是”

语法 \     / 语义

 系词“是”

如果说指代“是”与形容“是”是两个不同的词,系词“是”怎么会与它们有这种奇特的联系?如果说系词“是”由指代词发展而来,系词“是”的确认义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系词“是”由形容词发展而来,怎么解释系词的前身总是处于句首主语的位置?以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预设作基础,结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却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几十年不能取得进展。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判定:这一预设既然没有加以论证,那么显然,它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假如它是错误的,我们半个世纪之久的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应该问一问:

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判断的“是”究竟是两个不同的词,还是一个词?

表示判断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究竟是两个不同的词,还是一个词?

表示判断的“是”、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究竟是三个不同的词,还是同一个词?

只有对上面的三大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判断词“是”的产生时代、来源及成因等问题的研究,才有可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现有提问方式下所存在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问题,都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是关于判断词“是”来源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代词说”所存在的问题。一个指示代词为什么会变成判断词?这一问题不是问的指代词“是”是怎么变成判断词“是”的,这是一个机制或方式问题;我们问的是指代词“是”变成判断词“是”的理据。根据语法化理论[3],一个词汇词演变为一个语法词,其必要条件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语义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甲词语法化为乙词,甲词乙词之间必然有语义联系。那么,表示指代的指代词“是”和表示确认的判断词“是”有什么语义联系?词义的派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引申或比喻。引申义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比喻义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可是判断词“是”与近指代词“是”之间在语义上既无相关性,又无相似性,从词义发展方面无法解释。正如蒋绍愚所说:“指示代词‘是’和判断词的‘是’在词义上是没有关系的。”[4] 如果指代词“是”和判断词“是”两个词语义上没有联系,就像名词矢的之“的”不可能变成结构助词“的”一样,指代词“是”怎么可能变成判断词“是”?

在判断词“是”的研究上,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任何一个词语的发展演变,我国语言学界从来都要从语义上探究其发展孳乳的关系,惟独对判断词“是”,学者们(包括著名语言学家)却没有这样做。除个别语言学家表现出对此有所觉察外,绝大多数人或没有意识到或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动词“刻”和时间名词“刻”,在没有找到“漏刻”这个中介前,如果有谁说时刻之“刻”是从雕刻之“刻”发展而来,学者们会认为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在任何语言研究中都被视为必有的理据标准,在判断词“是”的研究上被抛弃了或者被忽略了呢?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对汉语史上的其他语法词,我们都给予了语义上的解释,比如,动态助词“着”、“了”、“过”,介词“把”“被”,它们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对这些语法词的研究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语义相关性的论证。唯独对汉语最重要的语法词——系词的研究,我们却没有进行这种语义相关性的考察。事实上,语义与语法位置、语法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任何一个词的语法位置或语法功能都是由这个词的语义决定的,词义是本,语法功能或语法位置则是末,都是词义的体现方式。目前对“是” 的研究是本末倒置的、至少是缺失了重要环节的,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缺乏可靠性。因此,在这种不可靠的基础上争论哪些“是”为判断词,哪些“是”为指代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便承认近指代词发展为判断词不存在语义根据问题,这就是说,近指代词都有可能发展为判断词,那么,上古有“兹”“斯”“之”“此”“是”一组近指代词,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他指代词发展成判断词?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用形式主义的“位置说”来解释,说是因为有利的语法位置使“是”变成了判断词,那么,就会引出第三个问题:上古“此”也可以不用系词而直接构成判断句,即“此”与“是”可处于同一语法位置,“此”为什么没有变成判断词,“是”却变成了判断词?与此类似的“类推说”,认为汉语占主导地位的SVO(主++宾)语序,将处于“SO”(话题+主+宾)语序中的代词主语“是”,类推为了动词V,这种解释也会引出同样的问题:“此”与“是”可处于同一语法位置,为什么“此”没有被“类推”为动词V,而“是”却被“类推”为V了?“变位”解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的指代功能会弱化,“此”的指代功能却没有弱化;为什么“是”前可以出现副词,“此”前就不能出现副词?

“位置说”还会引出第四个问题:如果语法“位置”是决定因素,那么上古“为”和“乃”不仅本来就有判断功能,而且本来就处于系词位置,为什么语法位置更为有利的“为”和“乃”没有发展为判断词,“是”却发展成了判断词?

对这一问题,如果用形容词“是”的“影响说”来解释,就会引出第五个问题:如果上古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本身在语义上毫无关系,就像燃烧的“然”不能影响然诺的“然”一样,表示肯定的“是”又怎么可能影响表示指代的“是”呢?

上面的问题还会引出更使人困惑的第六个问题:“非”被认为与表示肯定的形容词“是”是一对反义词,可是,“非”却很少作为形容词“是”的对立面出现,而主要是作为所谓指代词“是”的对立面出现,“非”主要用于表示否定判断,而所谓指代词“是”则主要用作肯定判断。为什么表示否定的“非”实际上主要不是与表示肯定的“是”、而是与表示指代的“是”在判断上形成对立呢?

这个问题还会引出第七个问题:大量调查显示,所谓近指代词“是”与上古所有的其他近指代词非常不同,上古近指代词“兹”“斯”“之”“此”要么很少、要么根本不能直接构成判断句,惟独“是”却主要被用来直接构成判断句。这是为什么?这种构成判断句的“是”难道真的与“兹”“斯”“之”“此”一样为纯粹的近指代词吗?

这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现象,其实都指向一个相同的问题:所谓表示指代的“是”、表示判断的“是”、表示肯定的“是”,它们到底是三个不同的词,还是同一个词?显然,这是解决上述一系列疑难问题的基础。本论文这种提问方式,就是对过去讨论“是”问题的基础的发问。如果能对这一基础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至少可以明白“是”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而不会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以至耗费几十年时间而没有进展。

注释

    [1] 预设(presupposition)是语义学、语用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意指在话语中作为不言而喻的信念接受下来的前提条件(conditions)。

[2] 虽然林序达先生在《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中提到:“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系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但也仅仅是提到而已。

    [3] 语法化理论(grammaticalization)是研究新兴语法手段产生的条件和过程的理论,在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主要代表著作有: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u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pper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Grammticaliz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蒋绍愚《关于古汉语词义的一些问题》,第187页,《词汇学论文汇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